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drogeochemical comparison and effects of overlapping redox zones on groundwater arsenic near the Western (Bhagirathi sub-basin, India) and Eastern (Meghna sub-basin, Bangladesh) margins of the Bengal Basin

Although arsenic (As) contamination of groundwater in the Bengal Basin has received wide attention over the past decade, comparative studies of hydrogeochemistry in geologically different sub-basins within the basin have been lacking. Groundwater samples were collected from sub-basins in the western margin (River Bhagirathi sub-basin, Nadia, India; 90 samples) and eastern margin (River Meghna sub-basin; Brahmanbaria, Bangladesh; 35 samples) of the Bengal Basin. Groundwater in the western site (Nadia) has mostly Ca-HCO(3) water while that in the eastern site (Brahmanbaria) is much more variable consisting of at least six different facies. The two sites show differences in major and minor solute trends indicating varying pathways of hydrogeochemical evolution However, both sites have similar reducing, postoxic environments (p(e): +5 to -2) with high concentrations of dissolved organic carbon, indicating dominantly metal-reducing processes and similarity in As mobilization mechanism. The trends of various redox-sensitive solutes (e.g. As, CH(4), Fe, Mn, NO(3)(-), NH(4)(+), SO(4)(2-)) indicate overlapping redox zones, leading to partial redox equilibrium conditions where As, once liberated from source minerals, would tend to remain in solution because of the complex interplay among the electron acceptors.     

长江流域农业地域分异及专业化生产研究

长江流域是我国农业生产的重要区域,农业发展总体水平高于全国平均,但流域内农业发展的自然条件,资源状况、人文特点等不尽一致,各省市农业发展在农业、农村经济、农业生产投入、农业及粮食生产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地域差异。运用主分量分析法,得出各 综合评价结果;并在此基础上,根据主导农产品专业化生产和发展方向的分异,将长江流域划分为３个大区１７个亚区。     

汉江流域可持续发展的思考

汉江流域地跨陕、鄂、豫三省,所在均为三省较发达的农业区和产业区,是我国经济承南启北、连接东西的中部枢纽。由于在区位条件、自然地理环境等方面有着独特的优势,其经济总量在长江流域举足轻重,若干产品在全国占有突出地位,尤其是粮食生产在全国粮食生产战略中占有重要地位,加之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等大型水利工程的带动作用,流域经济有着良好的发展前景。未来汉江流域经济发展应在向沿海经济为主的基础上,突出流域产业特色和中西部结合的区位优势,全方位对外开放,以武汉为流域经济发展的龙头,以襄樊为流域中心发展极,沿汉江、铁路、公路为发展轴,形成在全国有影响的产业集团,地方经济创名牌效应,抓好水电梯级开发,发展绿色产业和教育,消灭贫困。尤其要注意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加强流域的环境管理,重点作好水土流失的治理和河流水体的保护,搞好自然保护区的建设,在全流域的层次上建立资源环境数据库,对流域实行科学管理。     

塔里木内陆河流域生态环境脆弱性分析

塔里木内陆河流域的气候条件,尤其是水热条件和地貌特征是植被生态、土壤环境及水环境形成与分异最主要的控制性因素。几大环境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形成塔河流域生态环境时空分布的差异性,并表现出不同程度的脆弱性特征。总体表现为以荒漠化为主体的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加剧,而具体表现为土地沙漠化、土壤盐渍化、草场退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等。从恢复生态学的观点出发,应运用RS及GIS等新技术手段,监测生态环境变化,探索维持生态系统稳定性的机制。     

以底栖动物为指示物种对长江流域水生态进行评价

采用底栖动物作为指示物种对长江流域的水生态进行了调查研究和生态评价。在长江上游支流、中下游干流及沿江湖泊上选取36个代表性样点进行生态考察和底栖动物采样、鉴定和分析。采用Hilsenhoff生物指数和水化学分析对样点水质进行评价,对比分析了各样点底栖动物的结构组成及多样性。上游支流大部分样点水质清洁;中游干流及沿江湖泊水质受到轻度到中度污染;下游干流水质污染加重。底栖动物多样性在上游支流中最高,中游湖泊较高,干流中下游较低。总结得出了4种河床演变条件下的底栖动物群谱。上游支流河床稳定的河流底栖动物密度较大,物种丰富,多样性高;侵蚀下切的河流底栖动物密度、物种数和多样性较低;淤积抬升的河流底栖动物密度、物种数和多样性更低一些;河势散乱且河床运动剧烈的支流物种丰度和密度均很低甚至为零,生态条件差。     

循环经济,长江流域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

长江流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驱动轴,其发展速度和水平直接关系到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第三步战略目标的顺利实现。但目前该流域的可持续发展面临诸多问题,环境污染日趋严重,资源利用效率低下．生态安全遭到威胁,三大差距不断拉大,严重影响到2l世纪长江流域的长远发展。而循环经济以其“减量化、再使用、再循环”三大准则,从根本上解决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之间的冲突,成为可持续发展的最佳模式。长江流域的循环经济建设需从生态产业、生态工业园、生态城市和生态流域等不同层面上加以推进。其实施和推广不仅需要政府强有力的宏观调控,企业、科学界和社会公众的共同参与,同时依赖于资金、技术以及法律、制度等软硬环境的强力支撑。     

