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铁网络可达性测度及经济潜力分析——以安徽省为例

高速铁路的开通给沿线城市的建设带来了重大影响。基于可达性测度以及修正的经济潜力模型,利用GIS对安徽省高铁可达性以及经济潜力进行深入分析。研究表明:(1)高铁开通后安徽省可达性显著提高,但总体格局保持不变,呈现出以合肥为中心,淮南、芜湖等地为副中心的"多核心"模式。池州、铜陵两城市可达性上升幅度最大,黄山紧随其后,芜湖、滁州变化最小。高铁开通后,滁州可达性排名下降5名,下降幅度最大,合肥、淮南、黄山最为稳定,其他城市均有小幅变化。(2)可达性的提升对城市经济潜力造成了一定影响,总体呈现出以合肥为中心的外围扩展模式。池州、铜陵经济潜力增长最为显著,黄山位列第3,可达性的提升直接影响了池州、铜陵、黄山三市的经济发展。高铁开通后,合肥、芜湖经济潜力排名始终位于前二,传统经济中心地位不变。马鞍山排名上升4名,幅度最大,池州、黄山两市处于末端,经济潜力仍然较为薄弱。(3)高铁开通后,时空收敛效应明显,可达性的提升令城市经济潜力增长显著,但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可达性与经济潜力呈现不完全契合关系。     

基于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的江苏十三市环境保护评价研究

本文根据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工业烟尘排放量、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5个指标的统计数据,运用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对江苏13个市的环境保护状况进行评价,并将其分成5个不同的类别,第1类是苏州,第2类是南京,第3类包括无锡、南通、常州,第4类包括徐州、扬州、泰州、淮安、宿迁,第5类包括盐城、镇江、连云港,然后进一步对各类城市在污染强度和污染控制方面的特征进行分析。最后,分别对每类地区的环境保护提出对策建议。     

甘肃省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研究

第三产业的加快发展是生产力提高和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有利于提高工农业生产的社会化和专业化水平,有利于优化生产结构,促进市场充分发育,缓解就业压力,从而促进整个经济持续、快速和健康发展。利用1991-2009年数据,以向量自回归模型为基础,采用单位根检验、协整分析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等方法对甘肃省第三产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991-2009年甘肃省第三产业总值对GDP的长期弹性为0．35035,第三产业对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江苏省地理标志概况与价值评估体系构建研究

以江苏省43个地理标志为研究对象,根据国家地理标志的分类方法对其进行分类,构建价值评估体系,探讨地理标志产品的内在价值及发展重点。研究表明,江苏省地理标志类型较为单一,分布均匀;开发程度不同,可分为开发匮乏型、有待开发型和开发成熟型。通过价值体系评价可见,江苏省应重点挖掘产品的自身特色,发展价值意义突出的地理标志。     

甘肃省农业循环经济发展评价与区域差异分析

综合评价值的计算已成为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水平定量评价的主要方法,也是目前循环经济研究领域定量研究的热点之一。构建一套系统科学的农业循环经济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对区域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以改善农业环境,杜绝资源浪费,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依据循环经济发展的“4R”原则和可持续发展理论,构建了甘肃省农业循环经济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因子分析法和加权函数法对甘肃省及其14个地州市的农业循环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价与分析,提出了甘肃省及其各区域的农业循环经济发展建议。     

基于模糊评判法的陕西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选择分析

陕西一直实行"以农补工、优先发展城市、优先发展工业"的倾斜性战略政策,使得城乡在资源分配和社会事业发展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距,农村发展处于劣势地位,尤其是农村公共物品未能得到有效供给,其供给主要是采取以政府为主导的模式。研究利用陕西农村1990-2008年的时间序列统计数据,通过构建陕西农村经济发展的9个评判指标并对其分别赋予不同的隶属度,运用模糊评判法,对陕西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经济发展阶段进行了定量评判。实证研究表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陕西农村地区整体上处于经济发展的第二个阶段,即经济发展的成长阶段。因此,陕西应主要采取以政府为主导型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而私人(市场)供给只能作为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少许补充。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应根据经济发展阶段作出选择,以期实现各个时期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最优化:考虑不同地区农民的需求意愿,改革"一刀切"的供给模式;扭转农民负担部分公共物品供给成本的局面。     

