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污权”和“碳排放权”交易的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研究——基于污染治理和政策管理的双重视角

全面系统地评估排污权交易和碳排放权交易的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对于进一步发挥应对气候变化和大气污染治理的协同效应、推进全国统一生态环境市场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污染治理和政策管理的双重视角,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和倾向得分匹配,分别检验排污权交易和碳排放权交易的减污和降碳效应;并在此基础上,研究三种政策情景下（排污权交易、碳排放权交易以及组合政策）的协同减排效应差异。研究表明,从污染治理视角,排污权交易和碳排放权交易均显著降低了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排放量,实现了减污降碳的协同效应;从政策协同管理视角,在减少二氧化硫污染方面,组合政策比各类政策的单独实施更为有效;在降低二氧化碳排放方面,碳排放权交易比排污权交易和组合政策更为有效。因此,在推进气候变化应对和大气污染治理机制融合的进程中,应有所侧重地推进碳排放权交易和排污权交易组合使用。     

交通领域减污降碳协同控制研究回顾及展望

交通运输行业是二氧化碳和空气污染物排放的主要贡献者之一,开展交通领域的减污降碳协同控制政策是实现“双碳”目标和空气污染防治的迫切需要。本研究追溯了交通领域减污降碳协同控制的起源及发展,回顾了交通领域协同减污降碳的主要路径,具体包括交通基础信息协同、交通排放清单编制协同、交通减排目标设定与减排情景分析协同、交通减排技术及措施工具箱协同,以及交通减排保障措施协同。然后,从研究范围、研究方法、协同度评价体系构建、污染相关健康协同效应、研究区域等方面对交通领域减污降碳协同控制的研究实践及特点进行了分析,并相应提出了对未来研究的展望。     

特大城市集群绿色发展与生态足迹关联特征

本文以成渝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和长三角城市群为研究对象,解析不同空间尺度下绿色发展与生态足迹时空变化特征,并结合耦合协调度模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理论探究绿色发展与生态足迹的关联特征。研究表明,长江经济带城市群2000—2015年绿色发展水平逐年提升,约16.44%的城市达到较高水平,空间上呈现“东部高、西部低”的特征。人均三维生态足迹增长逐渐趋缓,成渝城市群达到峰值（5.21hm²）后逐年稳定下降。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与生态足迹处于良好协调状态,绿色经济的快速发展带动了耦合协调度的提高。绿色发展与生态足迹存在倒“ U”形EKC曲线关系,由于自然资源基础和产业结构差异,成渝城市群（拐点出现在2008年）绿色发展与生态足迹协调关系好转早于中下游城市群（拐点分别在2019年、2012年）。四川、安徽应作为降低资源消耗的重点对象,未来应进一步加强区域中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拉动周围城市提高绿色发展水平。研究成果能为区域绿色发展与生态环境协同管理提供思路与理论支持。     

环境规制对城市生态技术扩散效率的影响研究

生态技术扩散是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的必要环节,也是企业履行环保责任的有效措施。本文以长江经济带11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采用非径向方向距离函数对城市工业企业生态技术扩散效率进行测算,分别从整体和区域异质性角度实证分析环境规制对城市工业企业生态技术扩散效率的影响及内在机理。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城市环境规制与生态技术扩散效率存在倒“U”形关系,环境规制对生态技术扩散效率还存在多重影响路径,外商直接投资和工业集聚在影响路径中分别起着中介作用,且外商直接投资和工业集聚的链式中介显著。在异质性分析中,发现环境规制、外商直接投资、工业集聚和生态技术扩散效率之间的关系因区域位置不同而存在差异性。为此,依据研究结论及环境规制实施现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实现长江经济带经济永续绿色发展目标。     

中国铜产业体系演化的碳中和实现机制研究

本文研究了我国铜产业采选、冶炼、加工和再生等环节的演化趋势,构建了铜产业直接碳排放-能源间接排放-其他间接排放相结合的多层级碳排放核算模型,分析了我国铜产业各环节碳排放演变规律及碳中和实现机制。结果表明：①1980-2020年我国铜精矿、精炼铜、铜加工材、再生铜产品分别增长了6.6倍、 25.1倍、 88.5倍、 37.1倍,受碳中和目标实现对电力需求量增加的影响,预计2060年铜资源消费总量将较2020年提升62.3%,铜资源社会存量将达到3.9亿t,再生铜将于2030年超过原生铜成为主导资源类型。②2020年铜产业的碳排放总量达到2968.2万tCO₂e,其中,采选环节的吨铜碳排放量最高,达到了3.4tCO₂e,是第二位冶炼的2.3倍;冶炼环节的碳排放总量最大,达到铜产业的39.3%;再生环节的降碳效果突出,相较原生采选冶炼环节减少1251.2万tCO₂e;进出口贸易则进一步降低了该产业43.7%的碳排放总量。③预计2060年铜产业碳排放总量将达到1499.8万tCO₂e,通过促进国际贸易、循环经济、技术创新及环境市场建设等举措,可大幅降低产业的碳排放总量,其中国际贸易及循环经济情景的碳减排效果在2030年前均较显著、随后逐渐下降,技术创新及环境市场建设是该产业碳中和目标实现的根本,在2060年的减排潜力分别达到535.9万t及607.9万t。为了更好地促进该产业可持续发展及“双碳”目标实现,建议依托国内国际双循环格局合理调控铜产业结构,秉持全生命周期理念加快构建铜产业绿色供应链,紧随碳中和发展趋势促进资源循环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长江经济带绿色城镇化效率评价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多维城镇化视角

