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经济限制性下天津市农村居民点整理潜力估算

农村居民点整理增加耕地潜力的测算既要考虑其自然适宜性,也要考虑其经济可行性。论文探讨了天津市农村居民点整理在自然、经济条件限制性下增加耕地的潜力。首先,选取了7个自然指标建立了农村居民点整理的自然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利用评价后的宜耕地比例作为自然限制性修正系数,将自然限制性修正系数与农村居民点整理理论潜力的乘积,作为自然限制性下农村居民点整理增加耕地的潜力。然后,选取了9个经济指标建立了农村居民点整理的经济可行性评价指标体系,利用其评价结果作为经济限制性修正系数,将经济限制性修正系数与自然限制性下增加耕地潜力的乘积作为自然、经济限制性下农村居民点整理增加耕地的潜力。测算结果表明,天津市各区县的自然限制性修正系数为0.393～0.954,经济限制性修正系数为0.242～0.813;在自然、经济限制性下,天津市各区县农村居民点整理增加耕地系数2010年为3.597%～14.812%,2020年为6.158%～15.902%;分别可净增加耕地面积64.893～2206.523hm₂、68.289～2274.096hm₂。     

线性工程切割耕地的权属调整方法及系统实现——以保阜高速顺平段沿线土地整治项目为例

论文以高速公路切割的耕地地块为研究对象,根据权属调整的不同方向,将权属调整分为所有权置换和使用权流转两种类型,并将权属调整的方法分为面积法和价值法;在GIS服务软件SuperMap iServer支持下,建立了一个交互式权属调整应用系统,以保阜高速顺平段沿线的高于铺镇、腰山镇土地整治项目区中的切割耕地为案例,应用系统生成了项目区高速公路沿线切割耕地的权属调整方案。研究结果表明,线性工程切割耕地需进行权属调整以保障农业生产,研究采用的权属调整方法符合当地实际情况,利用权属调整系统可以自动生成推荐权属调整方案,并可以根据用户需求进行调整,同时系统可以对权属调整相关数据进行动态管理。     

中国耕地资源的区域差异与保护问题

采用土地整理工程手段建设基本农田,有助于实现耕地数量保护与质量提高,但必须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论文根据自然地理区划和各地区的地貌特征,从分布特点、地类结构和利用水平等方面,对中国耕地资源的现状进行分析;针对自然条件和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提出各地区耕地资源建设和保护的方向与重点。东部季风区应重点完善农田水利设施,改造现有中低产田,提高土地生产能力;西北干旱区不宜大规模开发,要着重发展农业节水技术,提高水资源利用率,防治土地退化;青藏高原区则应限制开垦。在土地整理与耕地资源建设中,因地制宜具体表现在生态保护、量力而行和重在效用3个方面。     

生计多样性对农户参与农田生态补偿政策响应状态的影响——以上海闵行区、苏州张家港市发达地区为例

农田生态补偿政策是采用经济手段激励农户对农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进行保育和维护,解决因市场失灵造成生态效益外溢的一种有效方式,对于改善农田生态环境、提升农地开敞空间、增加农户收益具有积极作用。论文从发达地区农户生计多样性角度入手,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农户生计多样性对农户参与补偿政策的支持意愿、政策实施效果响应的影响。结果表明:①农户基本特征、家庭特征、生计多样性特征、村庄发展特征在5%的水平下对农户在农田生态补偿政策上的支持意愿具有正向影响;②农户基本特征、家庭特征、生计多样性特征在5%的水平下对农户在补偿政策实施效果上的响应具有正向影响,农户村庄发展特征在5%的水平下对其具有负向影响;③农户生计多样性特征是影响农户补偿政策支持意愿最主要的因素,是影响补偿政策实施效果响应的次要因素。这表明补偿政策实施后,农户生计多样性特征对于提高农户对补偿政策支持意愿与政策实施效果响应方面具有积极的作用。把握三者之间的关系有利于政府制定和完善现有农田生态补偿政策,为引导农户生计多样性发展提供参考。     

基于综合指数的湖北省耕地质量变化分析

在综合界定耕地质量内涵的基础上,构建了耕地质量变化的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估模型,以此为基础,对1995—2005年湖北省耕地质量的动态变化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湖北省耕地综合质量变化总体呈现波动上升趋势,但体现耕地综合质量的耕地本底质量、经济质量与生态质量变化差异显著。耕地本底质量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到本世纪初变化平缓,整体波动较小;耕地经济质量在1995—1999年间提升迅速,2000年后基本保持平稳,但最近几年有波动下降的趋势;耕地生态质量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呈缓慢下降趋势,近几年下降趋势有所缓和;耕地综合质量在1999年之前平稳上升,之后又呈现缓慢下降趋势。影响湖北省耕地综合质量变化的主导因子是耕地的经济质量与生态质量的波动,这与不同时期湖北省社会经济与资源环境发展的侧重有关,而耕地的本底质量变化对耕地综合质量变化的影响较小。研究采用的综合指数法能较全面地体现区域耕地质量变化的综合特点,且能反映区域耕地质量变化的一般过程。     

