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梁素海流域土壤盐分和pH值空间分布格局研究

土壤盐碱化是制约乌梁素海流域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瓶颈之一,该文针对乌梁素海流域土壤盐碱化的空间复杂性与反复发生性,根据乌梁素海流域植被特征,采集了20个代表性样点的土壤0~30cm分层样品.利用电导法和电位法分别测定了土壤中总含盐量和pH,运用surfer插值软件克里金插值法(Kriging)得到了研究区的土壤盐分和pH值的空间分布.研究结果表明:在空间分布上乌梁素海流域土壤中盐分和pH呈现出显著地表聚趋势,而且随着土层的加深盐碱化程度呈现降低的趋势.总体上说,乌梁素海流域土壤的盐碱化现象仍较严重,除春季压盐措施外,需要进行灌溉方式改善和化学改良剂使用等盐碱化治理措施.     

基于模糊层次综合分析法的桥门式起重机分级评价

介绍模糊层次综合分析法的原理和分析过程,针对目前桥门式起重机安全评价研究的现状和不足,提出将该方法应用于桥门式起重机整机定量分级评价中。根据桥门式起重机的特点,通过建立评价指标、确定评价指标权重集、建立各评价指标量化评价集和整机分级评价集的方法实现桥门式起重机整机的定量分级评价。为桥门式起重机整机定量评价提供了一种新思路和途径。     

突变级数法在电站燃煤锅炉结渣预测中的应用

提出了一种基于突变级数理论的电站燃煤锅炉结渣特性的预测方法。首先介绍了突变级数法的基本思想和分析步骤,在找出影响电站燃煤锅炉结渣分级的主要因素之后,对各因素进行排序,并确定各因素指标体系,最后,求出各样本的突变级数,对电站燃煤锅炉结渣等级进行划分。通过工程实例可见,该方法对电站燃煤锅炉结渣分级的预测有效性较高,并且更体现出客观性较强、定量化程度较高,计算简单等优势。     

城市重大危险源普查与分级技术探讨

探讨了城市重大危险源辨识、普查的原则,提出建立普查指标体系的基本思路及方法,分析比较了国内较为流行的几种重大危险源分级技术的优缺点及适用条件.提出了多种分级方法结合的组合式分级方法.对进行城市重大危险源辨识、普查和分级管理工作的开展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曝气生物滤池流态特性研究

为了解流体在反应器中的流动特征并为进一步提高反应器处理效率而改善水力条件,通过以KCl为示踪剂的脉冲示踪电导法对上向流曝气生物滤池在不同填料层高度和操作条件下的水力学特性进行摸拟研究.结果表明,平均停留时间主要受填料高度和水流速度影响,受气速影响较小.曝气生物滤池的流态随填料层高度的增加趋于相对稳定且接近推流;但滤床底部和顶部的流态却受水流速度和气流速度的影响较大且偏离推流.最后,建立了在曝气和不曝气两种操作条件下平均停留时间、流态与填料层高度、水流速度、气流速度的数学模型,这可用来预测反应器的流态变化特征,以改善曝气生物滤池的水力条件.     

天津市老年人PM2.5暴露研究

为了解老年人PM2.5暴露特征并为流行病学研究提供数据支持,本研究选取天津市某社区101名老年人(平均年龄为67岁),在2011年夏季(6月13日~7月2日)和冬季(11月30日~12月12日)分别对其PM2.5暴露水平进行了监测,并对其时间活动模式进行了记录.结果显示,老年人平均85%以上的时间是在居室内度过的.夏季和冬季老年人PM2.5个体暴露浓度分别为 (124.2±75.2)μg/m3和(170.8±126.6)μg/m3.使用时间加权模型对老年人个体暴露浓度进行预测,夏季和冬季个体暴露实测浓度与预测浓度差值分别为0.6~220.9 μg/m3和0.6~416.8 μg/m3.吸烟活动会导致老年人个体暴露浓度升高.相关性分析表明PM2.5个体暴露浓度与环境浓度的相关性强于其与室内浓度的相关性,这为使用环境浓度替代或预测个体暴露浓度提供了支持.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指标体系初探及实证研究