本文引入资源和环境因素,以城镇化综合指数为期望产出,运用SBM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了2010—2020年长江经济带112个地级市（州）的绿色城镇化效率,并采用空间面板模型和地理探测器对绿色城镇化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绿色城镇化效率整体水平不高,下游地区绿色城镇化效率高于上游和中游地区,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是效率损失的主要来源;绿色城镇化效率表现出较为明显的热点—次热点—次冷点—冷点自东向西的带状分布格局,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政府财政支出对绿色城镇化效率产生负向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和产业结构对提升绿色城镇化效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三者的影响具有地区差异性;市场力因素有利于绿色城镇化效率的提高。邻近城市间绿色城镇化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明显,且空间溢出效应是长江经济带绿色城镇化效率空间差异的最主要因素,各因素的影响具有协同增强的作用。     

碳责任账户的目标原则、分配逻辑与框架构建：账户建立

随着全球环境问题日趋严重,企业和消费者日益认识到减缓气候变化的紧迫性。作为经济活动的主要参与者,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已经成为任何单个企业及其供应链的巨大挑战。供应链的所有参与者都需要为气候减缓做出努力。现有的碳排放责任核算大多从企业的生产方面入手。最终消费者作为供应链的重要参与者,是所有生产者的最终服务对象,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碳减排作用以及应承担的碳减排责任。本文提出以产品为导向,考虑产品生产过程中的直接碳排放和间接碳排放,建立产品碳排放基准值,对基于供应链的所有参与主体进行责任分配,进而建立基于供应链的碳责任账户。本文构建的责任体系框架具有更广泛、更有前景的应用潜力。     

“双碳”目标下我国碳普惠制的探索与实践

基于我国“双碳”战略目标和绿色低碳转型发展,本文介绍了碳普惠制的定义、内涵及其与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区别,对国内外碳普惠制的探索、实践进行梳理,通过对相关碳普惠平台的分析研究,提出碳普惠平台建设的业务框架设计,对生活服务业场景接入碳普惠平台进行分析和讨论。针对当前我国碳普惠发展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为国内碳普惠相关研究和应用提供参考。     

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项目纳入碳市场的现状、挑战与对策

二氧化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被认为是燃煤和燃气电厂以及钢铁、水泥和石化等行业实现碳中和的重要技术选项,而碳市场则是重要的市场化减排机制,提高两者的衔接水平,对于我国“双碳”目标的实现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总结国际上CCUS项目与碳市场衔接的成功经验,可以为我国CCUS项目与碳市场衔接提供相关借鉴。本文系统梳理了国内外CCUS项目纳入碳市场的立法、激励政策、CCUS减排核算方法学研究情况,识别出我国在CCUS项目与碳市场衔接方面尚存在法律支撑不足、缺乏激励政策以及CCUS项目碳减排核算方法不准确等一系列问题,最后提出多项建议以推动我国CCUS项目与碳市场的衔接：①完善碳市场监管和法律体系,促进CCUS与碳市场衔接;②研判CCUS优先领域,分阶段促进不同行业CCUS项目纳入碳交易市场;③强化政策激励,打通CCUS与碳市场衔接的投融资与成本疏导路径;④分阶段完善碳交易市场建设,充分发挥碳市场金融属性促进CCUS与碳交易市场衔接;⑤建立完善的监测、报告和核查（MRV）标准体系和证书制度,保证CCUS项目减排量核证的准确性和规范性。     

微波强化CWPO工艺CuO_x-CeO_2/GAC催化剂的制备及其对二甲亚砜的降解

以颗粒活性炭(GAC)为载体、铜为活性组分、铈为助剂组分、草酸钠为沉淀剂,采用浸渍焙烧法制得CuO_x-CeO_2/GAC催化剂。以H_2O_2为氧化剂,微波强化催化湿式过氧化氢氧化(CWPO)处理二甲亚砜(DMSO)初始质量浓度为1 000 mg/L的废水,处理3 min后DMSO去除率达93.8%。催化剂第7次使用时DMSO去除率仍保持在75%以上。初始废水pH在3~9范围内,DMSO去除率均在85%以上。助剂Ce的加入提高了催化剂表面活性组分的分散性和稳定性,使催化剂的活性稳定性和使用寿命显著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