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可持续发展的水资源约束与对策

天津是资源型缺水城市，水资源严重短缺、水质污染以及过量开采地下水导致的地面沉降等问题成为天津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制约因素。在对天津水资源现状及相关问题分析基础上，提出建立节水型经济结构、建立健全水资源行政管理体系等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对策。     

“孔夫子”的车之道

开车是一种责任作为孔子第75代孙,孔海钦先生自幼遵从孔子的德性思想——仁、义、礼、智、信。这种遵从不仅仅适用于对待父母,在人类社会整个礼制体系中也都适用。所以他开车时同样遵循着仁、义、礼、智、信的为人处世准则。     

企业安全质量标准化管理体系的建立与实施

1引言 安全质量标准化管理体系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安全科学管理方法,它是一套系统化、程序化、具有自我约束、持续改进机制的科学管理体系.下面,就企业安全质量标准化管理体系的建立与实施谈一下笔者粗浅的看法.     

环境目标约束对能源结构低碳转型的影响

加快能源消费结构低碳转型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重要途径。鉴于中国资源禀赋的特殊性和区域能源分布差异,各地区对煤炭的依赖程度有很大差别。煤炭资源依赖程度对能源结构低碳转型的差异性影响值得高度关注。为系统评估环境目标约束对煤炭资源依赖地区能源消费结构低碳转型的影响,该研究在理论分析环境目标约束对各地区能源消费结构的内在影响机理,以及经济增长压力和绿色金融在其中发挥的调节作用基础上,以中国特色环境目标约束制度为准自然实验,中国30个省份2003—2020年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广义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环境目标约束对地区能源消费结构低碳转型的影响,并讨论了经济增长压力与绿色金融对该影响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1)环境目标约束制度实施后,相比非煤炭资源依赖地区,煤炭资源依赖地区能源消费结构低碳转型受阻,说明存在“绿色悖论”效应。该结论在考虑相关政策影响、运用合成工具变量等方法处理内生性问题后依然稳健。(2)影响机制检验表明,在煤炭资源依赖地区,地方政府在环境目标约束和经济增长目标“双目标”压力下,更有动力推动能源消费结构低碳转型;受金融监管水平和企业“洗绿”行为影响,绿色金融加剧了煤炭资源依...     

以硬约束引导生态补偿驶入快车道

正党的十八大报告和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生态补偿制度是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和完善生态补偿机制,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措施,也是有效保护资源环境的重要途径和统筹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方面。截至目前,我国开展生态补偿相关探索已有多年,然而由于缺少法律的硬约束和国家统一的强力部署,我国生     

以“专门化”引领环境司法体制机制创新

当前,我国面临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通过司法手段保障人民群众的环境健康与安全,是加快生态文明制度建设,将环境资源保护纳入法治轨道的重要一环。2014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最高人民法院设立环境资源审判庭,不仅意味着我国环境司法工作将迈向一个新台阶,而且标志着由环境立法、环境行政和环境司法构成的中国生态文明法治建设框架已初步健全。推动环境资源审判专门化,对于加强环境资源司法保护具有重     

怎样算好生态环境保护这盘账

<正>有市场就会有买卖,有买卖就必须要算账,不论开工厂开饭店,还是种庄稼跑交通,都要算账。用经济学的话讲,这叫通过对投入和产出的比较分析,使有限资源得到合理配置。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也有账可算。一方面,不能不顾现实条件和经济成本,一味强调环境保护;另一方面,也要认识到环境保护不是光投入没产出的事,环境保护亦会促进经济发展。那么,如何算好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这盘账呢?不久前,习近平总书记在云南考察时指出:要把生态环境保护放在更加突出位置,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在生态环境保     

绿色产业政策与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北大核心CSCDCSSCI

绿色产业政策是指中央或地方政府制定的、以绿色政策工具为手段,以促进产业绿色转型升级为目标的各种策略组合。绿色产业政策鼓励企业绿色创新,强调以创新驱动的方式实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然而,目前国内关于绿色产业政策实施效果的评价研究存在严重缺口。文章将2017年国务院批准设立的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视为一次外生冲击,基于2011—2019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了该政策对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及内在机制。研究发现,与非试验区企业相比,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的设立通过缓解融资约束,整体上促进了制造业绿色技术创新。同时,绿色金融产生的信贷资源配置效应,有助于引导金融资源从重污染行业流向绿色清洁行业,这不仅缓解了试验区非污染企业的融资约束,也加重了污染企业的融资成本,从而倒逼污染企业绿色转型。在引入企业生命周期动态视角后,结果显示,试验区设立更易诱发制造业行业中成熟期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对成长期和衰退期企业的影响并不显著。进一步地,从地区市场环境和企业所有制等角度对绿色金融的异质性作用进行了探究,发现绿色金融的创新激励效果在要素市场发育程度更高的分位区间以及国有企业中更为显著。基于上述政策效果的评价结果,目前中国政府制定的以绿色金融为主要手段的区域型绿色产业政策能够在内化环境外部性成本的条件下,实现制造业绿色转型升级。但是,在未来还需精准化推广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不断丰富和完善试验区内绿色金融产品和工具。该研究为绿色金融在环境污染治理标准和治理体系中争取“一席之地”提供了丰富的理论和经验证据,同时也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基于绿色产业政策视角的可行思路。     

水资源“费改税”如何影响高耗水企业过度投资？

中国经济当前正处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关键时期,如何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遏制高耗水企业无序扩张,对于缓解结构性产能过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由资源要素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至关重要。该研究基于2010—2021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自由现金流与技术创新双重视角探究水资源“费改税”对高耗水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研究表明：征收水资源税能够显著抑制高耗水企业过度投资,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倾向得分匹配法、更换被解释变量衡量方法、排除其他政策影响与工具变量检验）后结论依然稳健。机制分析表明：征收水资源税能够通过减少高耗水企业自由现金流与刺激技术创新抑制过度投资。同时,征收水资源税对高耗水企业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在国有企业、融资约束程度更高的企业与用水强度更高的企业中更为显著。基于上述结论,该研究认为,应持续完善水资源“费改税”政策,在加大用水量监控设备推广力度的同时,也要完善水资源税的激励机制;增强政策实施的灵活性,对不同经营现状与投资周期的高耗水企业,采取不同的策略引导其转变生产方式与投资行为;系统落实“节水优先”方针,既要加强节水监督力度,也要强化用水主体的节水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