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灵武市庙梁子沟生态经济流域综合治理模式探讨

宁夏灵武市庙梁子沟流域把沙漠化治理与经济产业开发相结合起来,形成了具有特色的"外围草方格固沙,四周乔木林防风,核心发展经济产业"的水土保持综合治理模式、"五位一体"的经济产业发展模式和"水保搭台、政府导演、各部门协助、全社会参与同唱一台戏"的运行管理模式,在宁夏风沙区及周边同类型地区水土流失治理和开发中值得推广。     

探究环境监测数据在环境执法中的应用

伴随经济发展的迅速,人们对环境越来越重视,国家也制定了相应的环境执法与保护措施,保障环境质量。在环境执法的过程中,必须严格依照环境监测的数据,从而保障信息的准确性,使环境执法策略的开展能够顺应时代发展,符合目前发展的现状。因此,环境执法中环境监测数据占据重要的位置。基于此,本文分析了环境执法中环境监测数据的应用,笔者根据自身经验提出相应的建议。     

长江经济带绿色城镇化效率评价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多维城镇化视角

本文引入资源和环境因素,以城镇化综合指数为期望产出,运用SBM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了2010—2020年长江经济带112个地级市（州）的绿色城镇化效率,并采用空间面板模型和地理探测器对绿色城镇化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绿色城镇化效率整体水平不高,下游地区绿色城镇化效率高于上游和中游地区,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是效率损失的主要来源;绿色城镇化效率表现出较为明显的热点—次热点—次冷点—冷点自东向西的带状分布格局,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政府财政支出对绿色城镇化效率产生负向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和产业结构对提升绿色城镇化效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三者的影响具有地区差异性;市场力因素有利于绿色城镇化效率的提高。邻近城市间绿色城镇化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明显,且空间溢出效应是长江经济带绿色城镇化效率空间差异的最主要因素,各因素的影响具有协同增强的作用。     

环境规制对城市生态技术扩散效率的影响研究

生态技术扩散是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的必要环节,也是企业履行环保责任的有效措施。本文以长江经济带11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采用非径向方向距离函数对城市工业企业生态技术扩散效率进行测算,分别从整体和区域异质性角度实证分析环境规制对城市工业企业生态技术扩散效率的影响及内在机理。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城市环境规制与生态技术扩散效率存在倒“U”形关系,环境规制对生态技术扩散效率还存在多重影响路径,外商直接投资和工业集聚在影响路径中分别起着中介作用,且外商直接投资和工业集聚的链式中介显著。在异质性分析中,发现环境规制、外商直接投资、工业集聚和生态技术扩散效率之间的关系因区域位置不同而存在差异性。为此,依据研究结论及环境规制实施现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实现长江经济带经济永续绿色发展目标。     

长江经济带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时空差异研究

长江经济带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区域,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的协调发展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战略重点之一。本文以2006-2013年长江经济带126个地级市的人口、土地数据为基础,从长江经济带、区域和市域视角,采用熵值法、发展水平评价模型和均衡发展模型测度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度,结合空间分析方法对协调发展度进行分析,并使用ArcGIS10.2得出二者协调发展度的空间分布图。研究发现,从整体来看长江经济带2006-2013年人口城镇化与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并呈现相对平稳增长,2013年总体上达到较高协调发展水平。从区域视角来看,协调发展度呈现阶梯特征即下游地区中游地区上游地区的状态,且自2009年起3大区域协调发展度差距呈扩大趋势。从市域视角分析,长江经济带126个地级市2006-2008年协调发展度的发展速度慢,2009年后发展速度显著提升;在空间上呈现"东北-西南"的空间非均衡性和空间异质性,东北高、西南低,并表现明显的"城市群集聚"发展特征。长江经济带在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进程中应不断推进区域经济发展,加快中上游城市的城镇化进程,充分发挥"城市群"的经济辐射带动作用,同时转变土地财政思想,真正实现地区发展水平的提高,最终实现人口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协调发展。     