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是保证规划环境影响评价贯彻实施的重要前提,发展和完善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方法学体系,形成一个科学、合理和实用的评价指标体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借鉴国内外关于规划环境影响评价理论及指标体系的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采用理论分析与实例验证相结合的方法,以兰州市皋兰县三川口工业集中区发展规划环评为例,并结合当地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特征,基于SWOT分析和DPSIR模式,从环境、生态、资源与能源利用和社会经济方面,构建可行的规划环评指标体系。并运用层次分析法分析确定评价指标的权重,利用综合指数法对规划实施的环境影响进行综合评价。以期为规划环评指标体系的构建提供有益的借鉴。     

基于“2-4”模型的建筑施工高处坠落事故原因分类与统计分析

为了明确建筑施工高处坠落事故的原因分类及各类原因的发生频次概况,采用事故致因“2-4”模型分析了2000—2016年间的56起建筑施工高处坠落事故,并对各类原因进行了分类和统计分析。分析得出安全管理体系缺欠7类共62项,其中,无安全技术交底或技术交底不合格、安全组织机构不合格、无施工组织设计方案或方案不合格出现频次位于前三位;得出安全知识不足62项,安全意识不高58项,较管理者而言,一线操作者的安全知识不足和安全意识不高问题均占多数;得出不安全动作19类共296个,其中,安全培训缺失或不到位和劳动防护用品的缺乏和不正确使用2类不安全动作发生频率较高;得出不安全物态6类共54项,其中出现频率较高的是安全防护栏杆缺失或存在缺陷、脚手架或作业平台搭设不规范、安全网缺失或存在缺陷。     

全国第二次土地调查前后中国耕地面积变化的空间格局

长期以来中国耕地数量受到国内外的高度关注,但是中国的耕地面积到底是多少,一直是个谜,特别是在耕地面积出现几十年持续下降的背景下,全国第二次土地调查结果居然比调查前多出了2亿多亩。论文利用全国第二次土地调查前后的耕地面积数据,从耕地总面积和不同类型的耕地面积两个维度,在不同空间尺度上,对耕地面积数据进行对比分析。研究表明：1）从区域尺度来看,“二调”多出的2亿多亩耕地主要分布在东北、华北与西北地区,其中东北地区几近一半,华南是唯一减少的区域;从省级尺度来看,26个省份耕地面积增加,以东北三省和新疆、内蒙古居多,京沪苏粤陕出现减少,尤以苏粤为甚;从市级和县级尺度来看,耕地增减空间集聚明显,耕地增加的地市和县市均以东北最为集中,耕地减少的地市以珠三角和长三角最为集中,耕地减少的县级单元以粤苏云三省最为集中。2）耕地的三种类型都出现增加,但旱地最多（53%）、水田最少（10%）;水田和水浇地均“北增南减”;旱地的增减主要分布在北方,且增减的空间分布都非常集中,东北增加较多,黄淮海平原减少较多。耕地分布重心的持续北移,加剧了水土资源的不协调性,从而影响耕地的质量,未来中国政府在高度关注耕地数量变化的同时,更应强化耕地质量的提高与保护。     

Tracking land cover change along the western edge of the U.S. Corn Belt from 1984 through 2016 using satellite sensor data: observed trends and contributing factors

The Cropland Data Layers (CDL) are high-resolution geo-referenced data products made available by the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However, the CDL lacks in its ability to be employed as a tool to identify the impact of the gradually evolving drivers of land use change, e.g., climate change, due to its limited historical depth. We implement a robust, phenology-based satellite image classification algorithm to identify historical cropland allocation in eastern South Dakota and North Dakota predating the initial CDL by 13 and 22 years, respectively. Five major land covers, i.e., corn, soybeans, wheat, alfalfa and grass (including native grass, hay and pasture) are identified using archived Landsat-5 surface reflectance data, while achieving CDL-like accuracy. The long-term rate of grassland loss during 1985–2011 is found to be significantly lower (26,781 hectares or 1.5% annually) relative to the near-term rate of grassland loss during 2006-’11 (84,545 hectares or 5.2% annually). We find similar discrepancy in regional corn expansion rates. Our value-added raster data provide opportunities for improved identification of land use drivers, whereas relying solely on the CDL’s restricted historical extent may lead to biased land use change estimates and misguide poli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