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典型农区耕地承载畜禽容量对比分析

根据农田养分平衡理论,对我国南北两个县级区域山东禹城和湖南桃源的耕地承载畜禽容量和负载指数进行了对比分析。 基于农田N收支情景分析表明:当农田施用粪便N分别占到总投入N的30%、60%和100%时,山东禹城耕地承载畜禽容量分别为4.1、8.3和13.8 LU·hm^-2,相应负载指数分别是2.2、1.1和0.7,湖南桃源耕地承载畜禽容量分别是4.4、8.7和14.6 LU·hm^-2,相应负载指数分别是1.4、0.7和0.4;基于农田N收支的耕地畜禽容量呈现为禹城略低于桃源,负载指数呈现为禹城显著高于桃源。基于农田P收支情景分析表明:当农田施用粪便P₂O₅分别占总施入P₂O₅的30%、60%和100%时,山东禹城耕地承载畜禽容量分别为6.7、13.5和22.5 LU·hm^-2,相应的耕地畜禽承载指数分别是1.3、0.7和0.4,湖南桃源耕地承载畜禽容量分别是2.5、5.1和8.5 LU·hm^-2,相应的负载指数分别是2.4、1.2和0.7,基于农田P收支的耕地畜禽容量呈现为禹城显著高于桃源,负载指数为禹城低于桃源。可见,禹城基于农田N收支的耕地承载畜禽容量显著低于基于农田P收支的耕地承载畜禽容量,桃源正好与禹城相反。因此,今后在制定减少农田环境污染对策时,禹城应首先考虑农田N收支及粪便N的有效管理与利用;桃源则应首先考虑农田P收支及粪便P的有效管理与利用,并且因为区域内乡镇之间存在较大差异,还应在乡镇之间进行协调平衡。     

广东货船水运的温室气体排放和低碳发展对策

作为我国港口大省和低碳试点省,广东需先行测算船舶水运的GHG(温室气体)排放量基线,以探究低碳水运对策. 通过文献调研收集适用数据和资料,基于引擎功率法,测算了广东抵港货船在2010年的GHG排放量. 结果表明:广东专属经济区海域内货船水运的GHG总排放量为2887×104t,不确定性在-36%~45%之间,其中在领海区域内的排放量为730×104t;远洋集装箱船是GHG最大排放源,占总排放量的43%;集装箱船、干散货船、油轮和其他货船的GHG排放量不确定性均介于-30%~50%之间,远洋货船的主引擎在正常航行模式下输出功率是最主要的不确定性源. 基于分析船舶水运的GHG排放特征,提出船舶减速、向远洋货船供应岸电和内河货船主引擎转用天然气共3项低碳节能措施,共可减排40%的GHG排放量.该研究结果不仅为广东低碳水运发展提供基础性的GHG排放数据,也可为其他港口地区提供估算水运业GHG排放量的技术方法参考和实践经验.      

闽江流域跨界生态补偿量化研究

采用基于污染物通量的流域跨界生态补偿量化的计算方法,并以闽江流域为例,根据2010年闽江流域的情况,估算了流域内的跨行政区(县)水污染生态补偿量.结果表明,生态补偿量反映闽江流域跨行政区(县)水污染特点,上游地区基本上均是接受补偿者,龙岩、三明、宁德、泉州等4地市获得的补偿额分别为1658.52,8067.74,2857.91,877.84万元,中游地区南平市需要支付生态补偿额为8413.82万元,下游地区福州市需要支付生态补偿额为5048.19万元.针对测算结果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措施:建立多元化的补偿资金筹措渠道,实现政府主导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生态补偿模式;在资金补偿的同时加以项目补偿或技术补偿.     

