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环境预警制度的法治化--以行政权力的规制为核心

环境预警制度蕴含了一项使行政权力合法扩张的"对应性架构",即预警级别与"强制型"或"限制型"措施之间的充分必要关系。在制度运行过程当中,环境行政权力却出现了"选择性失语"和"运动式肆意"的问题,具体表现为:一是预警级别发布时的"隐匿"与"从轻",从而对公民健康权益保护不足;二是预警状态下环境行政权力的扩张过度,使得对个人自由与企业经济自由侵害过度。由于环境治理领域"被害人-加害人"二元对立关系的模糊化、趋同化甚至同一化,传统公法学体系中的权力制约理论无法对预警状态下多样化和多层次性的行政权力进行有效地规制。那么,便有必要对现有的环境预警制度进行修正与纠偏。因此,可以从"对应性架构"的载体及其前后两端入手,对环境预警制度进行法治化建构。具体而言,对环境预警的载体"应急预案"进行形式改造,提高环境应急预案的规范层级,完善环境应急预案制定、修改等程序性规定;明确不同预警级别设定的规范层级,将作为被宪法所保护的客观利益——生态环境利益与经济利益的边界——通过"前端"预警标准予以划分;对预警状态下行政权力的"外部"制约程序予以完善。基于预警级别标准体系的划分,可以通过司法程序对"后端"环境应急预案进行"附带性审查",同时,赋予私主体直接针对预警状态下具有"外化"法效力的内部行政行为提起行政诉讼的诉权。     

鄱阳湖流域水化学环境参数的变化特征

分别于2010年2月和7月,对鄱阳湖湖区和入湖河流的pH、TDS以及主要离子浓度进行了测定,分析了主要离子组成的时空变化特征及其影响机制。结果表明,鄱阳湖流域水体属于弱矿化度软水,Ca2+是湖水和河水的主要阳离子,分别占阳离子总数〖JP〗的5935%、4989%;HCO-3是湖水和河水的主要阴离子,分别占阴离子总数的5337%、5937%,水质类型为Ca-HCO-3型水;主要离子组成和TDS浓度具有明显的季节和沿程变化特征,这与降雨季节性变化以及不同水系的地质背景有关;从河流水系上游至湖区的水化学特征依次为HCO-3型、HCO-3-SO2-4和SO2-4型。从水化学控制机制上看,鄱阳湖丰水期受大气降水作用和地质条件影响显著,而枯水期降雨量大大减少,主要受岩石风化、蒸发沉淀作用和人为输入的影响。除此之外,SO2-4型水的增加与长江干流酸化以及丰水期长江顶托倒灌现象有密切关系     

基于不透水表面指数的城市扩张趋势及驱动机制分析——以南京市为例

城市扩张趋势及驱动机制研究存在两大难题:(1)传统景观数据的混合像元问题影响城市扩张趋势研究的准确性;(2)城市扩张驱动因子的共线性问题影响驱动机制研究结论的可靠性.针对上述问题,以南京市为例,利用不透水表面分析结果,采用不透水面加权平均重心分析、线性方向均值分析及标准差椭圆分析方法开展2000～2017年城市扩张趋势研究,并利用偏最小二乘回归分析方法对城市扩张驱动机制开展定性及定量分析.结果表明:南京市整体上表现为多中心非同步的蔓延式扩张;2000～2017年的3个时间跨度内,南京市整体的不透水表面扩张速度不断增长,年均不透水表面加权平均重心转移距离分别为303,379,611 m,全市尺度上往顺时针偏北259.12.方向转移2 564 m,具体到各辖区,重心转移距离存在较大差异;城市扩张的外部形态特征具有明显的方向性,2000、2005、2010以及2017年4个时期,不透水表面的标准差椭圆扁率均在2.232以上,主要表现为南北向扩张,各辖区扩张方向性不同;城市外部空间特征及发展战略、河流水系及自然保护区分布、土地利用规划等因素表现为对城市扩张方向的约束和限制作用;第二产业从业人员数量、人口密度、第三产业固定资产投资额、地区生产总值、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等因素成为影响城市扩张规模的主要因素.     

两类泥石流形成机制的再讨论

泥石流是大坡度山区常见的自然灾害,从其触发动力因子溯源常划分为水力类和土力类两大基本类型。水力类泥石流起动的核心控制因素为水流对物源的冲击和拖曳力,与水流（或水沙浆体）强度密切相关;土力类泥石流起动的核心过程为滑坡（库伦破坏）和土体液化,主要受控于孔隙水压力（和土体含水量）。两类泥石流过程赖以发育的地质、地貌和环境条件显著不同,形成机制和关键因子迥异,但两类过程仍可以（且有必要）统一在一个宏观多相流物质输移体系中进行分析探讨,这对于进一步明晰泥石流易发环境（地质、地貌、气候）、关键要素和起动条件,有针对性地构建监测预警体系,并提出有效防控治理策略有重要的科学价值和实践意义。     

乡镇垃圾分类循环利用现状——以闽侯县上街镇为例

由于我国乡镇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乡镇村民生活水平加速提高,乡镇的垃圾种类及数量趋向于城市.乡镇村民居住较为分散,垃圾分类、收集、循环利用相较于城市困难,因此推进乡镇垃圾分类循环利用迫在眉睫.本文从闽侯县上街镇展开调查,以乡镇垃圾分类、回收循环利用为关键词展开分析,并从上街镇垃圾分类循环利用模式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总结和建...     

