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环境规制下政府经济竞争对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利用我国2008~2018年27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基于EBM模型与GML指数测度并分析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在此基础上系统分析双重环境规制下政府经济竞争与GTFP间存在的非线性关系.结果发现：绿色技术进步是中国GTFP增长的主要引擎,但各地区的驱动力不尽相同;政府经济竞争对GTFP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并存在隐性规制的单门槛效应,但地区间存在差异,西部和东北地区存在隐性规制单门槛,而东部地区门槛效应不显著;外商直接投资和科技投入支出均造成辖区内GTFP损失,产业结构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环境问题,但存在区域异质性.     

“十一五”约束性污染控制的企业减排效应

依托2006年“十一五”约束性污染控制政策的实施,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与企业污染排放数据的匹配数据库,探究总量控制与约束性的环境规制政策实施对企业减排的影响效果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约束性污染控制政策实施后,受规制强度较高的企业SO₂和COD的污染排放量分别下降了12.8%、12.1%,该效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依然显著;机制分析发现,约束性污染控制实施后,SO₂组样本的洁净能源消费量上升0.12%、技术效率提升53.56%,COD组样本洁净能源消费量上升0.14%、技术效率提升56.60%,企业通过能源消费结构的转变和技术效率的提升实现减排。异质性分析发现,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和小规模企业、重污染行业企业和非重污染行业企业以及东西部地区企业在减排效果上均存在显著差异。企业到地理边界的距离与企业污染排放量存在着局部负相关关系。     

中国省域能源消费碳排放时空格局演进及驱动机制研究——基于环境规制视角的分析

基于2003—2017年中国不同省域碳排放统计数据,分析中国碳排放时空演进规律,利用中介作用及调节作用检验法,甄别不同能源消费碳排放驱动因素的作用机理并探究省域异质性.结果表明:(1)空间维度上看,中国人均碳排放分布态势呈东部低、中西部高的特征,东部地区人均碳排放变化幅度总体较小,西部地区增速最快.全国人均碳排放呈较为...     

环境规制及其在中国的评估

随着人们对环境问题的日益关注,政府出台了大量的环境规制政策来缓解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之间的矛盾,以求达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针对政府的环境规制,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是从宏观层面对我国整体环境规制效率进行研究的文献还比较少,而且多数学者都是利用环境治理来代替环境规制作为变量对其绩效进行测度的。本文从环境规制工具、环境规制效应以及环境规制绩效评估三方面对国内外的文献进行了梳理和评述。就研究方法来看,目前在环境规制效果评价方面多用的是层次分析法,而在环境规制效率评价方面多用的是DEA方法,就分析结果来看,环境规制工具主要有"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工具和市场化环境规制工具两类,前者相比较后者在节约成本方面具有较多的优越性,但却缺乏技术激励;严格的环境规制可以促使企业进行技术创新,但却对FDI的流入产生抑制作用,且对产业绩效的影响还不能确定;目前我国环境规制水平无论从效果角度还是从效率角度来看都不是很高,且省域间的差距较大,但从长远来看却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     

区域龙头企业对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影响研究

当政府基于公共利益对企业实施规制,政府所代表的公共利益与龙头企业的经济利益冲突时,政府的规制行为与规制效率是否会受龙头企业影响?已有的研究较少涉及这一公共管理的重要问题。本研究从环境规制视角出发,基于1999—2013年的中国31个省级层面的面板数据,结合工业企业数据库微观数据,在省级层面实证检验了当存在利益冲突和规制能力约束时,区域环境规制水平是否会受到龙头企业以规模衡量的能力影响;如是,其方向和机制又是什么。本文研究发现:(1)龙头企业规模越大,区域环境规制水平越严格;(2)龙头企业规模对区域环境规制的影响主要通过两种路径实现,一是龙头企业所在行业的区域经济地位,行业的区域经济地位越重要,越容易引来政府的环境规制关注;二是龙头企业在所在行业的经济地位,某企业在行业的比重越高,越容易引来政府的环境规制关注;(3)龙头企业规模与区域环境规制水平间关系是政府有限环境规制能力有效运用的结果,当政府规制能力不足时,政府在规制中会"抓大放小",重点加强对龙头企业的环境规制;随着政府规制能力上升,企业规模与区域环境规制水平的正相关关系不仅回归系数会逐步下降,而且会在统计上不再显著;最终,当政府掌握充分的环境规制能力后,企业的规模可能会在降低区域环境规制水平上发挥一定作用。本文的研究结果证实当政府与企业存在利益博弈时,政府的利益首先得到满足,仅当政府的利益得到满足后,企业才可能利用其实力影响政府规制以获取规制利益最大化。本文的研究一方面消除了"政商勾结"污染环境的忧虑,另一方面也提示要严格限制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利益诉求范围。     

