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试验技术实施过程中影响因素的探讨

论述了环境试验技术实施的全过程,重点阐述了有关标准、设备、人员、方法等因素的影响,指出实际工作中易忽视的情况,针对持续时间较长的气候性环境试验项目,提出了试验间隔确认经验值,最后对各因素影响试验结果的程度做了简要的探讨和分析。     

广州市环境监测管理信息化建设中若干问题探讨

以广州市环境监测中心站推进信息化的实践为例,重点对环境监测管理信息化规划、开发和应用3个环节所涉及的信息化进程路线、应用系统开发的需求分析和推广应用等问题进行了一些探讨,提出切合自身的解决思路或办法。     

新常态下要科学认识环境管理六个量的关系

针对新常态下环境管理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本文提出了环境管理工作要树立新的思维,并在此基础上深入剖析了总量与质量、容量与流量、存量与增量的关系。现行的总量控制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带来的污染减排潜力越来越小,因此,环境管理的目标应从以污染排放控制为主向以环境质量改善为主转变,通过采取具有针对性的差异化容量总量控制管理手段,实现污染排放流量管控,同时,应充分考虑现有环境本底负荷的问题,实现污染存量和可能增量的协同控制,这对于推进环境管理工作的战略转型具有借鉴意义。     

节能环保产业政策工具评述与展望

节能环保产业是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的重要支撑,也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新兴绿色动能。本文利用瓦当设计的政策工具三分法,对当前节能环保产业政策工具进行了分类研究。当前,影响节能环保产业政策的工具主要包括管制型工具、经济型工具、信息型工具三个类型。管制型工具包括指标控制、强制性标准和监督考核等;经济型工具包括财政支持、税收优惠、价格政策、金融政策等;信息型工具包括技术推广机制、产品推广机制等。尽管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政策支持体系,但当前政策工具仍然存在一系列不足,管制型工具、经济型工具、信息型工具都有较大的改进调整空间,应当进一步形成规范、合理的管制型制度,以普惠为主而非补助为主的经济型制度,以提供信息服务为主的信息型制度,并以此促进节能环保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基于遗传算法优化的大气质量评价的污染危害指数公式

基于污染危害率概念,提出了大气环境质量评价的污染危害指数计算公式和新的因子赋权法．指出用污染物的浓度相对值代替其监测值,公式中的参数可认为不随污染物种类和数目而改变．采用遗传算法对公式中的参数进行优化,得到了适用于多种污染物的大气质量评价的污染危害指数计算公式应用该公式对实例评价的结果与用其他多种方法评价结果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该公式用于大气环境质量评价的物理意义明确、普适性强、计算简单、使用方便．     

弃置平台与管线对海洋环境的影响

海洋平台及海底管线会随着海上油气田的开采完成而结束其使命,并置于废弃状态。文章论述了废弃平台管线结构由于废弃失效、清洗及拆除对海洋环境所造成的不良影响及其对海洋环境的持续性影响,并从完善规章制度、严格执行环评管理程序、加强海洋环境监测、合理选择弃置方案、再利用等五方面,对海洋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科学、可行的建议。     

江河水源地突发性水污染事故风险评价

近年来,我国江河饮用水水源地突发性水质污染事故频发,成为我国面临的最严重的环境问题之一.江河水源地突发性水质污染事件的风险评价是确保饮用水源地水质安全的重要手段,对突发性水质污染事故,采取适当的应急处理措施.     

人工神经网络方法在拟建小区域环境质量评价中的应用

人工神经网络的评价方法用于小区域环境质量评价中,根据本地区特点因地制宜地选择环境质量参数,代入模型中进行环境质量评价及预测,对用于环境质量评价的BP人工神经网络模型进行了改进,即对网络模型的训练样本进行了扩充,从而提高了模型的抗干扰能力和准确性.将改进了的BP人工神经网络模型应用于四川省资阳市沱江二桥拟建项目小区域的大气、地表水环境质量评价中, 对该市小区域大气、地表水环境质量状况进行评价,评价结果表明,BP人工神经网络模型用于环境质量评价是可行的,且评价结论客观,评价模型普遍适用.     

视觉感受对噪声烦恼度的影响

运用模糊数学原理,通过对噪声主观反应调查,并用模糊隶属度原理进行分析计算．结果表明,在受声点噪声的听觉性质大致相同的情况下,在噪声源可见时,噪声烦恼度比噪声源不可见时要大．这一研究结果对于改善噪声影响提出了一种新的思路．     

应对环境风险的反身规制研究

面对当前日益严峻的环境风险和生态危机,环境领域的两大规制模式——命令控制规制模式和激励规制模式呈现规制失灵、治理不力的困境。从反身法理论来阐释,是由于这两种规制模式忽略了法律系统与其他社会子系统自身的独特运行逻辑,法律系统具有运行的封闭性与认知的开放性,有效的规制模式必须实现不同系统之间的结构耦合。反身规制是一种对自我规制的规制,其在承认法律自身规制局限性的基础上,培育其他子系统的反思结构,为提升当前环境治理绩效提供了一个新路径。实现对环境风险的反身规制,需要从信息披露、程序设计及商谈规范方面建构相应的法律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