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地区农户宅基地置换意愿多水平影响因素研究——来自苏州与常州的实证

已有农民宅基地置换意愿影响因素分析主要基于单一水平,忽略了影响因素的多尺度效应。对此,引入多水平回归模型,基于对地处经济发达地区的苏州和常州的17个村394个农户的调查,研究多水平影响因素对农民宅基地置换意愿的作用机理。结果显示:(1)苏州地区农户宅基地置换意愿较常州地区低,各村农户置换意愿存在显著差异,且这一差异中75.12%的份额由村庄差异造成;(2)农户层次的年龄、文化程度、家庭主要收入来源对农民宅基地置换意愿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家庭人数具有负向作用;(3)村级户均收入、环境水平对家庭主要收入来源影响置换意愿起着弱化作用,而村经济发展水平、到最近城镇的距离具有强化作用;村级因素解释了95.69%的主要收入来源与置换意愿间的相关关系。研究表明,村级因素通过改变农户层次因素的影响程度,进而导致了村级间农户置换意愿的差异。因此,需综合考虑农户及村级层次的因素,并从完善相关配套政策及保障体系、加大政策宣传力度、优化宅基地布局、完善公共服务设施、加大环境治理、提升农户增收能力等方面推动宅基地置换工作。     

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梯度变动与影响机制

随着城乡利益格局的变化,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呈现出新的特征,其变动与城市类型密切相关。利用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表现出随流入地的城市类型而梯度变动的特征,即呈现出在大城市的居留意愿强,中小城市的流动性强和特大城市的返乡意愿强的特征,大城市是新生代流动人口实现留城理想与个人发展最佳的平台。但是总的来说,新生代流动人口的流动行为与第一代流动人口同中存异,没有出现根本性的改变。利用多层模型,对新生代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影响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发现城市类型、经济收入、社会融入与身份认同、家庭迁居、户籍可获得性是影响居留意愿的重要因素。此外,户籍可获得性与新生代流动人口身份认同交互作用显著的影响了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居留意愿,并进一步增强了居留意愿在不同城市类型的差异。这体现出户籍制度对流动者的影响逐步由早期的福利隔绝向心理隔绝转变。对不同城市类型新生代流动人口居留意愿的差异进行量化分析发现,特大城市和大城市流动者的居留意愿呈现刚性,而超大城市和中小城市流动者居留意愿具有弹性。根据上述分析提出政策建议:将大城市作为吸纳流动人口的主导区域构建城市发展规划策略,发挥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的集聚效应,促进区域的产业发展;在城市社区建设和城市文明建设方面,为流动人口与城市居民的相互融合提供政策支持;依托政府、社会组织与学校,提升新生代流动人口的人力资本。     

《巴黎协定》国家自主贡献下的新市场机制探析

环境产权化理论与生态现代化理论演绎出的碳市场被奉为解决碳排放"负外部性"的有效手段。《京都议定书》开创了"自上而下"模式的国际碳市场,但因未充分尊重缔约方自主和平等参与而成为一个封闭的"碳交易俱乐部"。京都机制的实践不足与碳市场的理论争议引发《巴黎协定》碳市场存废之争。《巴黎协定》的"国家自主贡献"标志着全球气候治理由"强制约束"向"自觉责任"的转向。基于新履约模式,缔约方形成四种新市场机制方案:基线与信用及碳交易机制、基线与信用"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机制以及国际碳交易机制。为保障有效减缓并兼顾自主与平等参与,《巴黎协定》建立了"自上而下"基线与信用机制,但采取了与京都机制"项目"基线不同的"部门"基线。新市场机制对信用交易不再特殊限定,尊重缔约方参与和适用的自愿性;且以"部门"的总量约束为准入门槛对所有缔约方统一要求,体现出平等参与的特点;减排单位中植入可持续发展标准从而对新机制实施的总体效益予以"硬约束"。新机制将促进部门内的减排单位统一,为国际碳市场奠定规则基础。但其市场淡化与可持续发展植入亦将影响国家及区域碳市场异质化发展,不利于国际碳市场构建,其背弃配额交易,独采信用交易亦会抑制碳货币形成。中国建立国家碳市场旨在促进能源市场化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将有利于中国履行"碳强度"和"非化石能源比重"的自主承诺,还将扭转经济增长对高碳排放的依赖,为未来中国履行强制减排责任奠定基础。     

家庭借贷、经营规模与农户土地经营意愿基于小农户、中农户和大农户分化视角

以陕西、甘肃、宁夏及青海4省区农户调查数据为依据,实证分析家庭借贷、经营规模对农户土地经营意愿的影响,并基于分化视角对农户土地经营行为选择问题进行探讨.结果 表明:(1)家庭借贷获得是农户进行差异化土地经营决策的重要机理因素,在农业信贷刺激下现有农户多选择转入、转出或参与土地入股,表明农贷扩张有益于土地经营规模适度集中;(2)经营规模显著影响农户的土地经营意愿,但随规模分化产生效应不同.以小农户为参照组,中等规模和大规模农户选择转出土地经营权的意愿最强,选择转入土地经营权意愿最弱;(3)经营收益对农户土地经营意愿的影响最为敏感.可以认为,土地经营收益的稳定增长及其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是农户从事土地经营发展的基础性支撑.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新古典经济学中有关规模经济与效率的理论解释,并为促进农户土地经营规模适度、比较收益提高的农业发展方式提供了有效的参考与建议.     