31部门联合启动环保严重失信企业惩戒机制

正环境保护部7月27日在京召开《关于对环境保护领域失信生产经营单位及其有关人员开展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媒体通气会,介绍备忘录主要内容,回答记者提问。环境保护部副部长黄润秋出席会议并讲话。《关于对环境保护领域失信生产经营单位及其有关人员开展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由环境保护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国人民银行等30个部门联合印发,是环保领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和完善失信联合惩戒机制,加快     

太湖流域水环境保护目标责任考核机制研究

建立科学规范的环境保护目标责任考核机制是实现我国环境保护目标的重要手段之一。作为一个自上而下的制度典范,基层环境保护管理部门是环境管理目标的落实者也是被考核的对象。本研究以太湖流域水环境保护基层管理部门面临的水环境保护目标责任考核机制为研究对象,从水环境保护考核指标的设定、考核评价的实施以及考核结果的应用三个方面分析太湖流域水环境保护目标考核机制的实施现状。结果表明,现阶段的考核体系存在考核指标设置不合理、考核过程实施过程成本较高,以及考核结果缺乏对管理部门的激励性等问题。最后,本文从提高现阶段太湖流域水环境保护考核指标设定的科学性、协调不同部门之间的关系以及加强考核结果的公开与合理应用方面对太湖流域水环境保护目标责任考核机制提出了政策建议。     

基于工业生态化建设的工业园区环境管理研究

工业园区是产业集聚的载体,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引擎。工业园区同时又是污染产生排放集中地,我国工业园区在发展过程中随着经济总量扩大、资源和能源消耗的增加,出现了大量的环境问题,阻碍了园区的可持续发展。工业园区的环境管理可以从园区层面出发解决污染问题,这是个既复杂又重要的工作。本文在分析工业园区发展历程的基础上揭示了目前工业园区存在的环境问题,以及管理方面存在的缺陷和不足,发现总体上园区环境管理水平较差。工业生态化建设为进行合理的园区环境管理提供了一个契机,本文针对我国工业园区的发展现状及发展趋势,提出基于工业生态化建设的工业园区环境管理的对策:1提升生态工业的意识,鼓励公众参与;2确立生态化建设思想,以生态化建设促进环境管理效率的提升;3加强工业生态化建设相关政策法规、规划的完善和实施;4构建工业生态化建设信息服务平台,以生态化建设来实现工业园区科学的环境管理。     

居民生活用电碳排放交易机制研究

个人排放交易被认为可以促进居民参与碳减排,但是因其减排收益难以覆盖高昂的建立和运行成本,降低了公众接受度。本文提出除了考虑碳减排的收益外,更需要关注个人排放交易机制的教育价值、形成正确的激励以及鼓励创新的价值,并提出可以基于当前国内多地实行的阶梯电价制度,利用电力系统现有的用户网络和账户系统,建立居民生活用电碳排放交易机制,以降低成本并实现上述价值。在此基础上,就居民生活用电碳排放交易机制的配额设定与分配、配额交易以及清缴问题做了细致的分析,并提出绿色电力作为补充电力可以免费获得碳配额以促进绿色消费。同时,比较分析了在居民生活用电交易机制和阶梯电价制度下,不同居民家庭以及电力公司的用电成本(收益),指出了其在形成正确的激励方面的作用。最后指出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居民生活用电碳排放交易机制可以扩展到居民的其他能源消费领域,以实现更为全面的个人排放交易。     

后巴黎时代气候变化公约资金机制的构建

气候变化公约资金机制是串联全球开展应对气候变化行动的纽带,也是通过国际合作实现"2℃"乃至"1.5℃"温控目标的关键支撑。多年来,由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是否依据历史责任划分履约义务上存在根本分歧,公约资金机制面临多渠道并行、运行规则多样化、资金使用分散、运行效率偏低、绩效评估欠缺等问题。本文对气候变化公约缔结20余年来各资金机制的产生和运行进行了系统梳理;对其存在的不足以及在全球气候融资体系中面临的挑战进行了剖析;并基于《巴黎协定》资金案文描述和履约要求,围绕气候资金从筹集到最终绩效产出全过程,就如何构建未来气候变化公约资金机制进行了统筹规划和设计。在机制建设层面,通过出资分摊机制以及公约下集中式管理平台的构建,确保气候资金的充足性、可预见性以及对公约的责任性;在运行操作层面,通过各渠道重点业务领域及国别资金分配体系的优化,推动气候资金的公平性和有效性;在资金使用层面,通过受援国气候资金统一管理实体和监督评估体系的建立,提高气候资金的国家主导性和环境效益。未来,公约资金机制仍将是全球开展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合作的主要渠道,在《巴黎协定》达成、绿色气候基金正式运行、国际气候制度重新构建的背景下,利用资金机制推动发达国家履行公约义务,切实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支持,对确保公约各要素的全面性和平衡性,推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开展,强化发展中国家集团统一立场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