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储备地块土壤污染防治项目监理模式的实践与探讨

阐述了我国土壤污染防治项目监理现状,以苏州储备地块为例,分析了其土壤污染防治项目以环境监理为主,以工程监理为辅,由环境检测单位提供独立监测服务的监理模式的实践特点,以及环境监理、工程监理和环境监测各环节的实施要点。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在土壤污染防治项目实施过程中落实监理全覆盖,夯实监理的安全监管责任,以及将环境监理与工程监理有机结合,形成一套有针对性的行业监理规范等建议。     

铜陵市义安区蔬菜产地镉污染调查与评价

通过在铜陵市义安区5个乡镇点对点采集蔬菜及土壤样品,分析其中镉含量,并运用土壤及农产品综合质量影响指数(IICQ)对蔬菜产地镉污染状况作评价。结果表明,义安区蔬菜产地土壤镉平均值为0.56 mg/kg,高于背景值。32.5%的土壤样品镉质量比高于风险筛选值而低于风险管制值,7.5%的样品镉质量比高于风险管制值,集中在D乡镇。8种蔬菜样品的IICQ范围在0.01～7.34之间,D乡镇的污染程度最严重。蔬菜镉富集系数存在差异性,叶菜类较块茎类对镉的吸收能力更强,蔬菜产地蔬菜样品整体符合安全食用标准。     

β射线法固定污染源废气颗粒物快速测定方法研究

通过实验室模拟及现场检测,对烟道外过滤的β射线法测定固定污染源废气中颗粒物浓度的检出限、精密度、准确度、可靠性等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β射线法监测颗粒物方法检出限为0.1 mg/m3;低、中、高3个不同质量浓度水平的颗粒物标准样品6次监测结果的RSD分别为4.6%、2.7%、1.6%,相对误差分别为（2.9±9.5）%、（0.8±5.5）%、（1.5±3.2）%,标准样品测定的颗粒物质量浓度越高,精密度和准确度越好。将该方法与重量法监测结果对比,发现两种方法测量数值变化趋势一致,且颗粒物浓度越高,两种方法相对偏差越小,一致性越高。     

郑州与福州降水同位素特征及水汽来源对比分析

研究基于郑州与福州两地区GNIP(1985—1992年)大气降水同位素资料,对其大气降水同位素的季节变化以及环境因子进行比较分析。结果表明,郑州地区较福州地区季节变化明显,且两地区与温度和降水量均呈现负相关关系;根据两地区大气降水线方程得出,福州地区大气降水线方程斜率和截距大于郑州地区;两地区的d-excess值夏季高,冬季低;福州地区受台风影响,两地区降水量差别较大导致降水量在决定两地区月加权平均d-excess值时,福州地区整体比郑州地区偏大;采用MeteoInfo软件,并利用由美国国家大气研究中心所提供的气象资料,对两地区气团轨迹进行后向模拟,比较分析得出：郑州地区在夏季大部分水汽来自南海,春季、秋季和冬季的水汽均来自北方大陆;福州地区在夏季的水汽全部水汽来自低纬度的海洋,而春季、秋季和冬季的水汽仅有少部份来自北方大陆。     

智慧城市试点、污染就近转移与绿色低碳发展

基于文献述评与理论模型,通过选取2007—2018年中国1 817个县域数据,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和面板分位数回归模型分析智慧城市试点政策对县域绿色低碳发展的影响。得到以下结论：①总体来看,政策实施有助于降低县域碳排放规模,提升区域陆地植被固碳量水平。相对于均值而言,碳排放平均下降近39.28万t,固碳量平均上升约54.59万t。相较于控制组样本而言,智慧城市试点使得处理组县域的碳排量平均减少1.378个单位,区域陆地植被固碳量平均增加1.099个单位。智慧城市设立产生的绿色低碳效应在地理位置、规模等级与分位层级上存在显明异质性特征。上述结论在经过诸如工具变量法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旧保持成立。②机制分析表明,县域产业结构高级化发展、产业集聚专业化提升、相关工业企业减少、环保素质增长与示范效应外溢可以明显降低区域碳排放规模,进而产生绿色减排效应。③进一步分析来看,中国县域显著存在倒“U”型二氧化碳库兹涅茨环境曲线,“N”型曲线假说不成立,其中绝大部分县域并没有越过拐点,从而“倒逼减排”效果未能有效显现。智慧城市试点政策作为一种要求县域实现“智能、创新、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环境硬约束,在东部地区中存在“污染避难所”现象,产生“污染转移黏性”,增加邻近地区的碳排放规模。污染邻近转移更易发生在投资强度较高与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就近县域,带来污染“以邻为壑”问题。中国约有70%的县域呈现出绝对脱钩和相对脱钩的状态趋势,政府应该实行差异化发展策略,探寻经济增长和生态环境和谐发展的“最优解”。     

