安全管理的新观念与老观念

事故或错误的老观念。如果发生工伤事故,多数人的直接反应是问“员工是否遵守或违反标准作业程序,JSA(Job Safety Analysis工作安全分析)有没有识别危害?”整改经常是“更新标准作业程序,或重新提供培训”。企业普遍会认为是员工违规,造成事故或错误的发生,但从来没有想过,如果换一个员工在当时的场景,是否也会发生同样的事故或错误。HOP(人与组织安全绩效,简称HOP)以新的安全观念来看待员工造成的事故或错误。     

论房地产消费外部性问题的经济法规制

我国房地产消费中存在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前者表现为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和带动以房地产为中心的上下游产业发展,后者表现为以小区环境污染为主的环境负外部性和以房地产泡沫为主的市场负外部性。经济法规制房地产消费外部性问题,需要寻找多元化路径。首先,需要发挥政府规制房地产消费外部性方面的作用,如通过提供保障性住房、税收减免和实施消费限制政策的方式来规制房地产消费中存在的外部性。其次,需要重构房地产消费者的权利义务关系,通过负担房地产消费者环境义务和尊重社会公序良俗义务,以及赋予房地产消费者补偿权利来实现。再次,需要发挥社会中间层力量,通过宣传教育、规划设计、限制贷款和设置信用黑名单等方式来规制房地产消费中存在的外部性。最后,需要正视经济法中的软法属性,政府、社会中间层和市场三重主体都能运用软法规范来规制房地产消费的外部性问题。     

河南省大气污染防治绩效分析

本文从MODIS数据的气溶胶光学厚度反演为理论出发,以河南省近期某一时段下的大气质量为研究对象,论证了反演手段与地面实测数据的契合性和大气遥感监测在大范围时空区域内的优越性和不可替代性;同时结合地面实测数据对河南省AOD空气质量监测做了研究分析,探讨了大气污染专项防治专项的绩效成果并对其影响因素做了进一步分析。在环境问题日益迫切和国民环保意识越发迫切的当下,大气遥感监测势必将会在环保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     

政策与法律双重维度下生态补偿的法理溯源与制度重构北大核心CSCDCSSCI

目前中国生态补偿实践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在部分领域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其法理研究比较薄弱,主要表现为对政策和法律层面运行逻辑的混淆,公法原理与私法原理的杂糅。生态补偿政策与法律均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和正当性。本文基于这一思路分析了政策和法律视角的生态补偿制度现状与原理,并以公法和私法原理解释其制度逻辑,从而探寻法理基础。生态补偿政策的异化根源于传统国家治理体制,目前以“项目制”行政拨款和治理方式为基础,地方将中央拨付的补偿资金用于环境治理后收到环境保护实效的同时,消解了中央拨付资金的意图。在法律层面,生态补偿并未产生规制行政权力以及调节私人利益的制度效果,导致法律调节长期被政策所主导,处于“失语”状态。生态补偿的法理探讨应当区分公法规制与私法调节的范围,在公法层面确定规制行政权力的基本理念,拓展行政补偿的理念与实体制度范围,并将其应用到生态补偿法律制度的构建中;私法层面,应当在遵守公法设立的管制性规范的前提下,承认一定良好程度的生态环境的经济价值和可交易性,进一步发掘合同法、物权法以调节个体环境利益的制度空间。在生态补偿制度的完善方面,政策层面的生态补偿应在明确事权划分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掘地方或区域环境协同治理的空间,法律层面应以立法为核心,行政补偿进一步精细化,私法相关制度应体现“绿色”理念。政策与法律双重维度的生态补偿制度各自发挥功能,避免出现互相交织的局面,同时也为正在推进的《生态补偿条例》的制定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撑。     

环境规制、空间溢出与城市大气污染——以关中地区为例

基于2001-2016年关中地区城市面板数据,构建空间杜宾模型,识别城市大气污染治理成效。研究表明,关中地区PM2.5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周边城市PM2.5浓度升高将加剧中心城市的大气污染状况;关中地区环境规制对本地大气污染的减排效应以及地区间“逐顶竞争”的空间联动效应不足以抵消城市人口、能源结构以及城市交通等社会经济因素对城市PM2.5排放的促进效应,并且工业发展、城市交通使得关中地区城市之间存在跨界污染“转移效应”,不利于区域整体大气质量改善。落实区域大气污染协同治理机制、做好区域内城市经济、产业以及交通的协同发展规划,提升“逐顶竞争”空间联动效应、规避跨地区污染“转移效应”才能进一步提升大气污染联防联控的成效。     

