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溴联苯醚暴露的神经行为效应及其毒理机制

溴代阻燃剂多溴联苯醚(PBDEs)是一类在各类环境介质、生物体和人体中均能检出的普遍存在的环境污染物。我国的主要污染源之一集中于东南部地区的电子废弃物回收场地。由于PBDEs具有结构稳定性、亲脂性和生物累积性,电子废弃物拆解回收活动对当地生态系统和居民健康存在着巨大的潜在风险。PBDEs的发育神经毒性受到研究者的极大关注,但其神经行为毒性效应和机制仍需深入研究。行为学效应既是内在神经毒性机制的外在反映,也是推测环境污染物在高级别生物学水平(如种群、群落)影响的最有力试验手段。近年来,基于视频追踪系统技术的商业行为学分析设备迅速发展,使行为学效应测试在环境毒理学领域具备极大的潜力。本文结合近年来国内外环境毒理学研究进展,回顾了PBDEs的神经行为毒性效应,包括运动行为、掠食行为和认知行为,并分析了其可能的毒理机制,最后总结了当前研究存在的问题和未来研究需要关注的重点方向。     

石墨烯纳米材料对哺乳动物的毒性及其作用机制

石墨烯是一种应用广泛的新兴非金属纳米材料,具有独特的电学机械性能、超大的比表面积以及潜在的生物相容性,在材料、电子、能源、光学以及生物医学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与此同时,石墨烯的环境行为和生物毒性也随之引起日益广泛的关注。本文通过对石墨烯纳米材料的动物毒性、细胞毒性、毒性影响因素和毒性机制等相关研究进展进行总结。石墨烯纳米材料可通过气管滴注、吸入、静脉注射、腹腔注射以及口服等方式进入体内,通过机械屏障、血脑屏障和血液胎盘屏障等积累在肺、肝、脾等部位引起急性或者慢性损伤;目前有关石墨烯毒性机制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线粒体损伤、DNA损伤、炎性反应、凋亡等终点及氧化应激参与的复杂信号通路,不同石墨烯纳米材料的浓度、尺寸、表面结构和官能团等对石墨烯的生物毒性影响不同。鉴于当前该领域研究的局限性,对石墨烯纳米材料生物毒性研究的发展方向进行了展望,进而为石墨烯材料的安全应用提供理论借鉴和实践参考。     

中国碳排放强度的时空演进及跃迁机制

面对气候变化所带来的生存危机以及环境治理的复杂状况,对中国碳排放强度时空演进的动态监测与预警治理的研究是实现碳排放强度下降目标的关键。文章测算1997—2015年中国大陆30个省区碳排放强度的空间面板数据,采用探索性时空数据分析(ESTDA)方法对中国碳排放强度的空间相关性、集聚特征及其时空跃迁进行空间统计分析,借助分位数回归与时空跃迁嵌套模型,揭示在时间和空间推移的双重作用下中国各省区碳排放强度的时空跃迁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30个省区的碳排放强度在时空分布上并不是完全随机状态,各个省区碳排放强度之间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特征,碳排放强度的变动趋势会受到其相临近省区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省域间的碳排放强度在空间分布上呈现"集聚"与"分异"并存的时空演进特征。(2)中国碳排放强度空间集聚趋势增强,具有高度的凝固性和较低的流动性,10个高碳排放强度省区碳排放强度的稳定性将成为制约中国碳排放强度整体跃迁的重点省区,相关省区的跃迁性将成为驱动中国碳排放强度整体跃迁的关键省区。(3)各省区的碳排放强度空间集聚过程中存在时空跃迁的驱动模式和制约模式,分位数回归模型能够很好地解释各驱动因素对碳排放强度时空跃迁的驱动机制,不同响应阶段的驱动因素的分位数与碳排放强度时空跃迁类型之间具有很强的嵌套性。(4)根据各省区碳排放强度时空演进及其跃迁机制的分析结果,进一步提出加强对关键省区碳排放强度的有效监测与治理,加大碳排放的约束力度等差异化的碳减排调控措施。     

