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中游宜昌江段鱼卵时空分布特征研究

为了解长江中游宜昌江段鱼类早期资源现状,并探究漂流性鱼卵空间分布特征,于2018～2019年5～7月在长江中游宜昌江段进行了鱼类早期资源调查,同时对采集到的漂流性鱼卵进行空间分布差异性分析.结果 显示,调查期间共采集鱼卵15 963粒,通过分子生物学方法共鉴定出漂流性鱼卵24种,隶属于1目3科,鱼卵优势种为鲢(Hypophthalmichthys molitrix),占总量的32.94％,其次是飘鱼(Pseudolaubuca sinensis)和草鱼(Ctenopharyngodon idellus),分别占30.80％、12.65％.2018年和2019年平均鱼卵密度分别为5.61±9.72ind./100 m3,9.80±16.09 ind./100 m3,不同种类鱼卵主要出现的时间也具有明显差异.差异性分析结果显示,宜昌江段鱼卵密度在空间分布上有显著差异(P＜0.05),水平分布特征表现为江心(2018年为7.54±20.04ind./100m3, 2019年为13.15±25.49 ind./100 m3)＞南岸(2018年为6.20±7.92 ind./100 m3,2019年为9.25±14.12 ind./100 m3)＞北岸(2018年为3.07±4.71 ind./100 m3,2019年为7.00±11.65 ind./100 m3),垂直分布特征表现为中下层高于表层.该研究中获取的鱼卵在河流中的分布特征可为宜昌产卵场定位和产卵规模估算等提供数据支撑.     

城市群多要素外向联系网络结构——基于长江中游城市群-长江经济带的实证

大数据分析已成为新时期理解城市网络的关键.基于交通、信息大数据,通过SNA、SSI、Modularity等方法分析长江中游城市群外向联系网络结构及影响因素,结果显示:(1)空间异质性明显,极化作用突出.普铁网络形成以周边城市为主的"π"型空间联系格局,高铁网络廊道效应显著,呈现以沪昆、汉沪蓉高铁为轴线的侧"V"型联系格局,信息网络形成以武汉、长沙、南昌为核心向外放射状空间联系格局.SSI均小于0.1,空间极化效应明显.(2)拓扑结构上,普铁、信息网络单核结构显著,高铁网络双核结构突出,综合网络显现多核结构.(3)社区结构上,普铁和高铁网络社区结构明显,信息和综合网络未形成明显的社区结构.(4)城市规模对长江中游城市群外向联系网络发挥关键作用,地理距离、行政等级以及城市职能也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长江中游西部地区洪水灾害的历史演变——人文因素与当前趋势

探讨了近3000年来长江中游西部洪水灾害发展的人文因素。古代（3000—700aBP）人口较少,多择地势高的岗地居住,只有少数沿江城市需要堤防保护;长江干流洪水可多处分道散流,所携带泥沙导致云梦泽解体消亡。自宋代开始,低地筑垸围湖,与水争地,但九穴十三口畅通,洪水灾害不严重。明代（700—450a B P）几乎完全堵塞了荆江北流的穴口,荆北大堤联成一体,但堤防薄弱,出现过30次决口成灾。清代以来,随着人口激增,与水争地矛盾加剧,堤防加高培厚,使荆江河道洪水位大幅度上升,溃堤和溃坝洪水灾害较明代成倍出现。同时,历代的“舍南保北”政策迫使长江干流大洪水中过半水量与泥沙向南泄入洞庭湖,曾使洞庭湖面积扩至6000km^2,以后洞庭湖迅速淤积萎缩。1949至1985年间,人口又一次迅速增长,进一步加强围湖垦殖,大量通江湖泊面积萎缩。除1954和1998年那样人所共知的严重洪水灾害外,内涝渍水灾害也非常严重,人类与洪水的矛盾达到了顶点。改革开放后,尤其是三峡大坝的修建,极大地改变了长江中游的水文情势,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迅猛发展,农村人口压力减轻,而21世纪初期降水相对较少,因此当前相当一段时间长江中游洪水灾害大为缓和。应抓住时机,总结经验,在人地和谐的现代水科学技术理念指导下,制定21世纪前半期,特别是2020年前的长江水利和水资源发展规划,促使人与洪水和谐共处。     

黄河三门峡-花园口河段有机农药的污染现状研究

黄河三门峡-花园口河段位于中下游,全长242km。汇流区大部分位于河南省境内,面积约4000km~2,是重要的粮棉产地。近年来,随着农业现代化的进展,有机农药的使用日益广泛,在防治病虫害的同时,也对环境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污染。汇流区内使用的农药,可随地表径流或农田灌溉网水排入河流。污染该水体,而黄河三花段(三门峡-花园口河段的简称)又是郑州和新乡两市供水的主要源地。因此,本研究工作的开展,对于保护黄河水资源、生态环境和人体健康,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用原生动物评价黄河兰州段的水质

