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境与期待：基于生态文明的消费模式转型研究述评与思考

党和政府在“十七大报告”首次将生态文明确定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战略目标之一。深刻影响并约束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消费行为，使之更加符合人与自然和谐的长远战略要求，是生态文明建设打破生态环境保护与社会经济发展隔阂的重要突破口。然而，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历程中长期以来都存在着“重生产，重技术，轻消费”的问题，因此，如何在转变消费模式上尽快取得突破，是将生态文明建设真正落到实处必须破解的难题。本文在系统回顾、评述国内外十五年来对可持续消费概念的争论、可持续消费驱动因素以及可持续消费战略推进面临的困境与原因的基础上，根据目前生态文明建设的现实需要，对我国消费模式生态化转型面临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我国消费模式生态化转型亟待突破的五个研究方向。     

中国逐步淘汰白炽灯加快推广节能灯GEF项目获得批准

5月1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合作提出的《中国逐步淘汰白炽灯、加快推广节能灯项目》获得了全球环境基金会（GEF）的批准。根据项目概念文件，GEF的资助额为1400万美元，以及25万美元的项目准备金。项目的主要内容是推动白炽灯生产企业转型，加快完善节能灯推广机制，以及制定和实施中国逐步淘汰白炽灯、加快推广节能灯的路线图和专项规划。     

“四层八类”人才培养模式探索

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是地方高校生存发展之道。地方高校目前还存在实践教学内容不足、人才培养与地方企业需求不匹配等问题,地方高校应针对区域中小企业转型发展对应用型人才的需求,实施分层分类的多样化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构建适应岗位需求的应用型人才综合课程教学体系,构筑面向岗位素质要求的渐进式实践教育平台,进而突破中小企业转型发展面临的人才瓶颈,同时为地方高校改革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中国“三农问题”的体制转型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求一系列的制度创制，这些要求表明，一直以来全社会关注的“三农问题”进入了一个体制转型的新阶段。文章阐述了这个阶段所必然要产生的一些主要制度创制内容，即：在责任制基础上的新型土地生产关系创制；针对粮食经济转型构建发展现代农业的制度基础；建立与生存、生产和生活统一性关系相适应的农村民生统筹制度体系；从城乡统筹的角度促进乡村治理和制度创新。根据转型的目标设计，农民作为这个转型的主体其“自身就是问题”的性质将随着转型的实施和实现失去意义，而农村和农业即使存在问题，也只是主体需要并可台解决的对象性工作，所以“三农问题”将在中国整体的现代化发展中失去意义。     

观点

基于对我国能源现状和发展约束的理解,我国低碳转型战略应该是节能为主,发展清洁能源为辅,通过清洁能源多元化积极寻找石油替代,保障能源安全。需要通过能源战略调整,推进量到质的转变,选择更为清洁有效的能源结构。能源战略调整之一是改变以前简单地从能源供给侧考虑满足能源需求,将节能(能源需     

经济转型国家的就业与劳动力市场政策

灵活就业包括自我雇佣、短期劳动合同、兼职及劳资双方的特定工作协议等。在经济转型国家，转型初期非农业人口自我雇佣的人数急剧增加，但后来这个数量基本稳定在或者说低于15%的水平；从事临时性劳动的人数也增加了。然而灵活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例仍然远远低于经济发达国家。     

增强企业安全生产的主体责任

面对当前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事故频发的态势,根本的是要在我国现阶段经济转型过程中相应建立起适应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安全生产长效管理机制.而其中重要的是各级必须从安全生产责任主体错位中走出,在发展中不断增强企业安全生产的主体责任.     

锁定碳排放约束下我国煤电搁浅资产风险评估

通过细化机组级燃煤发电财务状况建模,测算了提前退役、灵活性调整、限制和停止新增等情景下煤电搁浅资产风险,明确了不同情景下导致搁浅资产规模及时空分布情况.结果表明:存量煤电机组是引起搁浅资产的主体,控制新增煤电有助于降低搁浅资产风险,提前退役、灵活性调整情景下中国现存和新增煤电搁浅资产总规模分别为1.90万亿和3.98万...     

气候变化背景下部分东盟国家的发展转型及我国与之相关领域的合作前景分析

2015年在《联合国气候框架公约》框架下通过的《巴黎协定》,将公约所有缔约国包括发展中国家纳入了承担减缓全球气候危机行动之列。东盟国家大都处于热带季风性气候区并拥有漫长的海岸线,生态环境受气候变化影响明显,同时大多数东盟国家都开始步入工业化转型阶段,伴随着大量国际投资的进入和经济的高速发展,能源需求增长明显。对于东盟国家而言,应对气候变化的发展转型有降低自身气候变化风险及履行国际温室气体减排义务的双重意义。本文通过研究相关资料,梳理了气候变化对东盟国家的主要影响,理清了部分与我国发展水平、地理环境可比性强的东盟国家在现阶段适应气候变化发展转型的主要特点,并对我国未来与东盟国家在相关领域可开展的合作前景做了初步分析。     

后疫情时期的经济复苏与绿色发展:对立还是共赢

后疫情时期的大规模经济刺激计划引发了人们对绿色发展可能让位于经济复苏的担忧。尽管“绿色复苏”得到国内外广泛的呼吁和支持,但绿色是否意味着经济的妥协?绿色复苏可能面临怎样的挑战?这些问题的考量,对我国科学部署经济发展战略、完善顶层政策设计至关重要。基于疫情暴发以来的出行大数据、防疫管控措施等最新信息,构建细化经济复苏过程的全球疫情自适应模型,量化模拟不同复苏方案对经济、就业的拉动效应和碳排放影响。研究发现:以发展清洁能源和数字经济为主的绿色复苏方案对经济体量的拉动效应等同,甚至超过以化石能源和重工业为主的传统经济刺激方案;但前者面临的劳动力转型挑战可能拖慢经济复苏的进程。“绿色复苏”方案对我国经济体量的拉动效应比传统刺激方案高0.3%~14.8%,创造就业岗位数量变化-4%~3%,但同时需要近1亿人(约为初始就业人口总量的13%)跨行业就业,其中受疫情影响较大的中、低技能劳动者占96%以上。跨行业就业门槛和劳动者技能瓶颈可能增加劳动力流转匹配的时间成本,甚至带来“结构性失业”问题和社会不平等加剧的次生伤害。认为:经济复苏与绿色发展本质上不是对立的单选题,而是存在共赢的可能性。对“绿色复苏”在经济、就业和环境三方面正向协同效益的边界条件应有清醒认识和把握,仅仅关注经济拉动效应和创造就业岗位总量的潜在效益而忽视实现该理论效益的现实条件,可能会造成对经济刺激方案选择的误判。加强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推动社会公正转型是提升经济系统韧性、实现复苏与绿色共赢的前瞻性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