低碳农业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及对广东的评价

本文对低碳农业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进行深入探讨,主要从农业生产要素产出效率、能源利用低碳化水平、农业生产方式低碳化水平、农业碳汇效应4个维度构建指标体系,并运用德尔菲法、加乘混合合成法确立综合指标评价值及设定低碳农业发展水平的等级评价标准,以此为科学量化评价农业低碳发展水平提供一个简便工具,实现对低碳农业评价由定性描述向定量分析的转变。在此基础上,将该评价指标体系应用于对广东省低碳农业发展综合评价的实证研究,以期为农业决策者制定和实施科学的低碳发展政策提供依据。研究结果显示,2006-2010年广东省低碳农业发展水平与低碳农业发展要求尚有较大差距,处于从较高碳发展水平向中碳发展水平迈进的阶段;“农业生产方式低碳化水平”成为广东农业低碳发展的最大制约性因素;与全国其他9省区比较,广东省低碳农业发展综合指数属于中等偏下的位次。由此可见,当前广东省高碳化的现代农业发展模式,成为阻碍低碳农业发展的最大因素;而坚持现有耕地的有效保护与合理拓展有效耕地面积,并因地制宜地提高农地的复种指数,对增强广东种植业的碳汇效应,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具有关键性的作用。     

工业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及应用于广东省区域评价的分析

工业的快速发展,给资源环境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于是人们纷纷探讨绿色发展之路.工业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研究旨在发现工业绿色转型升级中的薄弱环节,设计评估工业的绿色发展状况的指标,引导工业绿色转型升级,从而实现工业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和谐统一.文章借鉴脱钩理论的核心理念,分析资源环境的特征指标,利用工业资源消耗或污染物排放变化对工业产值的弹性脱钩值作为考察工业绿色转型升级的动态指标,建立包括工业资源环境压力、工业资源环境弹性脱钩和工业发展绿化度3个方面的工业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应用于广东省21个地级以上城市的评价分析.研究表明,该指标体系对于评价工业绿色发展具有实际可操作性,结果合理、可靠.对广东各地的实证评价分析显示,广东省工业总体绿色发展水平不断提升,在高压力水平下,逐步向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转型.但由于各地工业发展水平不同、资源环境约束目标不同,工业绿色发展的进程也存在较大区域差异.资源环境约束严格的珠三角核心区工业绿色发展情况相对其他地区较好,属高绿化度高资源环境压力的绿色发展模式.资源环境约束较严格的粤北山区工业转型升级也有明显进展.而在资源环境约束管理不大的珠三角非核心区与粤西地区中,江门和湛江工业绿色发展相对较好,肇庆和茂名一般,惠州和阳江工业呈粗放发展,粤东地区除汕头外,工业粗放发展趋势明显.因此,各地应制定针对性措施,促进工业结构调整,限制高消耗、重污染型行业发展,加大工业污染防治力度,推进高消耗、重污染型行业的生态化转型,推动工业绿色转型升级加快.     

广东省土壤硒空间分布及潜在环境风险分析

利用广东省260个土壤剖面数据,开展区域尺度下的土壤总硒（Se）质量分数的空间分布研究。结果表明,研究区内土壤硒含量变异性较强,符合对数正态分布特征,其几何质量分数为0.23 mg·kg-1,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表层土壤硒基线质量分数范围为0.13到0.41 mg·kg-1,处于硒缺乏与中等含量水平之间。土壤硒的空间分布格局与区域成土母质密切相关,表现为：高硒质量分数的土壤主要位于石灰岩和砂页岩区域,而低硒质量分数的土壤主要位于紫色页岩和花岗岩地区。土壤硒缺乏可能是影响研究区人体健康的重要问题。此外,研究区由土壤退化和土壤侵蚀引发的流入周边水体的土壤硒每年可高达23 t。     

安徽省会经济圈土地利用变化的碳排放效益

土地利用变化是影响碳排放的重要因素。利用1997和2007年土地利用类型数据,采用碳排放评价模型,对安徽省会经济圈碳排放效益进行评价,并估算碳排放生态补偿标准。研究结果显示:①1997-2007年间碳排放总量增加1 049.92×10⁴ t,年均增长14.4%;②2007年经济圈内地均建设用地碳排放强度和地均碳排放强度分别为1997年的2.41倍、 2.18倍,1997和2007年,碳排放强度指数值都是合肥市>巢湖市>六安市;③经济圈内各县(区)地均碳排放强度差异显著,建设用地平均碳排放强度前3位的是合肥市区、 霍山县、 金寨县;④据中国造林成本的价格估算,合肥、 巢湖、 六安3市的碳汇补偿增加量分别为:21.83×10⁸、 4.31×10⁸、 2.48×10⁸元,县域生态补偿额差异显著;⑤土地利用结构、 产业结构与碳排放量存在一定的关系。从碳排放效益和生态补偿的角度,提出减少碳排放的途径。     

