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规制下技术创新导向的黑龙江省生态补偿机制研究

在述评黑龙江生态补偿实践现状的基础上,分析其存在的相关问题。鉴于技术补偿的重要性和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激励作用,充分结合政府和市场手段,从技术创新导向作用的视角研究构建黑龙江生态补偿机制实施框架体系,提出进一步完善黑龙江省生态补偿机制的思路,为我国制订区域生态补偿机制和政策提供借鉴。     

文化旅游产业的融合发展及政府规制改革研究

在文化旅游领域，文化与旅游产业的融合与互动发展已成为新的趋势，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以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为题，联系产业分工理论、产业组织理论、战略管理理论等，结合文化及旅游产业自身的特征，对文化旅游产业融合的动因、融合机制和融合背景下如何进行政府规制改革等问题进行了分析。     

环境规制的蓝色红利效应研究

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2004~2009年制造业企业数据,以清洁生产目录标准的政策实施为外生冲击事件,基于倍差估计法（DID）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企业盈利能力、盈利质量、波特效应和管理创新成本等蓝色红利的影响.结果发现：环境规制显著提升了制造企业的利润率和企业的现金流充裕性,改善了企业的盈利能力和盈利质量;环境规制显著降低了企业管理创新成本,但波特效应不显著.环境规制的蓝色红利效应存在地方策略互动、企业规模和所有制的异质性：地方政府之间的策略性不合作抑制了环境规制蓝色红利效应.企业规模的扩大提高了管理创新成本,但强化其他相关的蓝色红利效应.环境规制对国有企业的利润率、现金流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改善作用强于非国有企业,但更有助于降低非国有企业的管理创新成本.     

专家谈：我国集体劳动争议的预防与规制

主持人：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变化,我国的劳动关系也经历着深刻的变化,目前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由个别劳动关系调整到集体劳动关系调整的转型。2008年《劳动合同法》的颁布实施,为集体劳动关系的建构在制度层面提供了基础,普遍提升了全社会的劳动法治理念,提升了劳动者的权利意识和集体意识,成为劳动关系集体化转型的新起点。2010年夏季集中罢工的出现是劳动关系集体化转型的重要标志。集体劳动关系成为了我们面临的重要任务,而集体劳动关系最突出的问题是集体劳动争议的问题。想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对我国集体劳动争议的现状与发展趋势进行深入分析。     

以“绿”待劳:环境规制与重污染企业就业——基于生产全过程绿色技术创新的视角

基于生产全过程绿色技术创新的视角,对局部均衡模型进行了改进,并利用2008～2020年中国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数据,实证考察了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影响与作用机制.结果发现:环境规制的提升显著降低了企业就业水平,这一结果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以及控制内生性问题后,依然成立;通过机制分析发现,环境规制可以“倒逼”绿色技术创新,通过以“绿”待劳的方式缓解环保与就业之间的矛盾;在异质性分析中发现,环境规制对企业就业的不利影响主要作用于非国有企业、低学历人群以及中部地区企业;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积极进行工艺改进会削弱环境规制对企业就业的不利影响,企业增加研发投入会加剧环境规制对企业就业的不利影响,末端治理创新并未对环境规制的就业效应产生显著影响.     

中国“十二五”期间环境规制效率时空差异与驱动机制研究

运用超效率数据包络分析法(SE-DEA)模型和固定效应回归模型探究中国"十二五"期间环境规制效率的时空差异和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十二五"时期,中国的环境规制综合效率平均值在0.86～1.16范围内波动,产生波动的原因主要是投入的环境保护资源被利用的程度不同。(2)"十二五"时期,中国环境规制综合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均呈现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的空间差异,东部地区综合效率主要受规模效率的影响,中部地区综合效率主要受纯技术效率的影响,西部地区没有明显的规律性。(3)"十二五"时期,在环境规制综合效率层面,政府干预程度是调节中国环境外部性的正向驱动机制,环境治理投资程度和开放程度则为负向驱动机制。     

解读《侵权责任法》对环境污染责任的规定

<正>随着经济不断发展,环境污染和破坏的现象常常发生,环境侵权成为一种比较普遍的侵权形式。而通过法律规制环境侵权行为,保护人们的环境权益,是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时代要求。2009年12月26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     

应对环境风险的反身规制研究

面对当前日益严峻的环境风险和生态危机,环境领域的两大规制模式——命令控制规制模式和激励规制模式呈现规制失灵、治理不力的困境。从反身法理论来阐释,是由于这两种规制模式忽略了法律系统与其他社会子系统自身的独特运行逻辑,法律系统具有运行的封闭性与认知的开放性,有效的规制模式必须实现不同系统之间的结构耦合。反身规制是一种对自我规制的规制,其在承认法律自身规制局限性的基础上,培育其他子系统的反思结构,为提升当前环境治理绩效提供了一个新路径。实现对环境风险的反身规制,需要从信息披露、程序设计及商谈规范方面建构相应的法律制度。     

基于经济学视角的职业健康规制问题研究

用经济学分析工具对现有的职业健康规制进行探讨,研究规制机构、企业和劳动者三方行为主体的博弈,通过分析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职业健康规制的对策。在理顺职业健康规制体制,健全机构的同时不断完善法规体系。同时,加强对劳动者职业健康的保障,完善第三方介入机制,并且加大对违规企业的处罚力度,提高对劳动者的赔偿。不断强化企业作为职业健康责任主体的意识,推进职业危害防治技术创新,培养"以人为本"的职业健康安全文化观念。     

环境决策算法化衍生风险及其法律规制

AI时代,算法以弥散性的方式迅速扎根生态环境领域,而且在不断深入与扩张。以数据为基础的算法借助自动化分析,内嵌环境决策各环节,决策效率极大提升,环境决策日趋算法化。然而,算法技术在提高环境决策质量与速度的同时,也将“算法黑箱”“算法霸权”“算法歧视”等基因性风险带入了决策过程,衍生环境决策失准、专业壁垒倍增、公众参与程度低等场景化风险。这种复合性的内生风险统一表现为政府信任危机、环境非正义加剧、环境保护公众参与权悬置,因此,直接限制了算法在生态环境领域的功能发挥。究其根源,环境决策与算法在互动过程中,环境决策的公开性、风险性、社会性与算法的不透明性、自主性、资本性不乏对立、叠加及互斥。算法的介入,使得其与环境决策的属性矛盾,不仅无法得到及时缓冲,反而进一步激化。由此可见,规制环境决策算法化衍生风险的关键在于调和环境决策与算法本质属性的矛盾。为此,该研究立足环境决策算法化所带来的“利”与“弊”,透析其衍生风险的内在逻辑,对环境决策与算法的本质属性进行适当的“扬抑”,从而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场景化规制路径。所谓的“扬抑”,本质上是对算法技术与环境决策制度内涵利益之衡量。由此,为确保算法在生态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