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驾驶员模型参数辨识的疲劳驾驶研究

提出一种利用驾驶员模型反演方法来进行驾驶员疲劳诊断研究的新方法。首先利用预瞄神经网络建立适应于复杂路况条件下的驾驶员-汽车-道路闭环模型,然后定义特定行驶轨迹内理论数据与试验数据的近似度为目标函数,将驾驶员参数的反演问题转化为多目标优化问题,采用基于实数编码混沌变异量子遗传算法的优化方法,获得全局最优解。试验中采用脑电和主观疲劳心理评测结合的方法确定被试者的疲劳状况。在每种疲劳状况下对驾驶员参数进行辨识,对结果进行统计分析表明,在考虑到车型、道路曲率等因素条件下驾驶员参数分布与驾驶员的疲劳状况有很强的相关性。     

汽车驾驶愤怒情绪研究现状与展望

系统分析愤怒驾驶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难点,从汽车驾驶人愤怒情绪产生的情景、汽车驾驶人愤怒时的表现或行为、汽车驾驶人愤怒情绪对交通安全的影响、汽车驾驶人愤怒情绪识别4个方面介绍汽车驾驶人愤怒驾驶的研究进展,以及国外汽车驾驶人愤怒驾驶研究的方法和工具。提出研究汽车驾驶人愤怒情绪应该重点关注样本的选择和研究方法的突破,并对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准确识别汽车驾驶人开车中的愤怒情绪,预测愤怒下的驾驶人开车可能产生的不安全行为,如何有效地管理愤怒驾驶,消除驾驶人在行车中的愤怒情绪,避免或降低愤怒驾驶对交通安全的影响。     

大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时空格局模拟--以武汉市洪山区为例

大城市边缘区的土地利用变化复杂而迅速,采用定量模型对此地域的时空格局进行模拟,在土地规划领域有重大意义。以武汉市洪山区为例,首先采用DPSIR模型对大城市边缘区的工业用地、居住用地、服务设施用地、绿地等进行驱动力机制的定性分析,得出每种用地相应的驱动力、压力和状态;进而采用CLUE S模型,通过用地变化驱动力因子作用权重系数的求解,模拟时段内各类用地的需求分析与用地变化的动态分配过程,对边缘区的用地演变进行模拟;最后通过用地现状图对模拟用地进行验证,模拟结果基本拟合。在模拟的基础之上,设定了两种大城市边缘区空间发展的情景模式,即不作任何空间约束的用地演变和进行可持续发展约束的用地演变,有针对性地提出该区域的发展需要重点保护水体和自然风景区。其方法及成果可为大城市边缘区制定发展管理政策提供科学参考。     

滆湖藻密度的时空分布及驱动因子分析

在2年内分季度调查滆湖浮游植物种群和水环境因子,分析藻密度的空间分布状况以及按时间序列的藻密度变化和浮游植物优势种群变化,分别采用"多元线性逐步回归法"和"偏相关系数法"进行藻密度驱动因子识别。结果表明,滆湖藻密度空间分布趋势为由北向南逐渐升高,年际间季节差异极显著。浮游植物的演替规律为冬、春季节以绿藻和硅藻为主,夏、秋季节蓝藻占绝对优势。通过比较2种统计方法的计算结果,确定全湖及中、南部湖区藻密度的驱动因子是温度和高锰酸盐指数,北部湖区藻密度的驱动因子是温度和硝酸盐氮,所有驱动因子对滆湖藻密度的影响均为正效应。在富营养化严重的滆湖,N,P营养盐已经不再是浮游植物生长的主要驱动因子,从统计方法的角度解释了部分环境因子没有入选为驱动因子的原因,并推断了其他可能的驱动因子。     

昆山市22年来耕地流失研究

以昆山市1985～2006年共22a间的耕地面积变化及与之相关的总户籍人口、非农业人口、第一产业从业人口、地区生产总值、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第一产业生产总值、第二产业生产总值、粮食总产量和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等9种社会经济指标为研究对象,采用变化率相关分析、主成分阶段分类等新方法对目前耕地流失研究中常用的相关分析、主成分分析等数学方法进行改进。研究结果表明:(1)新方法在耕地流失主要驱动因素分析和阶段划分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同时能够通过回归方程的验证,所得结论可信度较高;(2)昆山市耕地流失的首要驱动因素为以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代表的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同时人口增长和第二产业的发展加剧了耕地流失状况;(3)昆山市耕地流失按照所受压力对农业发展的影响可以分为3个阶段,分别为1985～1994年的未限制阶段、1995～1997年制约平衡阶段和1998～2006年限制阻碍阶段。     

江苏海岸带土地利用变化及驱动力分析

通过对江苏海岸带近13a的土地利用变化和社会经济分析,得出:连云港海岸带以耕地、其他建设用地和农村居民点为主,占81%,海岸带开发程度高;斑块个数增加,景观破碎化增大。盐城以耕地、草地和其他建设用地为主,占77.45%,开发程度中等;耕地、水库坑塘等人工景观面积增大,适宜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生境面积减少。南通海岸带以耕地和滩涂为主,占88.93%,但两者的面积都在下降;人工景观面积增加。人口增长的压力、政府政策的导向与社会经济的驱动是江苏沿海三市海岸带景观格局变化的主要驱动力。连云港海岸带人口密度增加了13.8%,第二产业产值增加了7.7倍,人类活动的干扰使海岸带破碎明显;盐城海岸带人均GDP增加了4倍,经济利益的驱使,使盐城丧失大面积的草地,海岸湿地遭到破坏;南通海岸带人口密度减小了2.0%,人均GDP增加了5.3倍,第三产业的发展对海岸带干扰较小,海岸带景观破碎度较低。     