产业精准扶贫作用机制研究

在精准扶贫的国家战略下,产业扶贫被赋予了新的内涵,承担起贫困户的"造血"功能,成为精准扶贫的核心,本文将其概括为"产业精准扶贫"。与已有研究不同,文章以产业精准扶贫与传统产业扶贫的区别以及产业精准扶贫怎样发挥作用这一科学问题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了实地观察法、问卷调查法和深度访谈法,从微观尺度研究产业精准扶贫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与传统产业扶贫停留在村一级或者大户层面不同,产业精准扶贫将产业透过村庄到农户,而且与贫困户的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有机地结合起来。(2)产业精准扶贫作用机制是通过利益相关方共同对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进行匹配的过程。产业精准扶贫突显了贫困户的主体性作用,着重强调贫困户自身拥有的土地、劳动力要素的参与,真正建构了多主体、多要素参与的长效机制。(3)产业精准扶贫是一个共同参与的过程。农户或是入股、务工或是自己发展产业,积极参与到农业生产中,通过政府引导、企业管理、村两委参与,促进贫困户参与在生产过程中,就产业过程中的事项达成共识,促进了贫困户的公民精神培育、实用技术掌握和思想观念转变。(4)产业精准扶贫是实现贫困人口增收发展的有效路径,但仍需注意风险防患。扶贫信息发布、帮扶单位责任人等扶贫利益相关者的组织和传播,为企业和社会资本进入贫困村奠定基础,但是,也相应地增加了产品销售问题和产业自然灾害的风险,产业贴补和金融扶持政策的稳定性也会影响产业精准扶贫的运行和成效。因此,要相应地加强对扶贫产业风险的预警,规避和降低产业扶贫风险。     

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的内涵与应对机制

当前全球减缓与适应的努力无法有效应对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巨大的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需要直接的解决方案。201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简称《公约》)多哈会议期间,应对气候变化不利影响的损失与危害问题突然升温,成为影响大会能否成功的关键议题之一。本文通过对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的定义和内涵的探讨,将损失与危害归纳为人类通过减缓或适应未能避免的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并与影响、脆弱性和风险等相关概念进行辨析,提出较完整的损失与危害的概念模型,认识到应对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是对减缓与适应的有效补充。系统阐述国际上基于政治、法律和市场的损失与危害的应对机制,初步展示了损失与危害机制的可能形式,包括:小岛国联盟在《公约》下提出的"应对损失与危害的多窗口机制",主要包括保险、恢复与赔偿、风险管理,由发达国家根据国民生产总值(GNP)和温室气的排放量提供资金支持;慕尼黑保险公司提出的"慕尼黑气候保险计划",主要包括预防和保险,实施慕尼黑气候保险计划预计需要每年投入约100亿美元购买保险服务;遭受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的国家通过国际诉讼向气候变化的责任方提出赔偿要求也是一种潜在的应对机制,其原理基础是国际惯例法的重要通行原则——"无害原则",但具体实施受国际法院强制管辖权的有限性和国际诉讼高风险的制约。最后,提出损失与危害可能的学术研究方向,为构建气候变化损失与危害国际与国内应对机制及开展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资源禀赋对中国人口城市化发展的影响

回顾我国人口城市化的发展历程,经济增长是其基本动力,工业化、市场化、对外开放、固定资产投资、人力资本与科技进步等经济增长要素构成了我国人口城市化的动力源泉。但矿产资源作为重要的经济要素,是"福"是"祸"尚且存在着较大争论。基于人口城市化快速发展和资源型经济转型两大时代背景,本文运用城市面板数据建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研究我国人口城市化的动力机制,重点研究资源禀赋在人口城市化进程中的作用以及由此导致的不同地区人口城市化动力结构之间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从整体上看,矿产资源对我国的人口城市化起到了积极的促进影响,但资源丰裕度的不同决定了不同地区人口城市化动力结构和动力机制并不完全相同。对于资源丰裕地区而言,资源是内生的动力因素,既作为生产要素参与生产,同时又作为具有稀缺性的商品获得产品收入,由此对本地的产业结构产生根本影响,在经济增长和人口城市化的动力结构中占有了重要的位置;而对于非资源型省份来说,资源是外生的,只是作为外购的生产要素参与生产,资源在这些省份并不构成相对独立的驱动力。在此前提下,资源丰裕地区与资源贫乏地区人口城市化的动力机制出现了明显差异:工业化、市场化、科技力量在资源贫乏省份的作用明显大于在资源丰裕省份中的作用;而资源禀赋和固定资产投资在资源丰裕地区中的作用更大。也就是说,资源禀赋条件的不同从根本上决定了资源丰裕地区与资源贫乏地区人口城市化发展动力的内在差异性,同时也使人口城市化发展模式不尽相同。     

