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灾害风险可接受性与避灾意愿的初探——以川渝地区旱灾风险为例

在综述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川渝地区旱灾为例,通过实地调查与访谈,从公众可接受的旱灾损失与频率、假定旱灾风险情景下的避险意愿等角度,对公众旱灾风险可接受性进行了初步探讨。结果表明,公众合理可接受的旱灾损失与频率分别在26.5%~52.8%与32.0%~64.3%区间范围内;并以一般旱灾、严重旱灾风险情景为限制线,确定了公众合理可接受风险区域;随着灾害损失风险增加,公众规避风险投资意愿呈现出中间高两头低的趋势,当灾害损失达到约50%~70%时,公众避险投资意愿达到最高,意愿避险投资占可能损失的比重约为62%。鉴于川渝地区的旱灾形势,今后旱灾风险管理的关键,一是加强对旱灾的监测与预警预报;二是完善旱灾风险的常规化管理,发展高效灌溉农业,充分利用客水资源,完善提高现有农田水网建设;三是积极探索公众-企业-政府多方共同参与的高效风险管理模式。     

我国冬小麦霜冻灾害致灾因子危险度评价——基于作物生育阶段气象指标

霜冻是一种威胁农业生产的气象灾害,对其致灾因子危险度的研究,可为大尺度的作物霜冻灾害区划及农业保险提供依据。根据作物生长发育的阶段性原理,以全国751个气象台站56年的逐日最低气温资料以及作物生育期资料为基础,统计得到冬小麦各个生育阶段不同灾害等级（轻霜冻、中霜冻、重霜冻）的年霜冻日数,并计算出冬小麦全生育期内不同等级霜冻的发生概率,基于以上两项指标对冬小麦霜冻致灾因子危险度做出评价。结果表明,研究期内重霜冻年霜日最大值为129d,而轻霜冻和中霜冻霜日最大值分别为23 d和19 d,冬小麦受重霜冻危害时间较长;冬小麦霜冻的频发区、多发区、少发区从北向南依次分布,随着霜冻等级增加,频发区的面积差异不大,但多发区的面积减小、少发区面积增大;冬小麦霜冻灾害危险度等级最低的地区主要分布在低纬度的几个省份,如海南、广东、广西、云南等,危险度等级最高的地区集中在青藏高原地区。     

基于GIS技术的汶川8.0级地震诱发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价——以四川省安县为例

通过汶川8．0级地震后对绵阳市安县地震诱发地质灾害的应急调查和遥感解译,共获得地质灾害点187处。在此基础上,利用GIS技术对地震诱发地质灾害分布与发震断裂距离、坡度、岩性、水系等因素的关系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地震诱发地质灾害在区域上沿断裂带呈带状分布和沿水系呈线状分布的特点;地震诱发的地质灾害与地形坡度有很大的关系,绝大部分的灾害点集中在15°-45°的范围内;地震诱发的地质灾害与地形有很好的对应关系,北部高山地区地质灾害数量明显高于南部平原区;滑坡多发生在千枚岩、泥页岩等软岩中且多为土质滑坡,而岩浆岩等硬岩中多发生崩塌。     

社会减灾能力信任及水灾风险感知的区域对比——基于江西九江和宜春公众的调查

研究公众对社会减灾能力及灾害风险的认识,有助于从公众视角揭示风险潜在因素,不仅是进行风险沟通的必备环节,还可以为开展有效的减灾宣传教育、提高公众减灾意识提供决策依据。通过社会调查（221份样本）和统计分析方法,比较了江西九江、宜春公众对于社会减灾能力的信任及水灾风险感知。结果表明,公众对于社会减灾能力基本持信任态度,信任度高低排序为：灾害监测预报>政府应急>防灾工程>预警传播,其中宜春公众的信任度较高;公众对于水灾的风险感知较弱,尤其是宜春公众认为水灾发生、受灾的可能性很小;公众的信任与对区域减灾能力的了解无关,主要是受到受灾经历（受灾次数、灾情损失、灾后救援）的影响,即区域本底灾害风险的高低导致公众认知的差异,风险较高区域（九江）的公众具有更为明确的降低风险的行为倾向及意愿。     