河南省旅游—经济发展类型及其开发战略

以河南省18个地市旅游与经济统计数据为样本,运用典型相关模型探讨旅游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第一典型变量揭示旅游产业发展有利于区域经济发展与对外开放;第二典型变量显示旅游发展能够促进工业化、拉动消费与固定资产投资。依据典型方程得分,划分为旅游与经济发达地区、较发达地区、一般地区等三种类型,并提出旅游发展策略。     

资源贫瘠地区农户技术采用的影响因素分析

引入双槛模型,分两个阶段考察滇西南资源贫瘠地区农户改良陆稻技术采用行为的影响因素。第一,农户决定是否采用改良陆稻技术(采用决定)的影响因素;第二,如果采用,农户决定改良陆稻技术采用程度(采用程度决定)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影响农户决定是否采用改良陆稻技术的因素和影响农户决定改良陆稻技术采用程度的因素存在很大差异。农户所拥有的资源禀赋状况,例如耕地面积、市场远近、缺粮程度、海拔高度和有无技术推广项目等对农户的采用决定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家庭劳动力比重和水田面积比例则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农户家庭规模和台地面积比例对农户技术采用程度决定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而耕地面积、水田面积比例和海拔高度则对其呈现显著的负向影响。因此,在制定资源贫瘠山区的农业技术推广政策时,应该充分注意区分影响技术推广广度和深度的不同因素,使不同政策措施更能在资源缺乏的情况下具有适应性和针对性。     

区域经济重心及 COD、SO_2、TSP排放重心演变路径分析——以江苏省为例

运用重心模型,采用1996~2006年江苏省经济和环境数据,计算出各年份GDP、工业产值、COD、SO ₂和TSP排放重心坐标,揭示江苏省经济重心和环境污染排放重心变化轨迹及演变规律,以期为江苏省环境宏观战略决策及生态省建设提供理论参考。研究表明,经济重心总体上向东南方向偏移,GDP重心偏移距离为14.81 km,工业产值重心偏移距离为12.84 km;经济重心在南北方向上的偏移程度大于东西方向的偏移程度。环境污染排放重心也向东南方向偏移,COD和TSP排放重心轨迹呈现较大变化,SO2排放重心轨迹变动较小;COD排放重心偏移距离为79.26 km,SO₂排放重心偏移距离为15.73 km,TSP排放重心偏移距离为42.24 km;各污染排放重心轨迹在不同时段表现出不同特点。COD、SO₂和TSP排放重心相对于经济重心偏向于西北方向,且COD排放重心近年来明显趋向于工业产值重心;COD排放重心和TSP排放重心与经济重心存在着强正相关.     

基于分形理论的江苏沿江城镇体系研究

开放条件下,“全球 地方”作用深刻影响着区域城镇体系,沿江发达地区表现尤其典型。基于分形的相关理论和方法,以2006年为时空断面,对江苏沿江地区城镇体系的空间分布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1）区域城镇规模等级结构服从Zipf定律,首位城市南京在区域城市体系中的垄断性相对较强,但并非处于绝对垄断地位;（2）空间关联维数显示,沿江地区城镇体系的交通网络通达性优良,各城镇间联系紧密;（3）根据分维数和无标度区分析,三大城市群中,宁镇扬城市群分形发育最好,苏锡常次之,通泰城市群分形发育最差;（4）扬州、镇江、南京和苏州的城镇集聚程度较高,分形发育较为成熟;南通、泰州、无锡和常州的集聚程度均较低,分形结构不佳。扬州在区域城镇体系中分形发育最为完善,中心性最好,历史上形成的这种空间格局至今没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