镉胁迫对不同杂交水稻品种Cd、Zn吸收与积累的影响

土壤-作物-食品是人类摄取Cd的重要途径.水稻是Cd积累能力最强的粮食作物,且水稻对Cd的吸收常伴随Zn缺乏,这对人类健康具有潜在的暴露风险.因此,本文选择2种杂交水稻(普通杂交稻材料"J196"和超级稻品种"中浙优1号")为供试水稻,以红壤性水稻土为供试土壤,采用添加Cd(2.5 mg·kg^-1)和不添加Cd(0 mg·kg^-1)处理进行盆栽试验,研究了水稻在成熟期对土壤中Cd的吸收分配及籽粒中Cd、Zn的积累特点.结果表明,添加Cd处理的水稻籽粒Cd积累量为未加Cd处理的6~10倍.在供试土壤Cd污染条件下,超级稻表现出对Cd具有较强的吸收能力,其籽粒中的Cd积累量也可高达1.83 mg·kg^-1,就地消费人群的籽粒Cd暴露风险水平为人体安全临界摄入剂量水平的数倍,Zn存在相对缺乏的食物安全风险.中浙优1号具有较强的籽粒Cd分配能力和较弱的籽粒Zn转运能力,而加Cd处理下,其对Cd、Zn的根部、茎叶滞留能力更强,这也正是高籽粒含量品种籽粒Cd积累强而Cd/Zn比高的原因.因此,在高产水稻育种中必须考虑水稻对Cd、Zn吸收的品种差异与籽粒Cd暴露、Zn缺乏的风险.为降低镉暴露风险,推广高产杂交水稻时应考虑Cd的吸收特性,同时在土壤-品种间进行合理布局,并进行膳食结构优化以增加人体对Zn的摄入.     

中亚地区粮食生产潜力及发展潜力分析——基于GAEZ方法

中亚地区因特殊的地理位置和高粮食生产能力,对维护世界粮食安全意义重大,发掘中亚地区粮食生产潜力有助于全球粮食危机缓解。采用GAEZ方法,结合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库,定量分析了中亚地区5个国家、9种粮食作物的潜在单产及潜在面积,并通过控制粮食单产和生产面积的变化提出三种假设,测算出不同假设下中亚地区的粮食生产潜力、发展潜力和发展潜力幅度。结果表明：中亚地区的哈萨克斯坦粮食生产潜力和发展潜力大;小麦、大麦产量有较大提升空间,高粱、黑麦、谷子、燕麦、荞麦产量提升空间小且潜力集中在哈萨克斯坦,但高粱的发展潜力幅度很大。     

游憩导向下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理论与模式

游憩导向下国土空间生态修复是将受损生态空间保护与休闲空间融合的重要手段,是构建山水林田湖草命运共同体与提高人类福祉的重要内容。基于国内外研究现状,界定了游憩导向下国土空间生态修复的概念,提出其应遵循生态系统服务理论、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区位理论、景观基因理论、大地艺术理论五大理论逻辑。基于实践案例归纳了游憩导向下生态修复模式类型、特征与问题,并提出实践模式的五大优化路径,包括明确功能适宜、效益最优的修复导向,建立多级空间尺度联动的传导机制,提升游憩导向下生态修复地的地方嵌入性,加强修复效果的动态监测评估,构建可持续的建设与运营管理模式,以期为游憩导向下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和保护提供理论和实践参考。     

中国环境保护战略政策70年历史变迁与改革方向

系统地回顾了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环境保护战略政策的历史变迁,分析其演进脉络、阶段性变化特征和取得的成效,对于制定新时代国家生态环境保护战略政策、全面推进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建设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以环境保护战略政策历史演进为主线,将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的环境保护战略政策历史变迁与发展划分为5个阶段:①非理性战略探索阶段（1949-1971年）;②建立环境保护三大政策和八项管理制度的环境保护基本国策（1972-1991年）;③强化重点流域、区域污染治理的可持续发展战略（1992-2000年）;④控制污染物排放总量、推进生态环境示范创建的环境友好型战略（2001-2012年）;⑤推进环境质量改善和"美丽中国"建设的生态文明战略（2013年至今）.分析表明,我国基本形成了符合国情且较为完善的环境战略政策体系,在生态文明和环境保护法制与体制改革、生态环境目标责任制、生态环境市场经济政策体系以及多元有效的生态环境治理格局下取得了重大成就,对环境保护事业发展发挥了不可替代的支撑作用,为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和"美丽中国"伟大目标实现提供了重要保障.结合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和"美丽中国"建设的目标需求,提出了未来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战略政策的基本走向、改革目标,指出了管理体制、生态法治、空间管控、市场机制、公众参与、责任考核等六大改革方向.      

