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水域中华白海豚种群分布现状与保护

中华白海豚是国家Ⅰ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在中国主要分布于广西、海南、广东、香港、澳门、福建、台湾西部、浙江沿岸,向北达东海北部长江口,黄海北部辽宁沿岸偶有发现.自南向北形成各自的地方种群,相邻种群间可能有基因交流.渔业时有误捕,沿岸屡有搁浅,各栖息地段的种群数量呈现减少趋势.资源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受人类活动加剧的影响,以及生态环境不断恶化,威胁着本种的生存.为此建立中华白海豚自然保护区是最有效的保护措施之一,但亟待采取有效的管理措施和健全管理机制,加强中华白海豚的资源保护.     

Effects of economics and demographics on global fisheries sustainability

A good understanding of social factors that lead to marine ecological change is important to developing sustainable global fisheries. We used balanced panel models and conducted cross‐national time‐series analyses (1970–2010) of 122 nations to examine how economic prosperity and population growth affected the sustainability of marine ecosystems. We used catches in economic exclusive zone (EEZ); mean trophic level of fishery landings (MTL); primary production required to sustain catches (expressed as percentage of local primary production [%PPR]); and an index of ecosystem overfishing (i.e., the loss in secondary production index [L index]) as indicators of ecological change in marine ecosystems. The EEZ catch, %PPR, and L index declined gradually after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per capita reached $15,000, $14,000, and $19,000, respectively, and MTL increased steadily once GDP per capita exceeded $20,000. These relationships suggest that economic growth and biodiversity conservation are compatible goals. However, increasing human populations would degrade marine ecosystems. Specifically, a doubling of human population caused an increase in the %PPR of 17.1% and in the L index of 0.0254 and a decline in the MTL of 0.176. A 1% increase in human population resulted in a 0.744% increase in EEZ catch. These results highlight the importance of considering social and economic factors in developing sustainable fisheries management policy.     

城镇化进程中用水量增长的门槛效应与动态作用机制分析

城镇化是发展中国家21世纪的主要发展趋势,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人口、经济和产业结构等各方面的转变,成为拉动用水量增长的关键因素。城镇化进程中城镇居民收入、人口结构、人口密度和人力资本等因素的变化,使得城镇化并非表现为线性发展规律,最终导致用水量也存在相应的门槛效应并呈现阶段性增长特征。本文首先对我国各地区城镇化水平和用水量进行统计分析,从地区层面直观描述我国城镇化水平和用水量的变化特征,然后采用面板门槛模型研究城镇化、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人力资本、城市人口密度和人口年龄结构对于用水量的门槛效应,搜寻在城镇化进程中各人口因素对用水量影响的门槛点并分析阶段性变化特征,最后结合PVAR模型研究城镇化进程中各人口因素对用水量的动态影响和作用机制。门槛回归结果发现:城镇化对用水量的影响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分别以城镇化和人均收入为门槛变量,超越门槛点后城镇化对用水量的弹性系数分别呈现先升后降的倒"U"型和先降后升的正"U"型变化趋势;以人力资本为门槛变化量,城镇化对用水量的拉动作用则不断减弱。脉冲响应结果显示:城镇化对用水量具有长期且稳定的正向冲击,而居民收入和人口年龄结构对用水量的正向冲击则逐渐收敛于零,人口密度和人力资本对用水量均具有负向冲击,且人口密度的负效应不断增强,而人力资本的负效应不断减弱。方差分解的结果表明,目前我国用水量的增长受自身的影响较大,除年龄结构外,人口密度、居民收入、人力资本和城镇化也具有小规模的贡献程度。     

农村人口转移趋势及空间指向研究

农村人口转移及城市集群发展加速城镇化进程,把握农村人口转移趋势,导引农村人口有序转移是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关键。长株潭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基于此,本文选择湖南省和长株潭城市群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农村人口转移趋势及其空间指向。本文选择人口发展方程和回归分析两种常见的人口总量预测方法测算湖南省2016—2030年人口总量,比较测算结果发现人口发展方程虽然在年增长率的预设上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但在长期人口预测中表现出更好的适用性。在城镇化率预测上,Logistic增长模型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因此本文选择人口发展方程和Logistic增长模型,预测湖南省和长株潭城市群2016—2030年的人口总量和城镇化率,在此基础上计算出人口城乡分布的大致状况,进而估算农村人口转移趋势。预测结果显示2016—2030年间,湖南省和长株潭城市群分别有大约980万和567万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长株潭城市群城镇化率和农村人口转移进程均领先于湖南省平均水平,尤其是城市群中心城市。据此,可得出结论:城镇化进程中的城市群发展在推动农村人口转移中的作用突显,农村人口转移空间指向城市群集聚,即城市群是引领城镇化进程的空间经济主体形态,是农村人口转移的"牵引力",是农村人口转移空间指向的"内聚力"。同时,农村人口加快向城市群聚集的趋势也呼吁城市治理理念和治理模式的创新,智慧城市或是这一变革的最优方案。     