基于ESEF的水生态承载力评估——以太湖流域湖州市为例

以基于生态系统服务的生态足迹(ESEF)为基础的水生态承载力评估方法,综合考虑了水量支撑、水质限定和水生态稳定三方面特征,从而实现了足迹方法对水生态系统承载能力的有效表征。然而,如何界定水产品、水资源和水污染足迹以及承载力之间的关系,是目前研究的重点和难点。以太湖流域上游湖州市为例,探讨了在考虑或不考虑水质标准与环境功能分类的情况下,如何利用求并集法或求平均值法进行基于ESEF的水生态承载力评估。研究表明,两种方法均反映出湖州市人们对水生态系统服务的消费需求超出了当地水生态系统的供给能力,需求与供给之间的差距对当地水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造成影响。综合考虑水产品供给、水量支撑和水质保障三方面因素,湖州市水生态系统可承载的人口与经济规模为现状水平的95%;如果增加对水质标准和环境功能分类的考虑,则湖州市水生态系统的承载能力仅为现状水平的79%。虽然求并集法的计算结果更有说服力,但是求平均值法则提供了在更小尺度上研究的可能。     

1983～2012年长江流域地表净辐射变化特征

本文采用统计相关分析、Morlet小波分析、Rodionov时间序列分析与GIS空间分析等技术方法,分析了1983年7月至2012年9月长江流域SRB和CERES地表净辐射月产品的时空变化特征.结果表明:拟合后遥感产品比气象辐射站点观测值整体高15.8％,平均误差为15.31 W/m2,均方根误差为21.58W/m2.长江流域地表净辐射多年均值为78.0W/m2,整体呈下降趋势,于1996年突降,存在16年和10年周期;季相上,呈夏＞春＞秋＞冬.空间上,呈现西部地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1996～2012年相较1983～1995年净辐射整体下降,其中上游流域降幅大于中下游;净辐射降低主要出现在5～7月,降幅较大地区主要是长江上游流域部分地区和长江中游流域纬度较低地区.研究结果对于认识长江流域的气候变化条件下的能量和水分循环过程等具有重要意义.     

1990~2016年湘江流域水质时空变化及驱动因素分析

为探讨湘江全流域水质时空变化特征及其驱动机制,收集湘江流域1990~2016年共26年113个站点16个水质参数数据,采用水质指数法等对流域水质进行综合评价并识别其主要污染物,分析其形成机制,重点剖析水位和土地利用格局对水质的驱动作用. 结果表明：①研究期间湘江流域整体水质等级为“良好”. 时间上,水质呈现出先恶化再改善的变化态势,1990~2003年为水质恶化阶段,2004~2016年为水质改善阶段;水质季节变化不明显,丰水期水质波动较大. 空间上,干流水质污染负荷从中游、下游和上游依次减小. 上游支流水质最好,水质较差区域主要分布在中下游支流河口处,尤其是有多条支流汇流的地方. ②有毒重金属具有毒性、持续性和生物累积性的特点,在水体中若超过一定浓度就难以净化,对自然环境和人类健康都危害极大. 毒性金属指标（CI1）是影响湘江水质的主导因素,其中汞（Hg）和镉（Cd）是影响湘江流域整体水质的主要参数. ③水位通过稀释环境参数对湘江水质产生正面影响,土地类型对重金属浓度影响不大,林地可以起到改善水质的作用,草地在较大尺度范围（≥5 km）与高锰酸盐指数存在负相关,流域内水体、耕地和不透水面面积的增加使得水体粪大肠菌浓度偏高的概率增加. ④土地利用方式对水质的解释能力呈现出随缓冲区尺度增大而增强的态势,在河岸带10 km缓冲区尺度上,土地利用方式对水质的解释度最高,是湘江水质治理的有效尺度. 研究显示,湘江流域重金属污染与其他污染驱动因素不同但区域差异均较明显,因此污染治理应分类和因地施策.     

新疆焉耆盆地平原区地下水有机污染评价及污染成因

在新疆焉耆盆地平原区采集了42组地下水样品和10组地表水样品,首次将有机污染物纳入检测项目,检测有机污染物共计39项.对所有水样测试结果的统计显示:焉耆盆地平原区地下水中检出的有机污染物共有 3 种,分别是三氯甲烷、1,2-二氯乙烷和1,2-二氯苯,检出率分别为30.95%、2.38%和2.38%,检出的三项有机污染物含量均低于饮用水标准.通过多介质污染评价系统进行有机污染评价,各有机污染物检出点不会对环境造成明显危害.在焉耆盆地平原区不同的土地利用类型有机污染物检出率不同,检出率为牧草地 > 耕地 > 建设用地;检出的14组地下水有机污染物大部分分布在包气带岩性为亚黏土与亚砂土区域,其余分布在包气带岩性为砂砾石区域;地表水采样点中只有B03(开都河)检测出微量的三氯甲烷,地下水中检出的有机污染物不是来自于地表水的补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