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保投入的法律规制探析

核心提示 环境保护投入是环境保护事业发展的原动力,但我国目前对环境保护投入缺乏系统完善的法律规制,环境保护投入被挪用、浪费、贪污等问题日益严重。严重影响了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步伐。本文立足于此现实问题。从法律的角度分析了环境保护投入法律规制亟待完善的几个方面。进而提出了完善环境保护投入相关的法律法规、加强对环境保护投入的过程管理、完善环境保护投入的公众参与制度的具体途径,力图对环境保护投入的法律规制做一些尝试性和开拓性的探索。     

环境税立法的理论困惑和现实问题

伴随着环境问题在全球的日趋凸现以及席卷全球的财政改革潮流,环境税制度在国际、区域、国家等多个层面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环境税制度之所以受到人们的青睐是因为理论上它具有将社会成本内部化的功效,基于此,环境税静态上有助于激励环境保护行为,动态上有助于激励环境保护技术的研究开发。所以,环境税制度相对于传统的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措施而言,能够以最低的社会成本实现环境保护的目的,从而被人们视为最有效率的环境规制方法。     

环境健康风险规制的法律路径——以科学不确定性为视角

环境健康风险防控是当今社会密切关注的常态化问题,面对环境健康风险危机日益突出的情况,将环境健康风险纳入法律之治势在必行。然而,该领域涉及科学不确定性因素,且该因素对环境健康风险规制造成了消极影响。若以确定性法律来规范环境健康风险中的科学不确定性,必定会增加立法、执法、司法和法律监督的难度与成本。为此,本文将动态法治与静态诉求相结合,从法律运行角度发现环境健康风险规制所涉及的科学不确定性问题,并寻求解决该问题的法律路径,以期对化解当前频发的环境健康风险危机有所帮助。     

大气规制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动态影响效应测算

为有效落实大气环境质量管控要求,推进大气环境高效率保护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协同共进新局面,该研究聚焦对波特假说的验证,定量评价大气规制对地区生产力发展的动态影响.运用以超效率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DEA)模型为基础建立的DEA-Malmquist指数,对2006—2017年京津冀及周边地区“2+26”城市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TFP)的变动情况进行测算,并通过分解TFP动态指数,识别TFP变动的关键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通过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方法,测算各城市大气规制的短期、长期动态影响,并以此分别对强、弱波特假说进行验证.结果表明:从整体来看,“2+26”城市的TFP于2006—2015年间总体降低了4.6%,技术创新变动是“2+26”城市TFP变动的关键影响因素;从区域来看,大气规制对TFP、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明显区域差异,部分地区的强、弱波特假说不成立;从时效来看,大气规制具有较长时间(15~20年)的持续影响,但部分地区的大气规制在实施后的2~4年内正负影响发生转变,强、弱波特假说的成立情况也会随之改变.研究显示,在大气规制的制定和管理中,既要结合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和大气规制影响差异,进行分类管理和针对性管控,也要定期(规制施行后2~4年)对规制的实施进行评估和滚动调整,以实现“全面布局、精准施策”的大气规制设计与实施.      

碳排放权交易价格与全要素生产率：来自中国的证据

碳排放权交易价格对全要素生产率（TFP）的影响是当前有待检验的重要课题.基于2008～2019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估计中国碳排放权交易中碳价对TFP的影响.结果发现,碳价与TFP之间存在持续显著的正因果关系.具体地,碳价每提高100元,试点省份TFP将上升约3.2%.据粗略估计,如果碳价达到与欧盟相同的水平,中国省份的TFP将增长约12.12%.该结论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最重要的是,机制分析表明,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和能源结构低碳化、加大技术创新以及加强政府政策支持,是提高TFP的有效途径.特别地,当试点地区的碳排放水平更高、环境规制强度更强和政绩考核体系更合理时,碳价对TFP的促进作用更大.因此,政府应从碳价的角度探索激活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工具的方法,以更好地完善全国统一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     

我国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规制中的ESG表现调查研究——基于文本分析方法

环境、社会和治理（ESG）能给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规制带来新理念,但是我国现行政策和项目中的ESG表现情况尚不清楚,有必要开展调查研究。本研究以规制政策和项目报告为研究对象,采用文本分析方法,对我国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规制中的ESG表现进行调查研究。研究发现：(1)规制政策和项目报告中均已有一定程度的有关ESG表现方面的内容,但三个维度之间存在丰富性和完备性等方面的差异;(2)环境影响规制政策最完备,社会影响规制涉及安全评估、职业健康预评价等议题,其他议题未在文本中提及,项目治理规制政策数量最多,展现了我国自主的投资项目治理体系;(3)项目报告中的环境影响责任目标和措施相对完善,社会影响责任目标和措施则因项目和所处情境而异,项目治理责任目标和措施更多体现合规性要求,缺乏项目管理人自主动机。本研究提供了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规制中的ESG表现调查情况,为我国以公共投资为主导的基础设施领域引入国际流行投资理念提供了决策依据。     

生态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举证责任分配制度的完善路径

新时代的环境保护,秉持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治理理念,更应从司法层面入手,从制度和政策的构建中做到控制人类活动对环境的污染。证明责任是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体系构建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合理分配证明责任对于主要查明案件事实和保护环境公共利益有重要影响。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作为行政诉讼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举证责任分配方式不便重构,而应在现有框架下进行解构与补充。应从收集证据的强制力、科学地分配举证责任以及设置生态保护案件中行政机关履职及举证标准3个方面入手,最终达到保护环境公益的目的。     

经济集聚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及传导机制

中国城市群的兴起催生经济集聚,化石能源消耗增多引发碳排放形势愈加严峻,探索经济集聚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及传导机制至关重要。本文以2004-2016年京津冀、长江三角洲、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城市群的61个城市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探索经济集聚与碳排放强度的关系及影响机制,创新性地使用抗日战争时期各城市是否有铁路通过、2003年各城市是否有机场、各城市历年的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数量作为工具变量解决内生性问题,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分别检验环境规制和城镇化水平对经济集聚影响碳排放强度的传导机制,并分析经济密度异质性下经济集聚对碳排放强度的不同作用路径。结果表明:①经济集聚与碳排放强度之间呈显著的负向关系,现阶段城市经济集聚水平的提高有利于降低碳排放强度;②相对于低经济密度城市,高经济密度城市经济集聚的降碳效果更为明显;③经济集聚不仅直接对碳排放强度产生影响,还通过环境规制与城镇化水平两条路径间接对碳排放强度产生作用,中介效应显著;④低经济密度城市经济集聚对碳排放强度的间接影响主要是通过城镇化水平来传导,而高经济密度城市经济集聚对碳排放强度的间接影响可以靠环境规制和城镇化水平两条路径来实现。据此本文认为,政府应推动城市群经济以促进区域融合发展,实现企业联动合作以提高经济集聚水平。针对经济密度不同的城市治理手段应有所侧重,高经济密度城市应以增强环境规制力度为主要碳减排手段,而低经济密度城市则应通过提高经济集聚水平,改善城市建设水平并最终达到碳减排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