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0 MW机组SCR脱硝系统运行中的问题及措施

针对某电厂1000 MW机组SCR脱硝系统运行中出现的突出问题,分析原因并提出治理措施,经实践检验,通过优化燃烧调整、对氨喷射系统及导流板进行优化、更换液氨蒸发器、脱硝催化剂层增加声波吹灰器、空预器进行相应技改后,效果明显,脱硝系统及下游设备空预器运行正常,为同类机组脱硝系统的技改和运行提供了参考。     

山东省南四湖流域三次产业排污与全省平均水平比较研究

运用2001-2009年的阶段统计数据,选取单位农业增加值——农药、化肥使用量,单位工业增加值——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COD排放量、工业氨氮排放量,第三产业增加值——生活废水排放量、COD排放量、氨氮排放量等系列水环境排污指标,对南四湖流域和山东省的产业排污状况进行了比较分析。分析结果显示:南四湖流域的工业排污总体上已得到良好的控制,但农业和第三产业还有待加强,南四湖流域内不同地市间存在一定差异性,今后的环保控制重点可因地制宜地选择。     

城市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内涵、潜力与路径

在碳达峰碳中和气候承诺及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战略目标下,现阶段我国处于社会经济全面绿色低碳转型的关键时期,时间紧任务重。城市作为政策执行的主体,必须全面协同推进减污降碳工作。大气污染物与温室气体同根同源同过程的性质决定了减污降碳协同治理的可行性,协同减污和降碳的治理政策不仅能够提高政策效率,还具备降低成本、强化公共健康等多重效益。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仍保持以煤炭为主的一次能源消费结构,油、气消费与清洁能源比重偏低。要实现污染物与温室气体的协同防控,就必须从源头上根本改变我国以燃煤为主的能源结构,进一步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加快形成绿色生活方式。本文通过阐述城市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内涵、潜力及路径,帮助理解减污与降碳之间的协同机制,为城市协同优化治理污染物与温室气体,全面提高环境治理综合效能提供参考。     

我国大气环境中汞污染现状

综述了最近几十年中国大气汞的排放、分布、传输和沉降方面的研究.中国人为源每年汞排放量为世界最高,达到500~700t左右,超过全球人为排放量的25%~30%,并以每年4.2%的速度增加.通过已有观测和模型估算,中国来自自然地表过程(包括裸露地、地表水和森林土壤等)的汞排放量与人为源汞排放量相当,不容忽视.中国城市、农村和偏远地区大气汞浓度分布和变化范围很大,城市地区的总气态汞(TGM)浓度是北美和欧洲地区相似城市类型TGM的1.5~5倍左右;中国城市颗粒态汞(PHg)浓度比北美和欧洲地区高出2个数量级;中国沿海地区和偏远的背景区TGM、PHg和活性汞(RGM)低于中国内地城市地区,但是也明显高于背景值和北美和欧洲地区.相应地,高含量的大气汞浓度导致大量的大气汞沉降到地表,城市地区和背景区大气汞沉降分别比北美地区高出1~2个数量级和1~2倍.     

Emissions and Atmospheric CO2 Stabilization: Long-Term Limits and Paths

The objective of stabilization of greenhouse gas concentrations is often envisioned as a monotonic approach to higher constant concentrations. For CO₂ to approach a constant concentration over a finite time, CO₂ emissions must peak and then gradually approach zero over 1,000+ years, regardless of the concentration level. While this intellectual architecture has proved useful, we suggest consideration of a broader range of scenarios, including ones in which net emissions decline to zero over a finite period of time resulting in a maximum CO₂ concentration followed by a long-term decline to a lower level. Carbon cycle model results illustrate these scenarios.     

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温室气体排放特征

CH₄和CO₂是大气中主要的温室气体,研究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过程中二者的排放情况,对制订温室气体减排政策和应对气候变化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利用IPCC(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提供的废弃物处理排放CH₄和CO₂的计算方法,对1979—2011年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CH₄和CO₂排放量(不含港澳台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表明:①2011年我国城市生活垃圾人均清运量为0.46 t,比2000年增加了53.3%. ②1979—2011年,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仍以填埋为主,焚烧和堆肥处理方式相对较少,但近年来焚烧处理量呈逐年增加趋势,其中2011年焚烧处理量是2001年的16.8倍. ③我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产生的CH₄和CO₂排放量均呈逐年增长趋势,至2011年,二者分别达到7 024.03×104 (以CO₂当量计,下同)和706.22×104 t;其中,2011年CH₄排放量是1990年的20.0倍,CO₂排放量是2001年的16.8倍. ④城市生活垃圾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具有明显的地域特性,其中华东地区CH₄和CO₂排放总量高达2 570.98×104 t;西北地区最小,仅为482.3×104 t. 该差异与城市发展规模、人们生活习惯和城市化进程等影响因子紧密相关.      

