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压力-状态-响应”模型的江苏省环境绩效评估研究

环境绩效评估通过量化环境管理效果和分析环境管理中的不足,为改善环境管理水平提供依据。本研究依据压力-状态-响应(PSR)模型和主题框架法构建了包括环境效率、环境质量、环境治理3个二级指标和15个三级指标的市级环境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并运用目标渐进法和均权法计算了江苏省13个地级2015年的环境绩效指数。结果显示,江苏省各地级市综合环境绩效指数分布在58.41(连云港市)~74.98(苏州市)之间,且与经济发展水平正相关。从空间分布来看,位于苏中地区的城市综合环境绩效多为良好,苏南和苏北各地之间的绩效差距较大;在二级指标中,苏南环境效率和环境治理绩效相对较好,苏中环境效率和环境质量绩效较好,苏北环境质量绩效较好。此外,本研究认为三级指标中的单位GDP用水量、空气质量达良好以上天数、工业用水重复利用率、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利用率以及秸秆综合利用率等是主要的限制性指标。     

强“波特假说”存在产业异质性吗?——基于产业碳密集程度细分的视角

强"波特假说"认为严格而恰当的环境规制政策将使企业的生产效率呈现先降后升的趋势,为验证强"波特假说"及其产业异质性,首先建立产业碳密集指数,将工业部门36个细分行业划分为高碳密集产业、中碳密集产业和低碳密集产业;接着运用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2003—2014年细分行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系统"GMM"估计方法验证三个细分行业的环境规制强度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第一,样本期间内,高碳密集产业的环境规制强度远远高于中低碳密集产业,这表明高碳密集产业一直是产业节能减排的重点对象,而碳排放情况较为严重的中碳密集产业则为"被遗忘的角落";第二,强"波特假说"在工业部门内存在产业异质性,高碳密集产业和中碳密集产业的环境规制强度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U"型关系,而在低碳密集产业中两者则呈倒"U"型关系;第三,相对于高碳密集产业,中碳密集产业因环境规制强度较容易跨越"U"型拐点而具有较大的减排空间,低碳密集产业在达到"U"型拐点之前,环境规制为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动力。本文研究结论蕴含如下的政策建议:根据产业的碳密集程度实施针对性的环境规制政策,持续加强中碳密集产业的环境规制力度,适度加强低碳密集产业的环境规制强度,高碳密集产业需根据不同阶段的经济水平设计具有针对性的环境规制政策,逐渐将三类产业的"遵循成本"效应转化为"创新补偿"效应,实现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双赢。     

环境规制对企业财务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绿色创新的中介效应CSSCI

采用中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2011—2014年的面板数据,运用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绿色创新和企业财务绩效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1)环境规制负向抑制企业短期财务绩效,即环境规制在短期内会导致企业成本增加;(2)环境规制正向促进企业绿色创新,表明增加的企业成本转移到创新投入方面,进而提升其绿色创新能力;(3)绿色创新在环境规制对企业长期财务绩效的影响中具有中介效应,证实了我国重污染行业存在"波特假说"。     

海域资源征收中公共利益界定的立法路径选择

海域征收从法律属性上应属于公益征收行为,公共利益之考量必然成为海域征收中无法回避的前置性问题。"公共利益"是法学研究中的重要概念,无论在学说还是判例上,它一直被作为一般法律所追求的基本目标。尽管我国《宪法》、《物权法》、《海域使用管理法》明确规定海域征收必须始于公共利益之目的,但由于法律对公共利益内涵或范围缺乏明确界定,海域征收实践中又缺失有效的程序规制和司法监督,极易导致相关行政部门在"征海"决策中借公共利益之名谋取海域增值利益、侵害海域使用人合法权益。我国海域征收既缺失对公共利益内涵及其外延范围的具体立法界定,又缺少关于公共利益认定的必要的正当程序规制。因此,在法律层面解决对公共利益语焉不详并辅之以必要程序规制,是从源头上阻断政府部门非法征海、保护海域使用权人合法权益的必要选择。基于我国当前海域征收中公共利益立法界定所存在问题的分析和域外关于公共利益界定立法例的考察,提出完善海域征收中公共利益界定的立法路径:对公共利益内涵化基础上,采取渐进立法方式对公共利益加以类型化以明晰其外延范围;在县级以上人大常委会设立专门征收审查委员会,改变海域征收中公共利益认定主体不清或由行政权主导海域征收中公共利益认定的现状;遵循正当程序要求,确立并完善海域征收公众参与与信息公开制度,建立海域征收决策公正透明的程序化保障机制。二者有机结合、相辅相成,是有效解决当前我国海域征收实践中公共利益界定问题的可行立法路径选择。     

