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口邻近水域的赤潮生物

利用近期长江口邻近水域浮游植物的调查资料，对常见的赤潮生物进行描述归纳总结，为赤潮的常规监测和应急监测提供背景资料。近期检测到的68种赤潮生物中有5种普发生过赤潮，长江口水域重要的赤潮生物有中肋骨条藻、夜光藻、原甲藻等。此外，角藻、原多甲藻、轮状斯克藻、琼氏圆筛藻、滕沟藻、角刺藻、根管藻、海链藻等赤潮生物也存在潜在威胁。     

长江口宝山孔沉积物中多环芳烃的分布

长江口宝山一个典型孔沉积物中多环芳烃(PAHs)研究表明:PAHs总量分布在(0.08～11.74)×10-6.总的和单个PAHs化合物随深度发生明显的变化,主要特征为亚表层含量最大,然后向表层以及随深度的增加而趋于降低.依据荧蒽/(荧蒽+芘)值以及2～3环与3～4环PAH化合物分布特点,显示出热解成因(主要为大气沉降)可能是孔沉积物,尤其是亚表面中PAHs的主要来源.但从甲基萘与萘的比率所显示的PAHs分布样式来看,孔剖面附近的污水排放也将可能是重要的石油成因的PAHs来源.文中提出,两种输入的叠加混合,是产生上述分布特征的主要原因.另外,河口及近岸沉积物及其水系统的物化条件、沉积速率、物质交换及生物扰动等也将影响PAHs在孔剖面中的分布和赋存.     

长江流域0.1°网格逐日降水数据集及其精度

利用气象部门在长江流域及其附近地区的国家基本站和15省市的一般观测站1971~2005年期间的逐日降水资料,根据降水资料特点,提出使用Barnes插值和最近台站降水频率相结合的混合插值方案,得到长江流域分辨率为0.1经纬度的网格化降水逐日资料集,并通过交叉检验确定了其误差估计。结果表明,该混合插值方案对降水的模拟不但绝对误差和均方根误差较小,相关系数大,而且对降水的方差和频率模拟与观测接近,为降水资料在气象和其它领域的应用提供了逼真、连续和格点化的数据。     

长江口CDOM的光谱吸收特征以及DOC物源示踪意义

通过测定2009年冬季长江口芦潮港至嵊泗海域表层水中有色可溶性有机物(CDOM)的光谱吸收和溶解有机碳(DOC)的浓度,分析CDOM的吸收系数α(355)和光谱斜率s值的空间分布特征,并探讨其来源及其与DOC的关系。结果表明:CDOM光学属性随盐度逐渐降低,18.96～28.00的盐度范围内,α(355)为0.268 9～1.183 1 m-1,均值为0.824 9 m-1,低于丰水期,与国内外研究相比偏低,表明长江口CDOM受控于陆源径流输入,CDOM浓度可能和长江流域植被覆盖率和以及径流量有关。光谱斜率s值的范围为0.011 3～0.017 4 nm-1,均值为0.015 3 nm-1,略低于丰水期。DOC浓度与盐度的负相关关系(R2=0.882)表明该研究区域的溶解有机质(DOM)输入主要来自陆源,CDOM与DOC的相关关系为CDOMα(355)=0.371DOC+1.012(R2=0.48),表明研究区域内CDOM对DOC具有一定的物源指示意义。     

长江口及其邻近海域春季大型底栖生物群落与环境因子的典范对应分析

2009年4月对长江口及其邻近海域的21个站位进行了大型底栖生物调查,分析了大型底栖动物的环境质量状况,并结合环境因子数据进行了典范对应分析。结果表明,调查共鉴定大型底栖生物56种,多毛类为主要类群。平均生物量为11.26 g/m2,平均丰度为237.4个/m2。生物量、丰度均呈现由近岸向外海递增的趋势。水深、盐度、初级生产力和有机质、重金属是影响调查海域大型底栖生物群落的主要环境因子。大型底栖生物的分布呈现出对有机污染与重金属污染显著的躲避趋势,表明有机污染与重金属污染已显著影响该海域大型底栖生物的生长。而小头虫、寡节甘吻沙蚕、长手沙蚕和丝鳃虫对有机污染和重金属污染展现出较强的的耐受性。     

南京市典型水域沉积物中重金属形态分布特征

采用顺序提取的方法对南京市典型河流和湖泊水域的沉积物进行重金属化学形态研究,分析了Cu、Zn、Pb、Cd、Ni、Cr 6种重金属元素在不同水体沉积物中各个形态赋存的含量分布特征。结果表明,6种元素生物有效性排序为:Cd PbZn Cu Ni Cr,其中Cd和Pb以弱酸提取态和可还原态为主要存在形态,其不仅会对上覆水体产生二次污染,对水生动植物也具有较强的危害性。另外,通过结果间接反映出受人类生产生活影响大的水体,受污染的程度更高,各种金属元素赋存的形态也更易迁移转化,在环境治理方面更应受到重视。     

长江经济带经济高质量发展差异性机理及对策分析

基于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DPSIR)模型,建立经济高质量发展系统作用机理分析框架和概念模型,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对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三大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路径和关键因素进行探索。结果表明:①长江经济带下游地区作用机理为"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单向链式作用路径,资源消耗强度、贫困差异和生态环境质量为最关键因素。②长江经济带中游地区为"驱动力—压力—状态"和"影响—响应"跳跃式作用路径,产业结构为最关键因素。③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为"状态—影响—响应"的中断式作用路径,生态资源、科技创新和城市化为最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