长江口盐沼带湿地生态演替过程中甲烷排放研究

甲烷(CH4)作为河口湿地碳循环的重要中间产物,是大气中仅次于二氧化碳(CO2)的第二大温室气体,其排放清单对于全球气候变暖趋势的预测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研究采用静态箱-气相色谱技术,针对长江口盐沼带湿地CH4的排放通量展开了为期2年、每月1次的现场观测.研究结果表明,长江口盐沼带湿地持续表现为大气CH4的净排放源,其中,2011年在海三棱藨草覆盖情况下,全年CH4平均排放通量达到了1.00 mg·m-2·h-1,2012年互花米草大规模入侵后,海三棱藨草生物量显著减小,全年CH4排放通量减小为0.55 mg·m-2·h-1.Pearson相关性分析表明,沉积物有机碳含量、光合有效辐射及含水率等均不是影响长江口盐沼带湿地CH4排放的重要环境因子.在2011年,海三棱藨草生物量(p=0.001,r=0.928)、气温(p0.01,r=0.432)均与CH4排放通量呈现显著正相关,全年CH4最大排放通量出现在生物量最大的夏季8月份;2012年随着互花米草的入侵,CH4排放通量在5月份达到了最大值,自5月份之后逐渐减小,互花米草的入侵使长江口中潮滩盐沼带湿地CH4排放通量整体呈现出了下降的趋势.     

论环境经济办法

一个好的经济政策应该是一个好的环境政策,反之亦然。这里所说的环境经济办法是一个全新的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它是由绿色税收、环境收费、绿色资本市场、生态补偿、排污权交易、绿色贸易、绿色保险等方面构成的。它们是市场经济的产物,与强制性环境政策相对应,两者共同构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内在相通的政策体系。新的环境政策体系的理论基础是环境价值观、价值规律和价格形成机制。     

2006～2012年珠三角地区空气污染变化特征及影响因素

利用粤港珠江三角洲区域空气监控网络2006~2012年监测结果,分析了珠三角地区SO2、NO2、O3和PM10浓度的年、月变化及空间分布特征,并对产生时空分布变化的原因进行了剖析.结果表明:7年来,珠三角地区SO2、NO2和PM10浓度呈下降趋势,降幅分别为61.7%、17.4%和24.3%,O3浓度呈上升趋势,增幅为12.5%,总体而言,珠三角地区空气质量呈好转趋势;湿季(4~9月)空气质量明显优于干季(10月至翌年3月),各污染物浓度的月变化均呈双峰型,SO2、NO2和PM10峰值浓度出现在12月和3月,O3峰值浓度出现在10月和5月;SO2、NO2和PM10浓度高值区主要集中在中部的广佛地区,O3浓度在外围郊区呈现高值,各部分地区的污染物浓度变化趋势不一致,中部经济核心区一次污染物浓度下降趋势更为显著.珠三角地区空气质量的变化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经济下行和政府治理是驱动一次污染逐年好转的主要因素,而政府对VOCs排放控制相对薄弱,VOCs排放与气候变化的共同作用可能是导致二次污染(尤其是O3污染)加剧的原因.     

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政策困境与完善路径

我国面临实现生态环境根本好转与碳达峰碳中和两大战略任务,“协同治理”政策体系需在现有的生态环境管理制度体系上嵌入“降碳”政策目标,“降碳”和“减污”涉及的规范、资源和工具等制度性要素将在“协同增效”目标下重新协调整合。“减污降碳”在政策理念、政策工具、政策主体等层面均对传统污染防治政策系统存在路径依赖,可能导致决策科学性不足、规制失灵、政策可持续性较差、政策僵化、市场主体投入不足等问题。故此,需加快完善“协同增效”相关法律法规、强化多元政策工具统筹协同、优化差异性政策的管理协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