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宜诺斯艾利斯：从金融部门角度来看CDM

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十次缔约方会议（COPIO）（见联合国环境署焦点）上，环境署金融举措气候变化工作组（CCWG）召开了一次附加会议推出了第4期CEO简报．这份文件分析了碳解决方案的融资，特别强调了《京都议定书》的清洁发展机制（CDM），尤其是从金融部门角度出发与CDM项目有关的风险和机遇．     

治理水污染保护水资源

水资源匮乏与水环境污染问题正逐步成为制约我省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本文结合我省面临的三大机遇，从调整产业产品结构、利用金融信贷政策、建立清洁生产审计制度、推动污水处理厂建设转入市场运行机制等社会经济政策方面出发，借鉴外省水环境保护工作经验，探讨了治理水污染、保护水资源的对策。     

三权分置改革中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政策认知及其行为响应——以上海市青浦区为例

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是现阶段我国农地产权制度的重大创新,其政策逻辑是通过农地产权的细化和明晰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以推动农业转型发展。但是三权分置能否改善人们对土地产权的长期、安全、稳定的预期,改变经营主体的行为方式,依然有待实践的检验。以新型经营主体对政策的认知为切入点,以三权分置实践较早的上海市青浦区为典型案例,在问卷调查和实地访谈的基础上,基于“三权分置改革—主体认知—行为响应”的政策传导机制,应用结构方程模型,研究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政策认知程度对其规模经营行为、长期投入行为和向环境友好型农业转型等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对三权分置政策的认知对其三大类生产经营行为的转变均存在显著影响;并且认知程度越深,其实践农业生产方式转型的可能性越大。需要进一步完善配套制度建设、加强三权分置政策的宣传和解释力度,提升农业从业者人力资本水平,为农业转型升级提供内生动力。     

重大技术变革与能源地缘政治转型

技术进步是能源地缘政治演进的物质基础,重大技术变革驱动能源利用形式的迭代升级。从能源转型的历史与现实出发,初步建立技术变革与地缘政治研究的理论分析框架。重大技术变革是推动能源转型的动力,而能源转型引发能源供需关系的改变,进而催生新的能源地缘政治格局。技术变革是能源地缘政治博弈的焦点。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在地理变量维度中稀土、钴、锂等能源关键元素成为大国争夺核心,而在科技变量维度中颠覆性能源技术则成为引领能源产业变革的关键。技术竞争、新供需关系与新地缘关系一同重塑了新能源地缘政治格局。新能源技术的发展对能源安全产生重大影响,一方面能源大国的博弈格局发生变化,能源外交的运用方式随之改变;另一方面与油气相关的地缘冲突将趋于减少,但电力断供将成为地缘政治博弈的新武器。     

产业绿色转型中营商环境法治化的争议与路径北大核心CSCDCSSCI

产业绿色转型需要增量成本与差异化调控,而营商环境优化则要求降低企业成本与市场主体一视同仁,致使优化营商环境进程中,法律规范存在重“形式平等”而轻“实质平等”的现实。只有实现营商环境法治化,通过法律形式固定产业绿色转型中的权力职责与权利义务,产业绿色转型的实质平等需求方能真正落实。然而,营商环境法治化的实现路径存在营商环境法治化就是限制公权力与产业绿色转型仅需补足经济成本两种误区。应当明确,产业绿色转型中营商环境法治化并非限制政府权力,而是要求政府合理行使公权力,即在法治框架内为产业绿色转型提供有效公共资源。并且,产业绿色转型的经济激励仅能是一时手段,营商环境法治化不应仅关注局部的经济成本,更应为产业发展设置合理的框架与边界,重视产业整体的协调。事实上,产业绿色转型中企业与政府相比更具专业性与技术先进性,具有量体裁衣式的优势,必须构建企业需求导向的营商环境法治化,即分担转型成本与降低转型风险。一方面,分担成本路径要求实现产业绿色转型的社会共治,包括规范制定、纠纷解决与生命周期;另一方面,降低风险路径需要产业绿色转型的制度激励,既要从主观上增强企业获取价值的确信,又应在客观上保障企业转型风险可控。     