安徽省近10年能源足迹测度及驱动因子分析

安徽省为生态建设省,随着中部崛起战略与皖江城市带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建设的实施,能源消费给当地生态环境形成了较大压力. 依据生态足迹模型对安徽省2000—2009年能源足迹进行了时间序列测度,基于STIRPAT模型揭示了能源足迹驱动因子的边际贡献,运用灰色GM(1,1)模型预测了2015年与2020年能源足迹. 结果表明:安徽省人均能源足迹由2000年的0500 8 hm2增至2009年的1043 5 hm2,人均能源足迹赤字由2000年的0432 9 hm2扩至2009年的0975 5 hm2;煤炭足迹对能源足迹平均贡献率为7629%,占主导地位;能源足迹强度由2000年的1083 3 hm2104元降至2009年的0704 7 hm2104元;研究时段内,能源足迹生态压力指数均大于5 人均GDP和第二产业在经济中所比例均与能源足迹呈正相关,二者边际弹性系数分别为0000 073 57和0006;而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与能源足迹呈负相关,其边际弹性系数为-0186.      

主体功能区视角下的环境污染时空格局及驱动因素——基于广东省121个县域的实证分析

基于县域污染物排放和人口社会经济数据库,运用熵权法构建水气污染综合指数测度广东省水气环境污染状况,在解析2012—2016年水气环境污染时空变化与主体功能区分异特征的基础上,采用空间计量模型考察水气环境污染的驱动因素及其在不同类型主体功能区之间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① 2012—2016年,广东省水气污染综合指数降幅达到46.93%,处于污染指数高值区间的县域数量大幅减少,并呈现由边缘向核心收缩的空间变化特征;② 4类主体功能区的水气环境污染均有明显改善,但相对而言,城市化地区和农产品主产区仍是广东省水气污染物排放的主要承压区;③人口规模是各类主体功能区水气环境污染的共性驱动因素,此外,城市化地区、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还分别受到工业化水平、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和财政收入分权程度的影响.建议从引导城乡居民绿色生活、持续提升清洁生产技术、增加地方财政分权激励机制中的环境效益考核入手强化区域环境污染综合治理.     

大豆传统产区种植结构变化及影响因素的定量化评价——以黑龙江省嫩江县为例

东北地区,特别是黑龙江省是中国传统的大豆产区,其近年的种植结构变化导致国内大豆产量大幅度减少,而进口量持续增加,并已成为全球第一大豆进口国。为探究大豆传统产区种植结构变化现状及主要影响因素,论文以黑龙江省嫩江县为研究区,解译遥感影像分析其种植结构的演变过程,并以农户大豆种植意愿为因变量,对影响因素进行定量化评价。研究结果表明：1）2000年以来,研究区种植结构发生了较大调整,2000-2007年间,第四积温带大豆种植面积大幅度增加;2007-2014年第四、五积温带玉米种植面积大幅度增加,达到17.4×10⁴ hm²,且有继续北扩趋势,而大豆北扩东移,2014年在粮食作物总播种面积中的比重较2000年减少27个百分点;2）目标价格政策对农户大豆种植意愿的影响度最大,达18.89%,其次大豆市场价格和轮作种植的影响度均达18.54%,大豆总投入的影响度为13.82%,其他因素影响度均在10%以下。国产大豆的竞争优势在于“非转基因”和“食用蛋白豆”,国家除了在政策上扶持大豆生产外,更重要的是要鼓励相关企业生产多样化的“非转基因”大豆制品,并严控转基因大豆进入食品领域,使加工企业和豆农获得合理溢价,通过市场机制提高大豆传统产区豆农的生产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