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城市灾害分析与减灾建设

随着人口越来越向城市集中,城市灾害日益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本文针对上海市的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现状,分析了这些城市灾害的主要特征及其潜在的致灾防患,并总结论述了上海市防灾减灾建设的措施和工作情况。     

城市灾害易损性及其评价指标

城市化的加速使城市成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区域,同时灾害给城市发展造成了巨大的损失。通过分析易损性的维度和时空性,并在总结多因子复合函数方法、模糊综合评价方法、数据包络分析方法等易损性研究方法的基础上,结合复杂的城市系统的内部特征,从人口易损性、经济易损性、社会易损性和生态环境易损性4个方面建立适合城市灾害易损性评价的框架;探讨了包括人口迁入率和经济密度等11个城市灾害易损性指标体系。最后指出城市灾害易损性研究对城市可持续发展有重要意义。     

灾变预测在企业安全事故预测中的应用

简述了灰色理论中灾变预测的特点及其建模过程,并将其应用于企业安全事故预测之中.经检验,模型的精度等级为好,模型的预测结果可靠,对于企业安全事故的预测有一定帮助.     

淮南市防震减灾决策系统的建立

在机制上将一个地市(淮南市)的地震预报与防震决策融为一个动态整体,从而建立起一个实用性强的防震减灾决策系统,使城市各种防震对策的生成有了更科学的基础。成为市政府在防震减灾决策中不可缺少的工具。     

大同—阳高地震灾害评估及灾因分析

本文记述了大同—阳高地震震害情况,同时对造成灾害的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此次地震震级不大而损失严重的主要原因除了与地震持点和发震构造有关之外,还与当地民舍抗震性能差、施工质量低有直接关系。     

安徽省棉花冰雹灾害风险区划研究

雹灾风险区划是雹灾风险研究的重要内容,对制定区域性的雹灾防灾减灾对策具有指导意义。而雹灾风险评价是开展雹灾风险区划的前提和基础。以我国雹灾频发区--安徽省为例,选择其主要经济作物棉花为承灾体,基于区域灾害系统理论和棉花雹灾风险区划数据库,在“E-H-V-R”四维评价基础上,提出了多技术手段和多方法相结合的“3（E、H、V）+1（R）”维的雹灾风险区划方法,编制了安徽省棉花雹灾风险图,将其划分为淮北平原区、江淮平原丘陵区和皖南山区3个一级区,10个二级区和19个三级区,为安徽省棉花雹灾风险管理和防灾减灾工作的开展提供科学依据,同时为其他区域和其他灾害风险区划研究提供方法和技术参考     

土地利用变化驱动下的上海市区水灾灾情模拟

对上海市区近50年来的土地利用结构变化进行了重建，并计算了由土地利用变化引起的上海市区水位变化量。以特定的1962年水灾为参照，模拟在同等雨强情况下，由土地利用结构变化和地面沉降引起的淹没范围的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水灾损失的变化。结果表明，在49mm／d降水条件下，由于土地利用的变化，使2001年的径流系数比1950年增大了34．0％，2001年的水位比1950年增高了45．9％；2001年的水灾灾情为1950年的1．0629倍；即使在目前千年一遇的防洪标准下，亦可造成相当于2001年地均GDP值0．088％(约为4．5亿元人民币)的损失，这是1991年相应数值的220倍。     

水质灾害成因及控制对策

水质灾害作为灾害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和其它灾害一样能给人类生活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为规避灾害风险,必须加强对水质灾害成因的研究.详细分析了水质灾害的成因,考察了形成水质灾害的致灾机制;提出了水质灾害的预防措施和灾后的控制策略,同时提出了预测水质灾害的工作方法;最后,总结了今后应该深人研究的重点.     

辽西北地区农业干旱灾害风险评价与风险区划研究

以辽西北29个农业县(市、区)为研究区域,选取辽西北最主要的玉米作物作为研究对象,从造成农业干旱灾害的致灾因子危险性、承灾体暴露性、脆弱性和抗旱减灾能力4个方面着手,利用自然灾害风险指数法、加权综合评价法和层次分析法,建立了农业干旱灾害风险指数(ADRI),用以表征农业干旱灾害风险程度;借助GIS技术,绘制辽西北农业干旱灾害风险评价区划图,将风险评价区划图与2006年辽西北受干旱影响粮食减产系数区划图对比,发现两者可以较好的匹配。研究结果可为当地农业干旱灾害预警、保险,以及有关部门的旱灾管理、减灾决策制定提供理论依据和指导。     

农村家庭认知与响应地震灾害的特点及其家庭际差异——以2007年云南宁洱6.4级地震灾区为例

以2007年云南宁洱6.4级地震灾区为例,通过现场访谈和问卷调查,分析了该地区农村家庭认知与响应地震灾害的特点及其家庭际的差异性。结果表明:当地农村家庭认知与响应地震灾害的水平尚不理想,综合防震减灾能力较弱;家庭对地震灾害知识和防震减灾技能的掌握程度,显著地影响着其在震时及震后的响应行为和态度,其中防震减灾技能的影响更显著;经济收入和教育背景不同的家庭,其地震灾害的认知水平和响应能力也呈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其中受教育程度的影响更明显,且可能是最根本的影响因素;家庭人口总数与家庭地震灾害认知与响应的综合能力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但这种影响也叠加了家庭经济文化因素的影响;对研究区而言,加强防震减灾实用技能和震时如何有效应对地震影响方面的教育,具有更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