中国电力行业低碳转型政策的经济-能源-环境影响北大核心CSCDCSSCI

作为主要的碳排放来源之一,电力行业低碳转型在应对气候变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现有大多数研究侧重于分析单一电力能源低碳政策,而很少对比分析多种低碳政策的宏观经济影响。基于此,该研究构建了一个包含详细电力技术模块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从全局经济角度评估了在实现相同碳减排目标情形下利用碳定价收益补贴电力部门三种减排方式(包括补贴CCS技术,水电和核电,以及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发电)的经济、能源和环境影响。结果表明:①补贴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发电是相对最优的碳定价收益利用方式。该方式在达到相同减排目标时所需要的碳价最低,对于整体宏观经济以及对重点用电部门利润造成的损失最小;同时,该方式也可以较明显地促进可再生能源份额和电气化率的提高,且对于SO_(2)和NO_(X)的协同减排效果最佳。②补贴水电和核电的方式次优,该方式对整体宏观经济和重点用电部门利润的负面冲击相对适中,且较好地促进了可再生能源份额、电气化率以及SO_(2)和NO_(X)的协同减排效果。③补贴CCS技术在这三种方式中最不占优势。该方式对于整体宏观经济增长和重点用电部门利润造成的损失最大;同时对可再生能源份额、电气化率以及SO_(2)和NO_(X)协同减排效果的促进作用较为微弱。因此,给出如下建议:①短期内,中国电力行业应率先大力发展清洁电力,尤其需优先考虑将碳定价收益用于补贴风电和太阳能发电;②从长远来看,为实现“碳中和”目标,应大规模部署CCS,在补贴CCS与碳定价相结合方式下,若辅以降低生产间接税,则能较好地减缓对GDP的负面影响;③短期内可适度降低对SO_(2)和NO_(X)的减排措施力度;但长远来看,针对SO_(2)和NO_(X)的措施力度仍不可放松。     

数字金融影响碳排放的作用机理及效果北大核心CSCDCSSCI

中国数字金融发展迅速,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并可能对碳排放产生影响。文章首先梳理了数字金融影响碳排放的可能途径,并以罗默内生经济增长模型为基础,通过在生产函数中引入数字金融和能源消耗,在消费者效用函数中引入二氧化碳存量等方法,构建并阐释了数字金融影响碳排放的经济学原理和作用机制。理论分析的结果显示,数字金融的发展将通过影响居民消费理念和行为、企业生产活动方式与创新效率等方面影响碳排放,并在总体上呈倒“U”型关系,其中碳排放拐点所需的数字金融能力主要取决于能源现存消耗情况以及技术创新能力等因素。其次,基于中国省域数据对上述倒“U”型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和中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①数字金融对碳排放的影响可分解为增产效应和节能效应。②在两种效应的综合作用下,碳排放将随着数字金融发展先增多后减少,且这一倒“U”型关系通过了内生性及稳健性检验。③数字金融的广度、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对碳排放的最终影响效果存在显著的结构性差异。④此外,影响机制分析结果还表明,数字金融的发展缓解了企业融资需求压力,传统生产方式下的生产规模由此得以扩大并增加了碳排放,即数字金融发展广度带来的影响更多地体现为产值扩大的碳排放上升(增产效应);但后期随着数字金融深度和数字化作用的累积发挥,促进企业研发以及节能型技术专利带来的创新减排效应将显著增加,进而通过降低单位碳减排后最终导致碳排放减少(节能效应)。基于此,中国数字金融发展应尽快从量转向质,加大对企业低碳节能转型与数字化升级、能源产业结构优化、新能源开发与利用等方面的精准支持力度,并积极探索数字化碳金融产品的不断创新。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关于组织申报2016年“互联网+”重大工程中央预算内投资项目的通知

<正>发改办高技[2016]907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发展改革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国发[2015]40号,以下简称国发40号文件),加快发展新经济,切实发挥中央预算内资金补短板、调结构、促转型的作用,引导社会资本投向互联网与经济社会融合发展,我们拟组织实施2016年"互联网+"重大工程,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十三五”推进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战略思考

作为能源绿色化发展的主体,可再生能源持续健康发展是实现能源生产革命和能源供应转型不可或缺的重要途径。当前我国可再生能源已进入到大范围增量替代、区域性存量替代的发展阶段,但在未来发展空间、能源系统融入、技术进步创新、政策机制保障等方面面临愈加严峻的挑战。"十三五"是我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承上启下的关键时期,需要结合电力体制改革进程,以促进可再生能源电力发展机制为先导,在法律法规、能源市场、基础设施、技术推进、价格财税、监督管理等诸多方面创新机制,解决制约发展的瓶颈问题,推进可再生能源成为主力能源之一的进程。     

环境保护支撑供给侧改革的建议

供给侧改革既需要生态环境保护的支撑,对生态环保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也为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带来重要机遇。环境保护支撑供给侧改革,既要通过强化环保约束、严格环境准入,除掉落后产能,也要通过深化治理、创新驱动,引导资本流向绿色产业,扩大生态产品供给。因此,可以从资本、技术、制度等供给侧要素改革入手,全面融入环境保护的要求,促进经济发展更加有质量、可持续。本文从政府、市场、企业、公众等利益相关主体入手,提出环境保护支撑供给侧改革,从而实现环境质量改善、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