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环保企业上市问题的探讨

结合环保企业的特点,简要阐述了环保企业上市的必要性和优势,以及上市方式的选择。     

社会资本测量研究综述

高水平的社会资本是生态、社会与经济职责和谐过程的先决条件,社会资本在可持续发展领域的作用已引起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社会资本测量作为理解其作用机制的前提与基础,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然而,在实践中,由于缺乏统一的测量工具,对于社会资本结构性成分系统解耦、社会资本在地区间比较、社会资本精确理解等都存在困难。本文从确定社会资本的基本维度出发,分析了社会资本测量中存在的问题,发现当前主要从社会资本的网络、信任及规范三个基本成分、个体与集体两个分析层次出发寻求替代指标对社会资本进行测量,存在测量工具缺乏系统性、替代指标缺乏普适性、分析尺度转换缺乏有效性、社会资本成分与其影响结果的测量混淆等问题。为了更好地理解社会资本及其作用机制,本文提出应从确认社会资本的主要维度开始,建立系统的测量框架、采用多样化的研究方法、选择功能等同的测量工具等入手进行社会资本测量。     

农户参与生态补偿行为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长期以来,资源无限、环境无价的观念根深蒂固地存在于人们的思维中,也渗透在社会和经济活动的体制和政策中.随着生态环境破坏的加剧和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研究,使人们更为深入地认识到生态环境的价值.而"生态补偿"是促进生态环境保护的一种经济手段,农户参与生态补偿的意愿既受到主观因素和非主观因素的影响,也受到理性和非理性因素的作用,是多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其中内部因素即家庭生计资本.本文以黑河流域中游为例,选取300户随杌样本,分析了农户参与生态补偿的意愿与生计资本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自然资本对农户参与生态补偿的意愿形成星负面影响作用,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农户参与生态补偿的意愿形成正面影响作用.这说明,农户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正在变得越来越理性,他们参与生态补偿的核心在于最大化地获取经济利益,政府要一方面尽可能地降低农户实施生态补偿后的各种风险因素,另一方面,要尽可能地提高农户承担生态补偿风险的能力.     

社会资本对中国环境治理绩效影响的实证分析

市场交易和政府命令一直被作为环境治理的两种有效方式,而交易成本的高昂和市场失灵的客观存在促使人们寻找除这两种方式外的其他方式.社会资本作为一个对于促进经济增长、管理自然资源与保护环境的关键变量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本文在对社会资本的概念、维度的梳理基础上,通过结构方程模型的实证研究,分析社会资本、社会分歧和社会能力在环境治理中的机理与影响,以期对我国开展社会资本与环境治理机制研究提供政策支持和理论借鉴.结果表明:组织层面的社会资本和社会能力与环境治理绩效呈显著的正相关,社会分歧与环境治理绩效呈显著的负相关,而个体层面的社会资本并未对环境治理绩效产生较大影响.通过交互效应分析得到社会分歧和社会能力在社会资本对环境绩效的影响过程中起到调节作用.即随着社会分歧的扩大(缩小),社会资本对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将减弱(增强);随着社会能力的增强(减弱),社会资本对环境治理绩效的影响将增强(减弱).     

旅游资本介入下的乡村旅游地农户生计资本测度及空间分异特征——以敦煌市莫高镇为例

构建纳入旅游资本的乡村旅游地农户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以甘肃省敦煌市莫高镇1550份农户调查访谈数据,从自然、物质、金融、人力、社会和旅游资本6个维度对农户生计资本进行量化评估,采用K-means聚类、探索性空间分析法刻画案例地农户生计资本的空间格局特征。结果表明:(1)不同类型农户生计资本水平差异较大,社会和金融资本在农户生计结构中占主导地位,贡献最高,自然资本的贡献度最低。(2)莫高镇农户生计资本存在显著的空间关联性与依赖性,具有明显的集聚特征,各行政村农户生计资本与其地理区位具有较强的耦合性。(3)莫高镇农户生计整体呈现出“西高东低”的现象,局部表现为稳定的高低值区双向集聚,高低值差异明显;金融和自然资本主导高值集聚,旅游和物质资本主导低值集聚。     

生计资本对甘南高原农牧民生计活动的影响

甘南高原是典型的生态环境脆弱区,农牧民采取的不合理生计活动已成为该区生态环境退化的主要因素,目前亟需塑建可持续生计方式.本文采用参与性农户评估方法对甘南高原115户农牧民家庭进行了调查,基于农户调查资料,分析了甘南高原纯牧区、半农半牧区和农区农户的生计资本现状、生计活动特点.阐释了生计资本对生计活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纯牧区农户的生计资本总值最高、半农半牧区次之、农区最低.且纯牧区农户缺乏金融资本、半农半牧区农户缺乏物质资本、农区农户缺乏自然资本:②农区农户的生计活动多样化指数最高、半农半牧区次之、纯牧区最低,农区外出打工和从事非农活动的农户比例远高于半农半牧区和纯牧区;③农户的生计资本影响着生计活动的选择,自然资本缺乏迫使农户寻求其他谋生方式,但受教育程度低、物质资本与金融资本缺乏以及封闭而狭窄的亲缘与地缘关系限制了农户生计多样化.最后提出了提高农牧民生计资本存量、塑建可持续生计方式的政策建议.     