城市公路隧道预警指标体系调研与分析

通过对上海市公路隧道运营的实地调研以及欧洲主要城市公路隧道的资料收集,讨论并比较城市公路隧道运营预警系统发展过程及其设计框架;分析国内外城市公路隧道预警系统构成;研究预警指标的预警原理及其特性。结合上海市公路隧道实地调研收集和反馈的数据资料,对城市公路隧道预警指标的选择进行研究,从而为城市公路隧道预警系统的规范化、标准化提供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持。     

我国城市灾害风险应对现状及对策研究

阐述了城市灾害的分类;从城市灾害预防与控制,应急反应与救援等方面分析我国在城市灾害风险控制与应对上的不足;提出8个方面的对策。该对策研究包括:建立城市安全规划、风险防范和危机管理法律体系;实施城市防灾减灾规划并融入城市规划中;完善城市灾害风险决策支持系统和信息管理系统;实行安全规划风险评价机制;加快防灾减灾综合管理机构建设;建立科学、完善的应急救援体系;加强安全教育和防灾减灾宣传;加强城市安全科学研究与交流。该研究结果对如何提高我国城市灾害风险预防与控制能力及应急救援水平具有重要的借鉴和指导作用。     

地震灾害综合应急能力评估研究

汶川大地震在给我国带来巨大的悲痛和损失的同时,也检验了我国政府的突发事件应急能力。此次抗震救灾凸显出我国地震灾害应急能力存在的一些不足。建立“突发事件综合应急能力评估指标体系”的目的是为了评估政府的突发事件应急能力,以评促建。地震灾害由于其不同于其它突发事件的特性,其应急管理也有其特定的内容。现以地震灾害特征为标准,选取13个省市为样本,套用已有评估指标体系,分析和评估我国地震灾害应急能力。研究认为,我国应加强地震灾害应急能力建设,同时认为已有评估指标体系能满足使用要求。     

1961~2015年西南地区降水及洪涝指数空间分布特征

利用西南地区98个气象站连续完整的日降水序列数据,整合降水强度、持续性指数及等级指数形成降水指数体系并研究该区域降水及洪涝指数的空间分布特征,得到以下主要结论：（1） 1961~2015年,西南地区年降水量（PRCPTOT）与极端降水量（R95PTOT）都呈现出“东多西少、南多北少”的分布形态;持续降水日数（CWD）则表现为“南高北低、西高东低”的分布格局。区域多年平 均PRCPTOT、R95PTOT、CWD分别以-13.12 mm/10 a、1.34 mm/10 a、-0.29 d/10 a的速率变化。（2）西南地区不同等级降水日数具有相似的空间分布特征,均呈现出“南高北低、东高西低”的分布形态。（3）西南地区洪涝强度指数呈由东北向西南递减的分布特征;降水总量越多的地区,洪涝强度反而越低,主要由于单站洪涝强度表征的是降水的波动情况,降水量越多波动越不明显。21世纪以来,该 地区洪涝等级以重级为主,2010年以来连续多年出现特重级洪涝。此外,洪涝强度越大,区域性年度灾害等级越高。该研究对于掌握西南地区极端气候变化规律,从而服务于防灾减灾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     

Virtues and humanitarian ethics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contribution of virtue ethics, the study of good character traits, to the humanitarian context. It argues that a virtue ethics perspective paints a realistic picture of the use of ethical standards in morally complex circumstances. Virtuous relief workers can employ standards in their thinking, but they are also committed to professional excellence that goes beyond any formal code. The concept of virtue ethics places a stress on moral development, which can be facilitated by role models that impart modest and feasible ideals. However, virtue ethics cannot provide simple guidelines on how to resolve difficult situations. It is possible that two virtuous persons can disagree on what should be done in a particular instance. In addition, a virtue ethics perspective emphasises the need for both individuals and organisations to discuss the actual purpose of relief work in order to pinpoint the virtues of a good relief profession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