欠发达地区垃圾分类意愿影响因素实证研究——以河源市为例

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加强固体废弃物和垃圾处置”,表明垃圾分类对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影响。垃圾分类有助于在源头上减少垃圾的产生量,是破解“垃圾围城”难题的有效途径。本文通过对河源居民的调查研究,全面了解河源居民对垃圾分类的认知、态度和行为现状,分析垃圾分类实施的主要影响因素,利用回归分析构建影响因素影响模型,从数据层面上分析各影响因素的影响情况,进而提出相关建议,为促进垃圾分类工作的顺利实施提供理论与现实的参考。     

保障功能替代与农民对农地转出的响应

农民转出农地的意愿将决定农地流转行为的发生,对农地流转市场的发育有重要的影响,因此研究农民转出农地的意愿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基于对中国5省样本农民的问卷调查,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了农地保障功能替代,尤其是就业保障功能替代与养老保障功能替代对农民转出农地意愿的影响。总体来看,农民转出农地的意愿较高,近四成农民愿意转出农地。回归结果显示,农地保障功能替代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民转出农地的意愿。第一,农地就业保障功能在个人和家庭两个层面替代程度越高的农民,转出农地的意愿越高:主要从事非农工作的农民相对于主要从事农业的农民,转出农地的意愿更高;农民所在家庭劳动力转移程度越高,其转出农地的意愿越高。第二,以新农保为代表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对农地养老保障功能的替代程度越高,农民转出农地的意愿越高。虽然农民的参保状况与农民转出农地意愿的关系不显著,但是农民对新农保保障能力的评价越高,那么其转出农地的意愿越高。同时研究还发现,不同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身体健康状况、家庭规模的农民转出农地的意愿也存在显著差异。基于上述研究结论,为促进农地流转市场的发育,实现农地资源的优化配置,本文提出了促进农民非农转移和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政策建议。     

协同引擎、外部环境与流域生态补偿多主体协同行为研究——以山东省大汶河流域为例

联合多方利益相关主体实施协同行为,提升多元异质性主体之间的协同性,对优化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效能至关重要。本文基于山东省大汶河流域的979份实地调研数据,运用层次回归与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方法,实证剖析协同引擎、外部环境对流域生态补偿多主体协同行为的驱动机理。研究表明：①协同引擎对流域生态补偿多主体协同行为具有显著正向驱动作用;②协同意愿在协同引擎与协同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协同引擎可通过强化协同意愿间接驱动协同行为;③外部环境正向调节协同意愿向协同行为的转化,政府规制与社会规范的调节作用均通过显著性检验;④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高水平的政府规制及社会规范影响下,协同意愿在协同引擎与协同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得到增强,但在低水平的政府规制与社会规范影响下,协同意愿的中介作用并不显著。     

葫芦岛市大气颗粒物潜在源区分析

基于后向轨迹模式(HYSPLIT)模拟了葫芦岛市2019—2021年气流的72 h后向轨迹,同时结合同期的逐日PM_2.5浓度数据,采用潜在源贡献因子分析法(PSCF)和浓度权重轨迹分析法(CWT)探讨了葫芦岛市PM_2.5不同季节的潜在源区及其对葫芦岛市PM_2.5浓度的贡献。结果表明：冬季,葫芦岛市最主要的潜在源区为乌兰布和沙漠,其次为蒙古国东南部、内蒙古东部、京津冀地区和辽宁省西部城市群;秋季葫芦岛市最主要的潜在源区为辽宁省南部、京津冀地区、山东省北部和河南省北部;春季的相对高值区域零星分布在京津冀地区、山东省和渤海海域等地区,夏季相对高值区域零星分布在京津冀地区和山东省西北部。     

基于GIS和贡献权重迭加方法的区域滑坡灾害易损性评价

区域滑坡易损性是指特定区域对滑坡灾害的破坏和损害的敏感性.根据易损性指标的科学性、可操作性以及可定量化等基本选取依据和研究区的区域特点,选择了人口密度、道路密度、建筑密度、林地密度、耕地密度、滑坡灾害密度6个指标.探讨了贡献率方法评价区域滑坡易损性的建模过程和数学表达.区域滑坡易损性定量表达为各指标的自权重与互权重以及指标的归一化值的乘积.以四川米易县为研究实例,对此评价方法进行了应用,在GIS系统中运用自然断点法进行了易损度区划和区划制图,结果显示,高易损度区、中易损度区、低易损度区分别占研究区域的7.13%、21.19%、71.68%,易损性分布基本上与人口密度、建筑密度和道路密度分布相一致,反应了基于贡献率的区域滑坡灾害易损性区划的合理性.     

农村女性迁居城镇意愿状态的实证分析——以鄂州、黄石、仙桃三地为例

基于鄂州、黄石、仙桃三地年龄在18岁至45岁之间女性的4 318份实地调查问卷,建立二元Logistic模型,分析三地农村女性迁居城镇意愿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52%的农村女性愿意迁居到城镇,而34.2%的农村女性不愿意迁居到城镇。受教育程度程度越高、年龄越小、未婚、非农收入较高的农村女性更倾向于迁居城市。同时,女性居住地所在区域作为环境外围因素对迁居选择也有重要影响。离大、中城市越近,城市文明影响越深的区域,农村女性迁居城镇意愿越强。值得注意的是,居住在农村集镇的女性,具有较高的迁居愿意,高于居住在县城或纯乡村区域的女性。在现阶段,户籍因素、是否有外出务工经历对女性的迁居意愿的影响不显著。女性迁居城镇意愿是农民工家庭彻底融入城市的关键因素。因此,建议大力提高农村女性受教育水平,加强农村女性的教育培训。同时,在公共政策制定和实施中,需增加农村女性平等竞争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