京津冀地区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的特征与影响机理

文章基于流动人口动态调查数据,使用空间相关分析、Multiple Logistic Regression等分析方法,对京津冀地区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的程度、空间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论显示:京津冀地区约65%左右的流动人口实现了家庭式迁移,一次性举家迁移已成为流动人口家庭迁移过程的主要模式;流动人口的家庭式迁移比重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形成以北京、天津、张家口为轴线的高比重区域,其它地区则以地级城市为中心向外围递减,流动人口的家庭式迁移具有显著的空间依赖性;个体层面的性别、婚姻、年龄、流入时长等因素及家庭层面的家庭规模、家庭总收入、平均年龄、子女数量等因素均对流动人口的家庭迁移状态有显著影响,且流动人口的家庭式迁移表现出明显的基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偏好。     

辽宁省人口文化素质与社会经济关联度分析

在对国内外人口文化和社会经济发展关系文献研究的基础上,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以辽宁省为例,测度了2005--2010年人口文化素质和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并按照较低、居中、较高三个层次的关联度格局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辽宁省各市的人口文化素质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关联度的总体趋势是逐年增加的,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辽宁省关联度高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较快,反之社会经济发展较慢。因此,大力发展辽宁省的教育不仅可以提高人口文化素质,还将会促进辽宁省经济的飞速发展。     

温度对活性污泥-生物膜复合工艺中红斑颗体虫爆发性繁殖影响

活性污泥-生物膜复合工艺在春夏之交常发生红斑颗体虫的爆发性繁殖,使系统性能恶化。用烧杯实验模拟活性污泥-生物膜复合工艺,保持填料投配率为30％,分别在不同温度下（20,25,30℃）运行实验装置,待运行稳定后,接种红斑颗体虫,创造条件以观察红斑颗体虫是否发生爆发性繁殖。实验结果发现,红斑颗体虫在25℃和30℃都不同程度产生了爆发性繁殖,最大种群密度分别达到383个／mL和200个／mL,同时,红斑颡体虫的爆发性繁殖不会对进出水的COD和氨氮去除产生影响;在温度25℃和30℃时,红斑颗体虫爆发性繁殖都导致了总氮的释放,红斑颗体虫种群密度分别大于等于66个／mL和50个／mL可分别作为红斑颡体虫在25℃和30℃发生爆发性繁殖的标志;实验也证明了红斑颡体虫的爆发性繁殖不会产生大量啃食生物膜的现象;用SPSS做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得出红斑颢体虫的最大种群密度与总氮的释放显著相关。     

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现状及发展建议

通过对不同发达国家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方式的研究,发现并不是所有发达国家城市生活垃圾处理都是以焚烧方式为主,垃圾焚烧处理的比例与国家的发达程度并没有完全的对应关系,而是与国家或地区的土地资源的紧缺程度关系较大。土地资源的紧缺程度以人口密度表示,定量研究了发达国家垃圾处理方式与人口密度的关系,结合中国各省份(除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外)的人口密度、垃圾处理现状,对各地区的垃圾处理方式提出建议,应因地制宜地调整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方式的应用比例,以利于更好地解决中国城市生活垃圾的处理难题。     

江苏省人口城乡结构差异的多尺度研究

利用"全国第四、五、六次人口普查"等数据,基于"多尺度"分析框架,综合运用总体差异测度指数(标准差、锡尔指数及其分解)、马尔可夫链、ESDA等方法,分析1990~2010年江苏省不同尺度人口城乡结构差异的时空动态演化。结果表明:(1)20a来,江苏省人口城乡结构无论绝对差异还是相对差异性在各尺度上均呈缩小趋势,且前10a大幅缩小、后10a缩小幅度减缓。相对差异值及其缩小程度排序均从大到小依次为县域、市域、区域。主要受地区发展基础、增长极的带动能力及范围、政府政策侧重以及人口迁移机制等多种因素差异性的影响。由于三大区域间通过人口流动、交通、产业、资源等的联动效应,因而三大区域间差异的缩小对全省差异缩小的贡献最大。(2)前10a人口城乡结构类型转移概率波动性大,后10a趋向稳定。苏南各市区存在高水平"俱乐部趋同"现象。(3)虽然从区域尺度上看,苏南、苏北两极分化有所缓和,但从县域小尺度上来看,苏北大部分县域与苏南不同县域之间的差距依然较大,这与实际相符合,因此小尺度的自相关分析更符合实际,且小尺度两极分化严重。县域尺度冷、热点地区具有典型的核心边缘结构、南北空间分异显著,涓滴效应逐渐显现,南北差异有所减小。最后提出在"两带一路"背景下针对不同尺度人口城乡结构合理发展的建议。     

基于结构视角的中国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异速增长研究

回顾中国最近20年的快速城市化里程,土地资源紧缺和城市化空间需求剧增的矛盾一直尖锐。而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但从系统角度看,这仅是城市系统的表象,应从结构层面剖析其内在差异性。本文从区域结构、建设用地结构、城市规模结构等视角,采用异速增长模型,分析了我国2001-2014年土地城市化与人口城市化异速增长的内在关系。结果表明:从区域结构视角看,近14年我国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土地城市化始终快于人口城市化,而西部地区则不存在该问题;从建设用地结构角度看,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用地、物流仓储用地和居住用地也不存在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的问题,虽工业用地、绿地和道路与交通设施用地扩张速度快于城市人口增速,但这体现了城市功能的优化和提升;从城市规模结构角度看,20万以下、500万以上的城市土地城市化慢于人口城市化,而20-50万、50-100万城市的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现象明显,100-300万、300-500万的城市则出现了异速增长模式的不同转换。结果证明,中国的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之间存在明显的区域和结构差异,今后新型城镇化方针政策也应因地因城制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