赤泥淋滤液特征污染物在饱和砂土中的运移规律研究

为揭示赤泥对地下水的污染机理,防控其污染,对中国北方某炼铝厂赤泥堆场所取淋滤液进行水质分析,识别出严重超标特征污染物F⁻、SO₄ ²⁻、Al³⁺,通过一维砂柱试验研究了其在饱和中砂、细砂、粉砂3种介质中的运移规律。结果表明：特征污染物在砂柱中运移距离越大,其浓度越小;砂粒粒径越小,渗透系数越小,对特征污染物的截留能力越强,特征污染物在砂柱中完全穿透时间也越长。运用Hydrus-1D软件对3种特征污染物在饱和砂土中的运移过程进行模拟,得出在3种介质中弥散度(α)分别为1.76、0.95、0.58 cm,3种介质中F⁻的溶质反应参数K_d和N_u分别为2.10、1.00、4.10 mg/mL和24、28、30 mL/mg,SO₄ ²⁻的K_d和N_u分别为1.78、0.99、5.00 mg/mL和12、20、32 mL/mg,Al³⁺的K_d和N_u分别为1.44、1.65、4.44 mg/mL和18、17、45 mL/mg,呈现介质颗粒越细,K_d越大（吸附能力越强）,N_u越大（吸附速度越快）的特征。为防止赤泥污染,根据经济适用、取材方便的原则,建议选用粉砂土或颗粒更细的黏土作为污染防渗层。

     

化工园区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监测布点研究

借鉴环境风险源目标管理的理念,按照“分区、分类、分级”监测的原则,建立了化工园区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监测布点方法体系,并以某化工园区为示例展开应用研究。结果显示,该方法能对化工园区不同区域、不同类型、不同级别的地下水污染源构建差异化监测网络,解决化工园区地下水污染多元化监测布点问题,可为化工园区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监测布点方案的拟定或优化调整提供工作参考。     

多重水质评价方法在地下水水质评价中的对比研究—以北京市朝阳区为例

目前地下水水质评价方法众多,选择合适的评价方法对地下水的管理与利用具有重要意义。以北京市朝阳区2020年枯水期采集的地下水水样检测结果为基础,利用改进的层次分析法、单因子指数法和综合污染指数法对地下水水质进行评价,并对比3种方法评价结果的准确性以及存在的不合理之处。结果表明：1）3种方法的水质评价结果差异较大,改进的层次分析法的水质评价结果最优,单因子指数法的评价结果最差,综合污染指数法的评价结果与其他方法的一致性最高;2）在进行水质评价时可优先选择综合污染指数法,单因子指数法适用于水质要求较高或超标污染物少的水体,改进的层次分析法适用于有多种污染物超标的水体;3）为进一步确定3种方法对地下水水质评价结果的准确性,将3种方法的评价结果与可靠性分析结果进行对比,发现改进的层次分析法、单因子指数法和综合污染指数法与可靠性分析的水质评价结果相同的占比分别为90.48%、42.86%、47.62%。因此,在对地下水水质进行综合评价时,可使用改进的层次分析法。

     

中国产业集聚的环境效应及其作用机制

在中国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新发展阶段,产业集聚与污染防治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两大“主旋律”。既有研究对于产业集聚同环境二者之间关系的认识存在较大争议,总体形成了“恶化环境论”“改善环境论”以及“非线性关系论”等观点分歧。探究产业集聚的环境效应及其作用机制,有助于阐明学术界对于二者之间关系的认识存在争议的原因,并为加快产业绿色集聚与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建议。产业集聚通过规模扩张、结构转型、技术增进等多种途径影响生态环境,这为诠释学术界对于产业集聚同环境二者之间关系的认识争议提供了新的视角：针对不同研究对象或不同类型污染物,产业集聚引致的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的作用大小、影响方向可能不同,从而导致现有研究结论的大相径庭。采用动态面板模型与省级面板数据开展的实证研究表明：产业集聚同环境污染二者之间表现为倒U型曲线关系,且当前中国产业集聚有助于减少污染排放。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证实：产业集聚通过引致技术进步而减少污染排放,但通过推动规模扩张、抑制结构转型等途径增加污染排放。根据以上结论,为尽快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中国应根据不同地区资源禀赋特征、产业结构特点、经济发展阶段等进行区域性制度设计,着力推动产业绿色集聚,促进产业绿色转型,加快技术创新进程。     

生物炭修复与改良矿区重金属污染土壤的研究进展

概述了生物炭制备的关键影响因素及对矿区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与改良作用的研究进展,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生物炭修复与改良矿区重金属污染土壤的机理,提出了开展生物炭在实际矿区污染场地的长期性与稳定性行为研究,以及探讨生物炭与不同土壤改良剂的优化组合等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