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城》故事——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虚假繁荣

若是不读沈从文的《边城》,很多人不会知道凤凰古城;若不是2006年被国家环保总局与监察部列为首批挂牌案件,很多人不会知道"锰三角".更不会有人知道,从凤凰古城行程200公里方可到达"锰三角"中的一角湘西花垣县茶峒镇.     

以行刑衔接“利剑” 筑牢安全生产防线

长期以来,我国安全生产治理中一个突出问题,就是企业违法成本较低。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既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法治政府的重点任务,也是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法破解安全生产突出问题的重要手段。《“十四五”国家安全生产规划》明确提出:健全安全生产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常态化协作机制,畅通案件移送流程,提高安全生产类案件与刑事打击的衔接准度和处置精度。     

论我国构建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必要性

以政府为核心的环境行政行为、现行的诉讼法、现行的环境法律法规皆不能实现对我国环境公益的有效保护,在环境法的全球化与趋同化形势下,论我国有必要构建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来保护环境公益。     

中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建构——以中国一起重大水体污染案件为例

环境公益诉讼是解决环境问题,保护公共环境权益的有效途径.本文从一例法律案例入手,分析了中国的环境公益诉讼在立法上的缺陷,并对建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中应当注意的主体资格、举证责任、诉讼费用、诉讼时效等问题进行了设计,希望对中国环境公益诉讼的立法有所助益.     

对海洋环境公益诉讼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思考——论海洋环境保护法第八十九条第二款的修改

长期以来,海洋环境保护法对海洋环境公益诉讼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有着特殊的制度安排,对现行海洋环境保护法第八十九条第二款规定的诉讼性质及其原告主体的争论也未曾停息。在海洋环境保护法修改之际,本文从该条法律规定的争论焦点出发,考察立法原意,结合多年立法司法实践,借鉴最新改革成果,对该条法律的修改进行分析论述,并对下一步法律实施提出建议。     

以加强对政府环境责任的监督为核心修改《环境保护法》

环境问题本质上是市场失灵造成的外部性问题,这决定了环境保护法应是一部以行政规范为主的法律,由此赋予了政府可根据客观现实对企业、公民涉及环境的权利义务做出相应调整,政府环境责任和环境治理绩效也由此产生了明显的正相关关系。由于发展阶段、政治架构的影响,地方政府面对环境与经济矛盾时更多选择的是经济而非环境,因此政府的环境责任并不简单在于环境主管部门,而在于整个政府。笔者认为要严格禁止地方政府保护主义和主要领导人的不当干预,必须确保政府的可诉权和环境公益诉讼的实现。在经过各方利益的博弈之后,《环境保护法》将体现它的基本功能。     

完善诉讼制度,为环境诉讼保驾护航

随着环境污染的日益严重,在法治社会中如何通过司法保障公共环境权利已广为人们所关注,并从理论与实践上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总体而言,环境司法的发展与现有的环境状况仍不相称。法律规定和应有制度的缺失,使得环境公益诉讼从实体到程序的正当性均受到质疑。面对困境,需要从立法、观念、技术到制度进行一系列的变革,在立法上为环境诉讼提供正当性依据与源泉,在观念上让环境权利得到张扬,并规范损失评估、完善配套制度,为环境诉讼提供技术和执法支持。确保环境司法功能的有效发挥。     

引入“社会合作”理念,创建绿色公民社会

新世纪以来中国的环境立法有了很大发展,但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环境污染与生态危机总体上进一步加剧。我国环保困境的根本成因是政府环境规制的失灵,而其根本出路则在于引入"社会合作"理念,创建绿色公民社会。在《环境保护法》修订中,应当认真对待和创立(或完善)公民环境权、环境NGO结社自由、PRTR制度与公众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只有引入社会监督,才能有效克服环境保护中的政府失灵与市场失灵。     

浙江：劳动仲裁实体化机构在全国率先实现全覆盖

自2000年以来,浙江省劳动关系领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劳动争议案件逐年增长,仲裁机构不独立、案多人少的矛盾日益突出。尤其是2008年＂两法一条例＂实施以来,全省劳动争议案件量出现＂井喷式＂增长,年均处理劳动争议近10万件,案件量位居全国第五位。全省专职劳动仲裁员年人均主办案件100余件,宁波市北仑区等县级经济发达地区年人均办案在200件以上,     

劳动仲裁员也应讲究说话的艺术

语言是人类交流的工具,反映心灵的窗口,是行动的先导。对天天与劳动争议当事人“打交道”的仲裁员来说,语言更是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更应讲究说话的艺术。六年来,笔者参与了一千多个劳动仲裁案件的办理,同千名当事人面对面“说话”,既有因“说话”缺少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