基于面板数据的研发投入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分析

利用长江经济带110个地市1990~2013年RD投入与经济增长水平的相关面板数据,通过单位根检验、协整性检验和面板数据模型,对RD经费投入和人员投入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各市的经济增长与RD投入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RD短期投入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则存在着一定的滞后效应;2RD人员投入产出弹性高于RD经费投入,说明区域经济增长对RD人员的依赖性更大;3RD投入表现出东部地区高于中部地区,中部地区高于西部地区,但RD投入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则表现出中西部大于东部的现象,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所处发展阶段的不同和东中西区域经济特征不同。最后,从加大RD经费投入强度、制定RD投入中长期计划等方面提出了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建议。     

长江经济带城市对外服务能力时空演变分析

基于城市流强度模型测算2000年以来长江经济带126个地级以上城市在全国范围内的对外服务能力,进而采用改良锡尔系数、马尔可夫链和ESDA方法对城市对外服务能力的时空演变特征进行探讨。结果表明:研究时段内长江经济带各市城市流强度都有显著提升,但区域间的非均衡现象明显,城市对外服务能力呈现出由东部向西部的梯度递减;省内差异对城市对外服务能力的差异贡献率最高,是空间尺度差异的主要来源;对外服务能力存在明显的俱乐部趋同现象和空间自相关性,对外服务能力相似的区域聚集分布,东、中、西部分别形成长三角、武汉-长沙、成渝等对外服务区域中心;时空演变表现出阶段性特征,经历由极化向均衡的转变。最后指出多中心发展和寻找新增长点应成为长江经济带城市对外服务能力提升的方向。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国际R&D溢出效应的影响比较研究——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基于2003~2014年长江经济带的省际面板数据探讨了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国际RD溢出效应的影响,通过熵值法客观赋权,构建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和自愿参与型3种环境规制指数,进一步考察了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国际RD溢出的影响。研究表明:(1)环境规制对国际RD溢出水平呈现"反N型"曲线关系,虽然类型不同,但随着环境规制强度不断提升,国际RD溢出效应均呈现先下降、后上升、再下降的趋势;(2)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国际RD溢出的作用具有异质性,当前在长江经济带发挥作用的主要是命令控制型和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自愿参与型环境规制对国际RD溢出效应的激励作用尚未完全显现。结论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波特假说"在开放条件下也是成立的,最后依据上述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基于创新合作联系的城市网络格局分析——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现有城市地理研究主要基于重力模型、客货流网络和连锁模型等方法刻画城市网络。这些方法或是仅仅基于假设而可能与事实不符,或是数据难以获取,或是过于强调城市间的等级关系。通过引入合作专利数据,探索更加真实、平等的城市网络衡量方法。基于对长江经济带城市间创新联系的实证分析,发现目前城市间的创新联系以公司间(尤其是总部-分支机构间)合作为主;城市间创新联系存在非对称性和空间差异;实际创新联系与重力模型估算的创新联系存在正相关关系,但是相关系数不高;城市间创新联系的规模-位序符合Zipf定律,且存在两个无标度区;城市间创新联系受空间距离、行政级别、产业结构相似程度等影响,反映了距离衰减定律、行政区经济和产业链分工等规律对城市创新联系的解释力。     

A panel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iofuels produc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iomass is one of the renewable energy sources on which policy makers are greatly dependent on since it is a flexible feedstock capable of conversion into electricity, transport liquid fuels and heat by chemical and biological processes on demand. Though numerous publications have examined the relationship of economic growth with renewable energy and other parameters, biomass energy has never been included in these studies. Then,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causal relationship within a multivariate panel cointegration/error correction framework which combines the cross-section and time series data while allowing for heterogeneity across different provinces. After employing panel data regression model ranging from 2003 through 2012 to examine the relationships of biofuels production with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China,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biofuel energy production integrated with the consideration of the improvement of income per capita, and the attraction of more capital investment, does make a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to economic growth. However, some negative side effects including the increase of greenhouse emissions and the decrease of marginal land still coexist with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ourse, the importance of these findings lies on their implications and their adoption on strategic polici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