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红色旅游的国土空间规划层级传导与冲突协调研究

以跨行政区域线状分布且多与自然资源相伴而生的红色旅游资源为切入点,针对区域红色旅游与国土空间规划拟合错位、红色旅游与三条控制线相互交织等问题,围绕国土空间规划层级传导和冲突协调展开探讨：以纵横传导双向引擎的方式构建分层次有传导的红色旅游空间体系,从而打破红色旅游区域协调和用地管制的问题;科学合理地协调红色旅游与三条控制线的冲突,当红色旅游与生态保护红线和永久基本农田红线冲突时应强调在保护中发展,在城镇开发边界内的红色文化资源应强调在发展中保护。本文旨在为红色旅游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路径,同时提高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三条控制线划定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老家依恋对秦巴山区生态移民新环境融入的影响——基于陕南三市的案例研究

生态移民的新环境融入对实现移民安置目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选取陕南商洛、安康和汉中三市的三个移民安置点作为案例地,利用半结构化访谈对196位就近安置生态移民进行调查,通过质性分析和QCA（定性比较分析法）相结合的方式将移民老家依恋和新家地方融入/疏离进行了关联分析。研究表明：移民融入新环境是一个老家—新家互动的建构家的过程,就近安置使得这种互动过程更加显著;与其他移民类型相比,就近安置使得老家与新家之间的关系表现出全面性的特点,包括老家认同、功能性依赖和社会支持;就近安置所存在的老家与新家联系的复杂性成为移民对新环境产生疏离的重要因素。研究建议,除了解决移民所面临的实际困难,应允许移民进行老家与新家的互动,并对互动做进一步的政策性安排,以便逐步实现移民心理和社会多层次的新环境融入。     

红色旅游对游客国家认同的影响

红色旅游作为传承红色基因、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增强国家认同的有效载体,具有鲜明的政治功能。以认知评价情绪评价理论和积极情绪拓展—建构理论为基础,构建红色旅游国家认同影响模型并提出相应假设,运用偏最小二乘法结构方程模型（PLS-SEM）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构建的红色旅游国家认同影响模型具有良好的解释力和预测力,模型具有交叉效度,整体模型的GOF值高于良好适配度的标准值;红色旅游通过红色旅游情感对游客国家认同有正向促进作用;历史认同对国家认同的影响不明显,其他假设均成立。该研究为相关模型构建提供了思路,成果可为强化红色旅游的国家认同研究、拓展红色旅游理论内涵与教育功能、促进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中央苏区红色旅游资源跨区域整合开发研究：文化生态学视角

红色旅游资源是革命精神的核心载体,其保护和旅游利用面临着破碎化、片段化、静态化等问题,亟需开展整合开发研究。以中央苏区核心区为例,基于文化生态学理论,采用GIS空间分析方法和修正的引力模型,研究红色旅游资源空间格局和文化生态变迁,在此基础上提出整合开发的策略,结论如下：（1）红色旅游资源点空间上呈现局部聚集特征,赣南苏区形成章贡区、瑞金市、于都县“金三角”分布格局,闽西苏区则形成新罗区、永定区、上杭县、连城县“银菱形”分布格局;（2）闽西和赣南苏区各重大事件红色旅游资源点在空间上8.9~106.6 km的范围内,形成带状或面状的文化生态基底,并呈现一致向服务业主导型转变的发展态势;（3）红色旅游资源网络联系方向与服务业主导型文化生态方向错位发展,这是赣南和闽西红色旅游资源内部网络联系度较强,跨区域网络联系度较弱的重要原因。在此基础上,遵循红色旅游资源文化生态空间一体化、文化生态演变全域化、文化生态发展动态化的原则,提出空间集聚区优先整合开发、高发展指数红色旅游资源跨省域优先整合开发、跨主导类型关键节点优先整合开发三个整合开发对策,以期促进中央苏区红色旅游高质量发展。     

国外大尺度生态廊道保护进展与秦岭国家公园建设

大型山脉在其走向上往往是生物扩散和分布的天然廊道。然而,由于人类干扰引起的生境碎片化,山地廊道的连通性已大为降低。20世纪以来,人们普遍意识到当前或过去的自然保护措施往往规模太小,无法维持许多物种的长期生存及其所依赖的生态过程。因而,山地廊道的连通性保护日益受到关注,大尺度生态廊道被认为是长远意义上保护气候变化下生物多样性的最优策略。综述连通性保护和生态廊道的概念、发展历程及国外大尺度生态廊道建设实践的经验,并从连通性保护的角度对秦岭国家公园建设提出一些建议,强调大尺度的连通性保护和生态廊道建设对于国家公园自然生态系统的长远保护具有重要意义。     