资本禀赋对生态保护红线区农户人为活动限制受偿意愿的影响

生态补偿是激励生态保护红线区农户主动参与人为活动限制政策,实现生态保护红线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有效政策工具。为深入了解生态保护红线区农户人为活动限制的受偿意愿,将其决策过程分解成补偿参与意愿和受偿额度两个阶段,基于布迪厄的社会实践理论,构建资本禀赋与受偿意愿的理论分析框架,利用江西省和湖北省4个县(区)生态保护红线区微观调查数据,运用双栏模型实证分析资本禀赋对生态保护红线区农户人为活动限制受偿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有效的人为活动限制补偿激励应不低于农户的平均受偿意愿,对应调查区域的补偿标准应不低于0.23万元/(户·a);(2)经济资本对人为活动限制补偿参与意愿和受偿额度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农业收入比重、人口负担比和住房结构对补偿参与意愿具有正向影响,劳动力数量和人均耕地面积对受偿额度具有正向影响;(3)文化资本对人为活动限制补偿参与意愿的影响不确定,但对受偿额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中村集体活动参与对补偿参与意愿具有正向影响,外出打工经历对补偿参与意愿和受偿额度均有负向影响;(4)社会资本对人为活动限制补偿参与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受偿额度的影响不确定,其中村干部信任程度和陌生人信任程度对补偿参与意愿具有正向影响,邻居信任程度和贷款难易程度对受偿额度具有负向影响,手机联系人数和社会声望对受偿额度具有正向影响。因此,在未来的生态保护红线区生态补偿机制设计中,要分层分阶段推进人为活动限制补偿政策,充分重视农户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对其人为活动限制受偿意愿的影响。     

生计资本对水库移民创业的影响分析

创业活动可以有效解决水库移民的经济发展困境,迅速地转变经济地位。本文通过对温州水库移民调查数据,建立了移民生计资本评价指标,测算出水库移民生计资本现状,并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生计资本对其创业的影响。研究发现,水库移民的生计资本有一定的发展和积累,其中物质资本的值最高,人力资本的值相对高,社会资本的值第三高,金融资本的值与社会资本的值相差不大,而自然资本的值最低。水库移民生计资本的数量和质量,是其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条件,对发展机会的获取和把握有着重要影响,尤其是对移民创业活动有着显著影响,其中水库移民的金融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对水库移民创业有着显著影响,而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则没有显著影响。另外,随着水库移民在安置地生活时间的增加,移民逐渐适应安置地的生活,其创业的可能性加大。因此,在今后的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期扶持政策实施中应着重扶持水库移民创业方面,特别是加强在金融、技术方面的扶持力度。     

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目标下农户生计状况分析

农户生计是农业文化遗产认定标准之一,也是影响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的关键因素,在贫困地区,遗产保护与农户脱贫的两难困境更为突出。本研究基于可持续生计理论和分析框架,以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云南红河哈尼稻作梯田为案例区域,通过生计资本指标体系构建和量化,对比分析了不同生计途径农户的生计状况。评估结果发现,农户的生计资本均值为2.312,生计资本处于匮乏状态,金融资本值最低,而文化资本值最高。从事农业和打工是当前农户的主要生计途径,旅游接待成为生计拓展的重要形式。三类农户生计资本值和家庭年均收入排序相同,都表现为旅游接待户打工兼业户纯农业户,纯农业户的生计状况最差。从单项生计资本看,旅游接待户和打工兼业户的人力资本显著高于纯农业户,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比较中,旅游接待户显著高于其他两类农户,说明人力资本越丰富的农户越可能倾向于兼业,农户开展旅游接待需要较高的物质和金融资本作为基础。这意味着,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要大力提高农户的农业经营收益,延长农业的价值链和产业链,完善农村金融市场,开展旅游接待培训,从人力、金融等多方面改善农户生计资本状况,实现生计途径拓展。     

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资本视角

由于当代人与后代人共同占有整个地球，因此从理论上讲，解决代际公平问题成为可持续发展理论研究的首要问题。从经济学角度讲。整个资本世界可以分为人力资本、人造资本、环境资本、社会资本等四个组成部分，分析表明，不同类型资本之间的替代与互补关系，对维持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尤其，应该大力培育人力资本与环境友好的社会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