施肥对向日葵吸收积累Cd的影响

利用盆栽试验研究了不同施肥处理下(CK、N、NP、NPK) 3种向日葵品种(食用葵、观赏葵、油葵)对北方污染农田土壤镉(Cd)吸收和转运的影响.结果表明,施肥可显著提高观赏葵、油葵生物量及地上部Cd富集量,施NPK肥处理对植物促进效果最为显著.施NPK肥食用葵、观赏葵、油葵地上部Cd富集量分别可达6. 89、8. 92、6. 97 mg·kg~(-1),施肥处理显著提高了向日葵对Cd的富集能力,食用葵、观赏葵、油葵的富集系数(BCF)分别为2. 63(对照)～3. 10(NPK)、2. 80(对照)～4. 02(NPK)、2. 11(对照)～3. 14(NPK).对向日葵叶片亚细胞结构中Cd分布研究发现,将吸收的Cd富集在金属富集颗粒和细胞碎屑中是向日葵耐受Cd胁迫的主要解毒机制.综上所述,向日葵可作为Cd污染土壤的植物修复材料,合理施用NPK肥可明显提高植物对土壤Cd的修复效率.     

贵阳市乌当区耕地土壤重金属污染现状及其评价

在对乌当区10乡镇耕地土壤进行全面调查的基础上，对土壤重金属污染现状进行了监测与初步评价，结果表明：该区域10乡镇耕地土壤5种重金属元素(Cd、Pb、Cr、Hg、As)的含量变幅较大；全区耕地土壤重金属污染综合评价处于警戒水平，多因子综合污染指数为0．78．其中，金华、朱昌两镇的耕地土壤已受到了重金属轻度污染，多因子综合污染指数分别为1．13、1．22，羊昌、新堡、下坝、东风、水田等5乡镇的耕地土壤处于警戒状态，新场、百宜、偏坡等3乡镇的土壤处于安全状态；Cd、Cr是该区耕地土壤的主要污染元素。     

吉林西部农田生态系统氮平衡及其水环境影响研究

针对吉林省西部地区农田生态系统特点,以1997—2011年统计数据为基础,建立了基于物质守恒原理的氮平衡模型,估算了该地区农田生态系统的氮收支情况,并分析了其对水环境的影响.结果表明:近15年该区氮输入量平均值为56.98×104t·a-1,其中化肥输入氮占总氮的79.59%;氮输出量平均值为42.60×104t·a-1,以作物收获输出为主;氮平衡量变化范围为10.17×104~21.91×104t·a-1,均值为14.38×104t·a-1;氮平衡模型的各项呈增长趋势,受农业生产情况差异的影响,年际间时序变化较大,县市间空间分布差异明显.吉林西部农田生态系统氮平衡表现为盈余状态,氮素的盈余主要受氮肥施用和作物收获影响,农田生态系统氮素的持续盈余并累积对水环境构成一定程度的威胁,借助该区水环境监测数据进行综合分析,受盈余氮素的影响,该区地表水和地下水水质均体现出不同程度的氮超标.     

广西都安县耕地土壤重金属污染风险评价

为全面了解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耕地土壤重金属污染特征和生态风险状况,通过实地调查采样及土壤重金属含量分析,利用单因子指数、内梅罗综合指数、Hakanson潜在生态危害指数对都安县耕地土壤中Cd、As、Ni、Zn、Cr、Sb、Cu、Pb这8种重金属进行污染和生态风险评价.结果表明,都安县耕地土壤重金属总体污染严重,74.6%的耕地土壤点位超标,Cd、As、Ni、Zn、Cr、Sb、Cu、Pb的超标率依次为70.6%、42.9%、34.9%、19.8%、19.6%、2.94%、1.59%、0.79%,其中Cd和As超标率远远超过全国和广西水平,是都安县主要的污染元素.都安县耕地土壤总体呈现"中度"生态风险,其中Cd对生态风险贡献率达到88%;九渡乡东南部和保安乡与东庙乡结合部存在高生态风险.都安县耕地土壤重金属污染来自两个主要污染源,其中刁江流域两岸受污灌耕地土壤中As、Sb污染可能主要来源于刁江上游的矿业活动.     

Spatial variability of organochlorine pesticides （DDTs and HCHs） in surface soils from the alluvial region of Beijing, China

The spatial variability in the concentrations of 1,2,3,4,5,6-hexachlorocyclohexane (HCH) and 1,1,1-trichloro-2,2-bis-(p-chlorophenyl) ethane (DDT) in surface soils was studied on the basis of the analysis of 131 soil samples collected from the surface layer (0-20 cm depth) of the alluvial region of Beijing, China. The concentrations of total HCHs (including α-, β-, γ-, and δ-isomers) and total DDTs (i ncluding p,p'-DDT, p,p'-DDD, p,p'-DDE, and o,p'-DDT) in the surface soils tested were in the range from nondetectable to 31.72 μg/kg dry soil, with a mean value of 0.91, and from nondetectable to 5910.83 μg/kg dry soil, with a mean value of 32.13,respectively. It was observed that concentrations of HCHs in all soil samples and concentrations of DDTs in 112 soil samples were much lower than the first grade (50 μg/kg) permitted in "Environment quality standard for soils in China (GB15618-1995)". This suggests that the pollution due to organochlorine pesticides was generally not significant in the farmland soils in the Beijing alluvial region. In this study,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and trend of HCHs and DDTs were analyzed using Geostatistical Analyst and GS (513).Spatial distribution indicated how these pesticides had been applied in the past. Trend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concentrations of HCHs,DDTs, and their related metabolites followed an obvious distribution trend in the surface soils from the alluvial region of Beij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