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有树木后有人类

树木在4亿年前减少了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含量,把地球变成了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但现在,由于石化燃料增加了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这一过程正在颠倒。 在苏格兰爱丁堡参加关于地球进化体系大会的科学家,在对地球生态系统进行研究后指出,树木是创造我们今天丰富资源的真正能工巧匠。因此,科学家们指出,人们应对滥伐森林现象和它对世界气候造成的影响引起注意。因为工厂和汽车不断向周围环境排放二氧化碳,破坏了树木对空气的净化作用。 耶鲁大学专家说,大约在3.8亿年前,地球上只覆盖着斑斑点点的极少的苔藓、地衣和其他一些小植物。然而随着生态的演变,大型维管植物一树的出现彻底改变了地球环境。那时     

安全伦理学的建构——关于安全伦理哲学研究及其领域的探讨

安全伦理学是伦理学的重要基础。安全伦理命题始终存在着道德反省与不反省两种哲学态度,后者长期以来一直占主流,使得安全伦理学的研究滞后,导致其在安全科学学科体系中“空缺”。应当看到,在处理“安全获得与财富获得”的价值关系上,需要建构安全伦理理论,树立科学的安全价值观理论,因而需要制定一套能指导和判断安全活动或行为的道德规范标准。建构安全伦理学,首先要把安全道德作为研究对象;其次根据其特殊的规范性、明显的实践性和具体的专业性等性质特点,提出一种区分安全活动的道德与不道德的原则,并决定安全伦理学的基本问题,为了保存、尊重生命,维护个体的安全权益和增进个体的自由与安全地位平等的社会正义,安全活动应该遵循那些伦理规范;最后确定出该学科的研究方法。     

对非人类中心主义『自然界内在价值』观的质疑与辨析

自然界的内在价值和自身利益问题,是人类中心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争论的核心问题之一。非人类中心主义从所谓自然万物都有其平等的存在权利的观点出发,认为在对待自然的态度上,应从过去的纯粹“经济的视角”转变为“伦理的视角”,尊重并承认自然界的多方面价值。人类中心主义否认自然具有“内在价值”,并不等于否认自然具有价值。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价值的主体只能是人。价值是相对于人类主体而言的,人类是自然万物的价值主体。自然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应然基础,人类中心主义赋予自然的价值以新的涵义;自然不再是处在人类活动之外的物质运动形式,它还是人类生存于其中且永远不能离开的客观环境;自然物不再只是人类物质活动的材料对象,它还是人类周围有机环境的组成部分。     

环境伦理之光

环境既包含自然要素又包含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要素，对之作全方位认识，有必要从哲学层次上加以研究。造成环境危机的根源并不在自然本身，确在于人们的价值观念。环境科学研究应与伦理学研究结盟，把伦理学正当行为观念扩至对环境的关心，把道德上的权利概念扩至整个环境实体和过程。环境伦理学要求人们的社会、经济行为生态化，所选择的发展途径符合环境道德规范，从利己主义的“经济人”桎梏中解脱出来向自觉保护环境的“道德     

生态补偿机制的生态伦理学基础

生态补偿遵循“谁破坏，谁受益，谁补偿”的原则，是符合生态伦理学原则的。发达国家对当今世界生态危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应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无偿援助。国内富裕地区对贫困地区的生存权和发展权负有责任和义务，国家应从宏观调控上建立生态补偿机制，给贫困地区居民以更多的补偿。     

从进化角度看绿色壁垒和绿色质量

发达国家的绿色壁垒对我国的产品出口造成很大的冲击,本文从生物进化的角度,研究了绿色壁垒的产生背景、世界贸易组织和技术贸易壁垒协定(WTO/TBT)的宗旨以及质量进化的层次。在此基础上,提出绿色壁垒的产生源于消费者需求层次的不同,是质量观念的不同,出口产品要适应国外的市场环境,强调适者生存的重要性。     

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生态经济伦理学思考

阐述了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制定与选择，为生态经济伦理学的形成创造了价值前提；正在兴起的知识经济及其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认定，为生态经济伦理学的形成提供着经济和观念的双重支持。倡导坚持可持续发展伦理思想，走生态经济发展的道路。     

动物伦理学研究

为了构建动物伦理学，笔者考察并概括了西方动物伦理研究的本质和关键问题，认为：动物伦理学是关于人与动物关系的伦理信念、道德态度和行为规范的理论体系，是一门尊重动物的价值和权利的新的伦理学说。它的产生具有坚实的科学基础、伦理基础和现实迫切性。     

从齐美尔的第三范畴理论看环境伦理学的自然价值观

第三范畴在哲学的认识论上是一个新颖的概念,它从康德的那种认识论的维度中脱离出来。同时,它也不具有胡塞尔的那种现象学的意象关系的介定。它相当于一个独立的范畴,存在于主体与客体的一个中介点上。在齐美尔的第三范畴的概念中,环境伦理学的二元论的倾向被排除了。它也为价值关系找到了一个新的平衡点。     

从庄子的“与物为春”说起

西方许多环境哲学家在分析环境危机的思想和文化原因、探寻环境哲学智慧与文化传统的关系时,都不约而同地转向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可以确信,中国古典思想已经成为当今生态伦理学重点关注的理论资源和源头活水。当然,这不等于说古典思想家们都是未卜先知的预言家,早已为我们面临的生态问题开出了“药方”,但是,中国古典思想本然的具备着期求与自然和谐的祈向是毋庸置疑的。的确,哲学也是各种社会因素综合刺激的产物,有其时代性与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