结构转型影响贫富差距的微观机理

收入分配不公是影响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因素。为了从微观视角考察结构转型对贫富差距的影响,本文利用非线性阈值协整理论定量刻画了洛伦兹曲线随产业结构变化而发生变动的特征,研究结果表明: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变动,洛伦兹曲线斜率的变化具有非线性的特征,即当产业结构偏离均衡相同大小时,洛伦兹曲线恢复到均衡斜率的速度不同;产业结构的"突变"位置发生在结构转型程度为0.014处,该突变值对洛伦兹曲线斜率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门槛效应,且该门槛效应发生在结构转变后的第3期。由此揭示的经济含义为:在结构发生转变的过程中,我国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效果具有滞后性和非对称性的特点,滞后性表现为当结构转型发生之后,洛伦兹曲线在滞后3期才发生明显的非线性变动作用,而非对称性表现为当结构转型发生变动时,我国政府未能兼顾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收入分配所造成的不利冲击,从而导致收入分配不公的程度出现加剧恶化现象。因此,仅仅依靠市场机制对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不大,政府需要控制政策操作力度以及调整要素适应结构转型,从而达到缩小贫富差距的效果。     

城市发展与人口安全

本文在分析了城市发展与人口安全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城市发展的主要阶段,在相关研究人员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城市发展的阶段特征进行了汇总分析,指出了我国城市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城市发展模式粗放,发展形式单一;城镇化率内涵不足,质量不高,城市劳动力需求与供给不匹配;城市发展"大跃进"现象突出,较少关注民生等问题。以当前我国人口发展的情况为基础,分析了我国人口安全的方面存在的问题,认为人口安全应该关注于:一定时期内人口要素之间以及与人口要素相关的社会、经济、资源、环境等方面相互协调,以利于国家综合实力的提升以及确保国家的整体安全。构建了城市发展与人口安全互动模型,同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战略基础与主要思路。     

政策目标对REDD+机制收益分配的影响

本文通过建立一个简单支付模型研究了完全信息和不完全信息情景下经济目标、环境目标以及福利目标对于REDD+机制收益分配的影响。按照政策制定者知道的代理人机会成本的信息,本文设定了完全信息和不完全信息两种情景。政策制定者在两种情景中对于总毁林和潜在造林面积的分布、代理人总收益以及各代理人的毁林或潜在造林面积都拥有完全信息。为了研究不同的政策目标对REDD+机制效果的影响,本文设定三种政策目标:经济目标、环境目标以及福利目标。在此基础上,利用云南生态固碳造林项目的入户调查数据,对三种政策目标的效果进行了仿真研究。通过仿真研究分析了在完全信息和不完全信息条件下三种政策目标对于代理人受益、政策制定者收益以及减少毁林或增加造林总面积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不完全信息情景下,政策制定者只能按照相同的补偿标准支付给所有代理人,因而三种政策目标的产出完全相同。对于经济目标的政策制定者而言,完全信息并不会带来森林面积的增加,但会导致REDD+剩余从代理人转移至政策制定者。相反,对于环境目标政策制定者而言,完全信息会导致森林面积增加而减少代理人的收益。对于福利目标政策制定者,完全信息并不会导致总体福利有所差别,且收益仍归代理人所有,而减少毁林或增加造林的面积大于等于不完全信息。     

活性污泥缺氧转化1-2-7-三氨基-8-羟基-3-6-萘二磺酸

1—2-7-三氨基-8-羟基-3—6-萘二磺酸（TAHNDS）作为偶氮染料的脱色产物很难被常规的厌氧-好氧染料废水处理工艺所去除。研究了未经驯化的活性污泥对TAHNDS的缺氧转化效果。结果表明,只有在特定的缺氧条件下（ORP在-50～-150mV之间）,TAHNDS才能被活性污泥所降解转化。当浓度在10—80mg／L范围内,TAHNDS可在72h内转化93％以上。加入100mg／L的硝酸盐和0．64mmol／L的氧化还原介体蒽醌-2-磺酸钠（AQS）可将40mg／L的TAHNDS的转化时间从84h缩短到36h。光谱及HPLC—MS分析表明,TAHNDS在缺氧条件下主要是通过脱氨基和脱磺酸作用生成已知可好氧生物降解的3,5-二氨基4-羟基萘-2-磺酸。因此,缺氧处理有望作为预处理工艺促进废水中TAHNDS的完全降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