氯和紫外消毒过程中胞外抗性基因的产生特征

考察了城市污水氯和紫外消毒过程中不同物理形态的胞外抗性基因的产生行为与及微生物群落的关联特征.结果表明,氯消毒尽管使胞内抗性基因丰度下降,但使结合型胞外抗性基因丰度明显上升（0.7±0.1）log,而游离型胞外抗性基因丰度下降（0.2±0.1）log.紫外消毒也使胞内抗性基因下降,但使游离型胞外抗性基因显著上升（0.4±0.2）log,而结合型胞外抗性基因丰度下降（0.3±0.1）log.氯消毒后,结合型胞外DNA（a-eDNA）中变形菌门丰度下降而其他菌门的丰度上升,细菌多样性指数由4.2上升到4.7;而游离型胞外DNA（f-eDNA）中变形菌门上升了6.6%,多样性指数则从3.5降低到2.8.紫外消毒后,a-eDNA中变形菌门丰度下降了36.6%,多样性则上升到4.8,而f-eDNA中细菌丰度变化较小.分子生态网络分析揭示了抗性基因与细菌间广泛的寄存关系,tetA、tetX、sulI和sulII分别与17、15、15和5种菌属间存在共现性,表明抗性基因潜在宿主的变化是导致消毒后胞外抗性基因产生的关键原因.本研究表明氯和紫外消毒不能消除抗性基因风险,反而通过导致不同胞外抗性基因的大量产生,使风险的形式发生变化.     

新烟碱类农药呋虫胺对映体选择性研究进展

农业生产中,呋虫胺以外消旋体的形式销售和使用,在进入生态环境后出现对映体选择性降解、吸收、代谢、排泄等.不区分对映体间差异的传统风险评估给呋虫胺的合理使用与生态安全带来了诸多隐患.研究指出S-呋虫胺既是高毒体也是高活体,其生态毒性为R-呋虫胺的13.9~145.9倍,但R-呋虫胺也表现出较高的杀虫活性,且作物中优先降解,开发高比例的R体农药有利于维持杀虫活性的同时降低对非靶生物和生态环境的负效应.本文旨在综述呋虫胺对映体选择性生物活性、生态毒性及环境行为研究进展,为其科学难题的解决提供新思路,也为其科学有效管理提供理论依据.     

螺形龟甲轮虫形态结构对环境变化的响应

以螺形龟甲轮虫为研究对象,于2015年7月至2018年12月,选取广东南澳岛及湖南常德中营养至中度富营养水体共14个样点进行采样,对螺形龟甲轮虫进行了形态特征测量分析.结果表明,水温是螺形龟甲轮虫形态变化最主要影响因子,且与背甲长、背甲宽、棘刺长度均呈显著负相关（P<0.01）.不同纬度条件下螺形龟甲轮虫形态参数差异显著,常德地区螺形龟甲轮虫个体显著大于南澳地区（P<0.05）.螺形龟甲轮虫形态存在显著季节性变化,各形态参数随季节波动呈现夏秋、冬春分化模式.螺形龟甲轮虫后棘刺长随水体营养程度增加而减小（F=159.4,P<0.01）,富营养条件下后棘刺长度占全长的比例减小（F=167.5,P<0.01）.研究结果表明,螺形龟甲轮虫棘刺长度可作为水质生物监测指标,并为研究全球气候变暖提供重要参考.     

大尺度生态干扰风险评估技术方法及应用研究

为实现大尺度生态干扰高风险区域的快速、有效识别,从生态易损性、干扰易达性和资源易引性三个方面选取了9个指标,构建了生态干扰风险评估指标体系和评估模型,形成了完整的大尺度生态干扰评估技术与方法.利用该技术方法,本文评估分析了全国国土空间生态干扰风险状况、空间分布格局及其成因,并结合2017~2019年全国自然保护区人类活动监测数据和《全国主体功能区规划》中生态脆弱性评价结果对生态干扰风险评估结果进行了精度分析.结果显示：超过90%的自然保护区人类活动都集中在评估得到的中高风险区域;全国生态干扰风险主要以中风险为主、低风险次之、再次是较低风险、较高和高风险区域面积最少;其中较高和高风险区域主要分布在我国中西部和东北部的秦岭、祁连山、三江源和内蒙古草原等区域,生态干扰风险空间分布格局与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状况、地形与交通条件、资源潜力等因素具有较强相关性.     

“十四五”时期生态环境重大制度政策创新的思考

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需要加快构建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保障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要增加制度供给,需从四个方面加快制度创新:一是发挥市场机制,健全多元体系;二是强化行政管理,落实地方责任;三是发挥社会机制,引导社会参与;四是强化法制建设,筑牢创新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