报导了黄河兰州段的原生动物157种。根据原生动物群落构成特点;优势种群;污生指数和功能类群等指标对水质污染程度进行了评价,其各样点污染顺序是：库心（β_m）＜小川（β_m－α_m）＜新城桥（α_m）＜湟水桥(α_m）＜中山桥、包兰桥（α_m－ｐ_s）。这一评价结果与理化分析、底栖无脊椎动物和大肠杆菌的评价结果基本一致,表明原生动物可以作为宏观评价黄河水体污染程度的指示生物。     

基于“耦合距离”的长江中游城市群一体化空间范围定量测度

国内外研究者贡献了大量城市群边界识别研究的成果,但少见从城市群一体化角度定量界定城市群空间范围的研究,不足以给盲目"组群"、不合时宜"入群"的"城市群病"问题提供可行的解决方案。该文借用金属价键理论,定位城市群为内部个体共享共建资源、以整体形态与外部合作竞争、边界范围具有时空可变性的"利益共同体",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城市群一体化动态耦合关系模型,以"耦合距离"为媒介测度了长江中游城市群一体化区域规模与空间范围。研究结果表明:(1)泛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分别具备发展边界半径100、150 km城市群一体化区域的潜力,长江中游城市群较长时期内不具备发展边界半径超过200 km的条件;(2)城市群等级层次分明,泛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武汉、长沙区域中心性强,但均不具备绝对中心辐射能力;(3)二级城市群中,环长株潭城市群发育程度最高,泛武汉城市圈中存在"洼地",环鄱阳湖城市群出现"脱群"现象;(4)长江中游城市群目前实际空间范围包括"武汉—黄冈—孝感"及"长株潭—益阳",不到原规划规模的1/4,具备形成"武汉长沙"双中心一体化的城市群模式的潜力。研究结论为决策长江中游城市群一体化发展规划提供了科学参考。     

荆江河段4次裁弯后干流河道调整研究

1949~1979年长江中游的荆江河段共发生4次裁弯,包括2次自然裁弯（碾子湾和沙滩子）和2次人工裁弯（中洲子和上车湾）,裁弯后上下游的河床和河势发生显著调整。基于实测水文资料和遥感影像（1955~2016年）,计算2次人工裁弯后新河道的冲刷量,并验证老河道的淤积量,分析裁弯后4个牛轭湖的发展过程与现状,并指出荆江4个牛轭湖的快速衰退主要受当地人类活动影响。荆江河段的裁弯增加了河床比降,引起水流功率的调整,促使河床长期冲刷下切和床沙粗化。荆江4次裁弯完成后,直至1990年代荆江河床才基本达到冲淤平衡,且下荆江略有淤积。 关键词： 长江中游;弯曲河道;裁弯;冲刷;水流功率;牛轭湖     

基于模糊层次评价法的黄河兰州段突发水污染风险评价

为实现对流域突发水污染的分级管理,增加对水环境风险的应对能力,根据流域突发性水污染事故特点及风险形成机理,构建了以风险源危害性、控制机制有效性和风险受体易损性为准则层的风险评价指标体系,提出模糊层次综合评价法对流域突发水污染进行风险评价。以黄河兰州段为例对此模型进行应用,结果表明:兰州黄河流域内西固区、七里河区所处风险等级为Ⅱ级,属中度风险区;城关区风险等级为Ⅲ级,属低风险区;上游西固区工矿企业和城关区人口、水源地是研究段风险管理应着重关注的风险源和受体。     

多重压力下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户的生计适应性研究——以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为例

重点生态功能区对维护国家和区域生态安全至关重要,农户作为该区最主要的经济活动主体和最基本的生态环境保护单元,其对生计压力的适应性直接关系到重点生态功能区主体功能的发挥。本文以地处青藏高原东缘的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为例,基于入户调查数据,分析了农户的生计压力、适应能力及适应策略,并利用多元logistic回归模型探明了影响适应策略选择的关键因素。结果表明:①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有近90%的农户遭受多重生计压力的冲击,其中,“自然+社会+经济”型压力是该区农户面临最多的生计压力组合。②经济示范区农户的适应能力最高,恢复治理区次之,重点保护区最低;遭受“自然+社会”型压力冲击的农户适应能力最高,遭受“自然+社会+经济+政策”型压力冲击的农户适应能力最低。③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有87.45%的农户采取多种适应策略来应对生计压力,其中,选择“扩张+援助+收缩”型适应策略的农户占比最大。④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自然压力的严重程度和生计压力的多样化程度是影响适应策略的关键因素。鉴于此,政府应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力度,拓宽农户增收渠道,建立多元化信贷机制,加强偏远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农户在面临生计压力时的适应能力,促进生计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