绿色悖论抑或倒逼减排——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影响的双重效应

从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影响这一基本问题出发,针对可能发生的绿色悖论与倒逼减排两种结果进行理论阐释,认为环境规制不仅会对碳排放产生直接影响,而且会通过能源消费结构、产业结构、技术创新和FDI四条传导渠道间接影响碳排放。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2000-2011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两步GMM法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影响的双重效应。具体而言,通过引入环境规制的平方项考察环境规制与碳排放之间非线性的直接关系,并且构造环境规制与能源消费结构、产业结构、技术创新和FDI的交叉项探求环境规制影响碳排放的间接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直接影响轨迹呈倒U型曲线,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由弱变强,影响效应由"绿色悖论"效应转变为"倒逼减排"效应。就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言,现阶段环境规制有效遏制碳排放,达到预期效果。无论是否具有环境规制约束,能源消费结构均是显著增加碳排放的重要诱因,蕴含环境规制尚未低碳化能源消费结构。环境规制倒逼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刺激技术创新,扭转了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对碳排放的作用方向。令人遗憾的是,环境规制同时抑制了FDI的环境溢出效应和资本累积效应以及削弱本国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致使FDI表现为"污染避难所"效应。因此,政府应该适度加强环境规制强度和合理选择环境规制工具,使得倒U型曲线的下降阶段更加显著与持久。同时,改革能源价格、提高环保技术以及优化FDI的引资和用资策略,从而充分发挥环境规制的碳减排效应。     

基于数据包络分析的水污染物排放指标初始分配方法与案例研究

基于数据包络分析(DEA)的点源水污染物排放指标初始分配方法,是将基于DEA的线性规划评价方法进行改进,从而使其适用于评价企业的水环境绩效,并依此进行排污指标初始分配。将非期望产出作为投入指标处理,构造了5输入1输出的规模可变DEA模型,并以南京市280家企业的COD排放指标初始分配为例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方法的模拟分配结果在公平的基础上,反映了企业的环境效率,效率越高,可得到的COD排放指标也越高,这将对企业治污起到激励作用,分配方法具有一定的可操作性;对案例企业进行分组并实行组内参评,基本可以避免部分极值原始数据对评价结果的影响,得到的COD排放指标分配结果也更为合理。     

环境规制对区域技术创新影响的门槛效应

实现环境规制和经济增长之间"双赢"的关键在于环境规制能否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本文在环境规制强度和企业技术创新之间构建了数理模型,并基于区域异质性假定检验了我国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的非线性关系并确定了环境规制的最优规制水平。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强度与技术创新是非线性的。在强度维度上,环境规制强度和企业技术创新之间符合"U"型关系,即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由弱变强,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先降低后提高的影响。环境规制的创新效应还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变量。经济发展水平则存在双门槛,经济发展水平跨越的门槛值越高,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越显著。本文政策涵义明显:政府切忌走入盲目提高环境规制强度的误区,应根据各区域现实特点,有针对性地制定差异化的环境规制强度和标准,并注重滚动修订,及时调整至最优水平。     

财政主体对社会保障及服务的资源配置绩效评价

中央财政对社会保障的投入是社会保障资金的主要来源之一,它是中央财政为建立和完善收入再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及配套服务均等化的制度安排。但由于目前的考核机制是以经济增长目标为宗旨的,而且追求的是高投资、低消费和高增长的模式,从而使得社会保障转移支付资金极有可能被任意的挪用和挤占,而产生资金的"瞄偏性"问题。本文从社会保障资金配置和中央财政对社会保障资金支出提升效率这两个方面,构建了中央财政对社会保障转移支付绩效评估指标结构体系,从而对转移支付绩效进行DEA评估。由所得的离散系数可知,对社会保障转移支付资金配置效率和提升状况效率的赋权分别为0.592和0.408。由于100个样本县市对社会保障及配套服务转移支付资金配置效率的均等化程度不高,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因此,对社会保障及配套服务转移支付资金配置效率应赋予更大的权重。笔者认为,摒弃部分旧的评估指标、建立新的绩效评估机制是提高中央财政对社会保障转移支付效率的关键。     

基于双重预防机制的安全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传统安全绩效评价体系以定性评价为主,评价结果准确性和导向性不足,缺乏对安全管理过程绩效的有效评价。为量化评价企业过程安全绩效,结合双重预防理论和企业安全管理现状,提出利用企业双重预防工作开展过程中产生的风险和隐患数据,通过分析数据产生和变化的逻辑,分别从数量、类别、层级、等级等数据的自身内涵,风险和隐患数据各自内部之间的量化关系及相互之间的量化联系,构建一套全流程量化的安全评价指标体系。结果表明：基于双重预防机制的安全评价指标体系有利于客观量化评价企业安全管理绩效,可以为企业更有效评估内部安全管理工作成效提供一种新的途径。     

略论人力资源管理的几个特性

本文对人力资源管理的几个特性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开篇从强化人力资源管理、以人为本是关键开始论述,继而探讨了企业核心人力资源流失与开发企业人力资源打赢"人才大战"两个方面的问题,最后以解读知识与智慧的管理结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