环境健康风险法律规制的理论路径探析

环境健康风险是当前我国在发展中不容忽视的一项重要风险因素。我国通过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行政法等制度体系,在环境健康风险管理的法律实践上取得了重大突破。然而,在理论层面上,环境健康风险法律规制的理论路径还需进一步明晰,特别是要处理好生态环境相关的行政法体系与民法制度补充之间的理论衔接问题。本文通过分析当前环境健康风险法律规制实践的三种主要路径,对其理论路径的形成做了初步研究,提出应形成以行政法为主导、民法为补充的基本路径。     

基于环境规制的污染型产业发展问题研究

随着区域经济发展和区际产业调整的加快,污染产业由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转移的问题日益严重。环境规制视角对区际污染产业转移的影响机制进行了理论分析。环境规制是促进污染型产业更好、更快发展的源动力,但极易造成产业生产成本提升、技术创新受限、进入状况不佳等方面问题。文章逐一分析生产成本提升、技术创新受限、进入状况不佳情况,对污染型产业发展带来的影响。根据每一项条件,带来的具体影响情况,分别展开讨论,通过总结讨论结果的方式,得出环境规制给污染型产业发展带来问题的解决方法,提升污染型产业的综合发展水平。     

环境规制相对力度变化对FDI的影响分析

本文利用1995-2007年间41个投资来源国和地区的数据,把41个投资来源国和地区分为25个发达国家与16个发展中国家(地区)两类,重点研究中国环境规制相对力度的变化对FDI的影响,并考察了借贷成本、双边贸易关系、经济发展水平的相似性等影响因素,运用面板数据进行中国环境规制相对力度的变化对FDI的影响的实证检验,为中国选择FDI的类型提供理论依据.本文的研究结论表明;中国——相对于投资来源国——环境规制相对力度越严格,来自发展中国家(地区)的FDI将减少;而来自发达国家的FDI并不受影响.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在于,不同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国企业环保技术水平的差异导致其对环境规制的敏感程度不同.在上述结论的基础上,论文对中国选择FDI的类型从外资的来源结构、产业结构、环境技术三个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对中国工业绿色增长指数的影响

为衡量工业增长对资源的消耗和环境的污染,本文构建了"工业绿色增长指数",并运用基于松弛测度的方向距离函数(SBMDDF)对2007-2011年中国30省(区、市)进行测算,根据得分将其分成高绿化度地区、中绿化度地区和低绿化度地区;采用面板数据模型测算了行政型、市场型和公众参与型这三种类型的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增长指数的影响,同时考察技术创新、工业结构对工业绿色增长的作用程度。研究发现:东部地区的工业绿色增长指数高于中西部地区;行政型和市场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增长的作用显著,市场型环境规制在高、中绿化度地区起主要作用,而低绿化度地区以行政型环境规制为主;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增长的作用有限;技术创新和工业结构也是影响工业绿色增长的重要因素。为促进工业绿色发展,中西部地区要树立绿色、低碳的理念对东部地区所转移的产业进行选择;高绿化度地区需在提高排污费标准的同时,逐步采用排污权交易等方式加大对环境污染总量的控制力度;低绿化度地区可在实行低标准排污费政策的同时,逐步实现从行政型向市场型环境规制的转变;逐步发挥并扩大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的作用;注重与节能减排相关的技术吸收和应用推广,降低高载能行业的比重。     

环境规制视角下制造业绿色转型对能源强度的影响

基于Super-SBM及动态面板门槛模型,系统分析中国制造业行业绿色转型异质性结构,并从环境规制视角探析制造业绿色转型对于其行业能源强度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绿色转型并没有实现（平均值为-0.1637）,且行业间差异显著,其转型过程呈现明显波动特征.有趣的是,中国制造业绿色转型对于能源强度的作用存在显著的环境规制异质门槛效应：较低程度的环境规制并不利于促使制造业绿色转型降低能源强度.而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并突破“临界点”,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增强了制造业绿色转型的影响作用,进而推动能源强度的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