基于农户视角的秸秆机械化 还田服务绩效评价及其障碍因子诊断——来自冀、鲁、皖、鄂四省的调查

农户是秸秆机械化还田服务的直接受益者,从农户视角来评价秸秆还田服务绩效水平,并诊断其可能的障碍因子,可为提高秸秆还田服务绩效提供决策依据。从秸秆还田服务过程和秸秆还田服务结果两个阶段、农户经济人属性和社会人属性两个方面构建秸秆机械化还田服务绩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基于熵权改进的TOPSIS法和障碍度模型,通过对冀、鲁、皖、鄂四省农户的问卷调查,评价秸秆机械化还田服务绩效水平及障碍因子。结果显示：山东省秸秆机械化还田服务绩效水平为“优秀”,河北省的绩效水平“一般”,湖北省和安徽省绩效水平“较差”。秸秆机械化还田服务绩效水平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农户对秸秆机械化还田结果的评价,其次是还田过程阶段的评价;影响秸秆机械化还田服务绩效水平的主要因子为还田服务后社会发展情况、耕地病虫害情况、还田政策补贴及还田后耕地熵情的评价。为此,提高秸秆机械化还田服务的绩效水平,加强对秸秆机械化还田服务的宣传推广,积极完善秸秆机械化还田补贴等政策措施,提高还田后配套化设施及服务供给,应是当前政策关注的重心。     

区域龙头企业对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影响研究

当政府基于公共利益对企业实施规制,政府所代表的公共利益与龙头企业的经济利益冲突时,政府的规制行为与规制效率是否会受龙头企业影响?已有的研究较少涉及这一公共管理的重要问题。本研究从环境规制视角出发,基于1999—2013年的中国31个省级层面的面板数据,结合工业企业数据库微观数据,在省级层面实证检验了当存在利益冲突和规制能力约束时,区域环境规制水平是否会受到龙头企业以规模衡量的能力影响;如是,其方向和机制又是什么。本文研究发现:(1)龙头企业规模越大,区域环境规制水平越严格;(2)龙头企业规模对区域环境规制的影响主要通过两种路径实现,一是龙头企业所在行业的区域经济地位,行业的区域经济地位越重要,越容易引来政府的环境规制关注;二是龙头企业在所在行业的经济地位,某企业在行业的比重越高,越容易引来政府的环境规制关注;(3)龙头企业规模与区域环境规制水平间关系是政府有限环境规制能力有效运用的结果,当政府规制能力不足时,政府在规制中会"抓大放小",重点加强对龙头企业的环境规制;随着政府规制能力上升,企业规模与区域环境规制水平的正相关关系不仅回归系数会逐步下降,而且会在统计上不再显著;最终,当政府掌握充分的环境规制能力后,企业的规模可能会在降低区域环境规制水平上发挥一定作用。本文的研究结果证实当政府与企业存在利益博弈时,政府的利益首先得到满足,仅当政府的利益得到满足后,企业才可能利用其实力影响政府规制以获取规制利益最大化。本文的研究一方面消除了"政商勾结"污染环境的忧虑,另一方面也提示要严格限制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利益诉求范围。     

中美燃煤火电厂空气污染物排放标准比较研究

本文对中美燃煤火电厂国家行业排放标准的内容设置、限值形式、监测、记录和报告规定,以及固定源排污许可证中如何执行排放标准进行了比较。相对于美国,中国燃煤火电厂国家行业排放标准文本内容过于简略,限值形式设置单一,主要采用全国统一的浓度限值而不是采用绩效限值;浓度限值的制定基于部分样本源而不是全部源的数据,很难体现行业的排放控制技术水平;达标判据不科学,也过于严格,小时均值的考核方式影响了火电厂的生产安排;排放标准中监测配套规定单薄,与环境监测的一般规定衔接性不佳,针对性差;记录和报告要求缺位,不能满足排污许可证管理的需求。建议参照美国行业排放标准的内容形式,排放限值采用绩效限值形式,并规定长平均周期的考核要求,将与之配套的监测、记录和报告要求纳入排放标准,以满足固定源排污许可证制度的需求。     

沿海城市经济发展绩效时空格局演变研究——以环渤海地区为例CSSCI

构建包括经济运行、社会运行、信息化运行、物质资源运行四个子系统在内的沿海城市经济发展绩效测度指标体系,运用PROMETHEE模型从时间与空间两个角度评价了环渤海地区17个沿海城市2003—2014年间的经济发展绩效。结果表明:从区域层面看,环渤海沿海城市经济发展虽然还存在两极分化现象,但总体上绝对差距和分异趋势都显著减小,发展趋于均衡。各省间的经济运行绩效、信息化运行绩效呈差异缩小趋势,而社会运行绩效、物质资源运行绩效的差异不断扩大。     

云南省环境绩效评估指标体系构建

环境绩效评估是一种有助于将环境绩效纳入政府政绩考核内容的环境管理手段.本文对环境绩效评估指标体系构建方法与原则进行了探讨,并将上述理论应用于云南省,初步构建了云南省环境绩效评估指标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