耕地利用集约度变化及其驱动因素分析——以湖北省为例

耕地利用集约度的变化关系到粮食安全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运用逐步回归和通径分析等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对湖北省1990年至2008年的耕地利用集约度变化的驱动机制进行研究。研究表明,耕地利用集约度总体上稳中有升;农产品价格、耕地质量和财政支农是影响耕地利用集约度的主要因素;农产品价格、耕地质量和财政支农政策既是影响耕地利用集约度的直接原因,又是其他因素对耕地利用集约度影响的间接原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民的耕地利用行为表现出市场化的趋势。因此,应稳定并逐步提高农产品价格,保障土地整理实施的质量,改善耕地质量,并加大政策对农业的扶持力度,从而提高农民农业生产积极性和耕地利用集约度、提升农民收入和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供给侧改革驱动资源型城市转型的机制分析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旨在调整经济结构,促进产业优化重组,实现要素资源的最优配置,消除过剩产能,提高有效供给,是经济新常态下维持经济中高速发展的重要手段。目前,我国资源型城市转型不仅面临着传统"城市病"的威胁,还面临着"资源诅咒"的困境,制度保障不足、产业刚性严重、要素创新低下已成为资源型城市转型的重大瓶颈。资源型城市迫切需要提升供给质量,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破解城市转型难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从全面提升供给质量的角度,为资源型城市转型提供新思路。文章首先结合宏观、中观、微观的整体分析思路,从制度供给、产业供给和要素供给三个层面分析了供给侧改革对资源型城市转型的驱动效用,有助于完善制度保障体系、产业结构体系和要素创新体系。其次,界定阐释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驱动资源型城市转型的因子,主要包括:行政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对外开放、社会建设制度等5个制度供给因子;产业结构、产业发展水平、产业发展环境、区域产业差异等4个产业供给因子;人力资源水平、科技创新、资源供给、生态环境、资金供给等5个要素供给因子。最后,以制度改革为保障,要素创新为手段,产业转型为核心,构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驱动资源型城市转型的综合机制,调控不同生命周期下不同层面影响因子的协同主导作用,实现制度、产业、要素三方供给要素的良性互动,促进资源型城市经济、社会、城市三位一体的转型,为顺利实现资源型城市转型提供理论参考。     

中国粮食产量变化的驱动效应及其空间分异研究

粮食安全是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和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础,而粮食产量则是衡量粮食安全的最为重要指标,研究粮食产量变化的驱动效应对于实现其持续稳定增长具有重要意义。综合考虑种植业结构、农林牧渔业结构、农业生产经济收益、农业劳动力等各因素对粮食产量的影响,从农业经济学的视角出发,构建了粮食产量分解的理论框架。基于这一框架,将粮食产量变化分解为种植经济的粮食安全效应、农业结构调整效应、农业劳动力农业经济收益效应、农业劳动力当量效应等4种。采用对数平均迪氏分解模型(LMDI)和粮食生产的空间转移系数,揭示了4种效应对1978—2014年中国粮食产量的时序变化以及2000—2013年全国31省(市、区)粮食产量的空间变化的影响程度。研究结果表明:无论从时间还是空间变化方面,农业劳动力农业经济收益效应都是驱动粮食增产的首要因素,种植经济的粮食安全效应则是抑制粮食增产的首要因素。在政府主导模式下,农业结构调整对粮食增产的负面影响较小,而在农户主导模式下,农业结构调整对粮食产量的负面影响明显增强,这一结果在粮食主产区表现尤为明显。1978—2014年,中国劳动力当量效应对粮食产量变化由正向驱动作用不断向负向抑制作用转变,且其对粮食增产的抑制作用不断增强,这一现象在粮食主产区表现也尤为突出。因此,为促进中国粮食产量持续增长,尤其需要发挥政府在粮食主产区农业结构调整中的主导作用,在确保农民生产粮食基本收益的基础上,加快延伸粮食生产产业链,进一步增加农民收入来源,促进劳动力资源在城乡之间的有效配置。     

长江三角洲近50年耕地数量变化的过程与驱动机制研究

长江三角洲是中国人口最密集、经济增长最快和土地集约化利用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经济快速发展加剧的人地矛盾已经成为区域可持续发展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论文利用近50年耕地长序列统计资料和近5年的土地详查与变更数据,研究揭示了长江三角洲高强度土地开发的特征和近50年耕地数量变化的基本过程及其空间差异,并初步探讨了耕地数量变化的主要驱动因子及其作用。研究表明,近50年来,长江三角洲地区耕地数量呈现明显的波动减少趋势,经历了由增加→急剧减少→缓慢减少→快速减少的基本变化过程,其中分别在1958～1963年、1985年前后和1993年前后出现了三次明显的耕地流失高峰,其形成机制主要是政策、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的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