小柴旦湖表层沉积物粒度分布特征

柴达木盆地分布着的大量浅水盐湖,是重建过去全球变化的重要载体。盐湖沉积物粒度的测定及其解释对湖水动力学、地貌学和沉积学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粒度作为湖泊沉积物中最直接的物理指标,在不同的湖泊中存在着多解性,因此,系统地研究不同湖泊表层沉积物的粒度空间分布特征十分必要。本文以柴达木盆地的小柴旦湖为研究对象,对湖泊中23个表层沉积物样品进行粒度分析,并结合2个风成砂样品和1个湖泊钻孔样品(XCD3),系统研究其表层沉积物粒度特征,探讨可能影响粒度分布的外力因素。结果表明:(1)在两条采样路线上,样品粒度随水位深度增加逐渐变细,其平均粒径的变化范围自50.2μm至5.3μm,说明小柴旦湖这类小型浅水盐湖的沉积特征符合湖泊中湖滨至湖心沉积物颗粒逐渐变细这一规律;(2)凡是湖泊水深超过200 cm的样品,粒度频率分布曲线具有较高的一致性,表明在小柴旦湖中较细颗粒主要赋存于深水区,指示深水区沉积环境相对稳定;(3)湖滨浅水区沉积物颗粒特征复杂,粒度频率分布曲线呈多峰态,可能受洪积扇、植被和风浪的影响。选取柴旦气象站1956—2013年气象数据中极大风速计算风浪对水体的影响,最大影响深度为0.4 m,说明湖滨深度小于0.4 m的区域受风浪影响。结合湖泊表层沉积物及周围风成砂粒度特征,对小柴旦3(XCD3)钻孔沉积物粒度特征进行分析,发现:钻孔中68—70 cm和77—80 cm层位粒度特征指示水位快速下降,湖泊干涸并沉积风成砂;其余层位均表现为相对稳定的湖相地层,湖泊水位与现代相近。     

富营养化城市景观水体表观污染下的悬浮颗粒物粒度分布特征

悬浮颗粒物粒度分布特征反映城市景观水体表观污染状况,为研究富营养化城市景观水体表观污染与悬浮颗粒物粒度分布的内在联系及其影响因素,在苏州市市内的典型富营养化河道:枫津河,选取5个代表性取样点,测定水中悬浮颗粒物粒度分布、表观污染指数(SPI)及水质指标,并分析其相关性.结果表明,富营养型水体中悬浮颗粒物具有相似的粒度分布特征,粒度分布存在多峰,且出峰位置大致相同,悬浮颗粒物的粒度分布由多个组分叠加构成.悬浮颗粒物粒度分布最多可分为6个组分,各组分粒径范围分别为1.5μm、1.5~8μm、8~35μm、35~186μm、186~516μm、516μm.组分Ⅲ是优势组分(体积分数均值38.3%~43.2%).组分Ⅲ体积分数与SPI值、Chl-a浓度呈显著正相关,组分Ⅲ体积分数的增大是该类水体表观污染程度加深的粒度结果表征,该组分体积分数的增大主要来自于藻含量增加;组分Ⅳ+组分Ⅴ+组分Ⅵ体积分数在有外源时明显高于无外源时,无外源时组分Ⅳ+组分Ⅴ+组分Ⅵ体积分数与SPI值显著负相关,有外源时组分Ⅳ+组分Ⅴ+组分Ⅵ体积分数与SPI值存在较弱的正相关但未达到显著水平.环境因子(F_v/F_m和DO)和外源因子作用水体主要表观污染物质藻类的含量,进而影响悬浮颗粒物各组分的体积分数和水体表观质量;水动力条件作用悬浮颗粒物粒径,较大水动力使中值粒径增大,对水体表观质量未产生显著影响.     

中国粮食作物种植结构调整及其水土资源利用效应

粮食种植结构调整会影响农业资源的消耗需求。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玉米在我国粮食生产中的地位明显提升。以粮食种植结构无调整为参照情景,一定产量下,1996-2015年,在国家层面,因粮食种植结构调整对水土资源消耗的节省量约占现期需求量的4%左右。在区域层面,从结构调整对种植面积的减省效应看,耕地资源相对丰富的北方地区明显高于南方地区;从对水资源消耗的减省效应看,北方贫水区也普遍高于南方地区,干旱度最高的西北地区最高。期间区域分品种粮食生产广泛受到作物种植比例变化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要充分利用好南方水热资源,恢复水稻生产,主要取决于稻米需求及其种植效益,而北方地区则要尽可能按降水规律调整农作制度,合理控制水稻、小麦的种植面积。     

青藏高原粮食生产、消费及安全风险格局变化

青藏高原是中国粮食短缺地区之一,提高其粮食自给能力和确保粮食安全一直受到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在修订牧业区和半农半牧地区人均粮食消费需求量标准的基础上,利用1985-2015年青藏高原县级行政单元粮食产量和消费数据,采用波动系数法、分级法、重心模型以及粮食短缺指数模型,分析青藏高原粮食生产和消费的时空变化特征,并评估114个县市的粮食安全风险状况。结果表明：青藏高原粮食生产与消费空间分布不均衡,粮食生产呈环形分布在青藏高原东部湟黄谷地、藏东和藏南沿江河谷地带,中部和西部粮食产量较低,粮食消费呈东高西低格局;本地粮食生产不能满足居民消费需求,区域粮食缺口量达21.04万~121.69万t,相当于粮食消费需求的8.22%~40.11%,考虑旅游人口的影响,2015年区域粮食缺口达132.92万t;青藏高原粮食安全风险较高的地区广泛分布在藏北高原、青南高原、祁连山地以及城市化水平较高的拉萨市辖区和西宁市辖区,旅游业发展对林芝市的粮食安全风险影响显著;单纯依靠粮食增产不能解决区域粮食问题,建立完善的粮食储备和交通物流体系、加强与内地及周边国家的粮食贸易合作,是保障青藏高原粮食安全的关键。     

The role of media exposure, social exposure and biospheric value orientation in the environmental attitude-intention-behavior model in adolescent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hypothesis that contextual environments (media exposure and social exposure) and biospheric value orientation are important antecedents to the attitude-intention-behavior model ( [Ajzen, 2001] and [Ajzen, 2002] ) in the context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Data for this investigation were obtained from a random sample of 2106 (1073 males and 1025 females)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Hong Kong. A path analysis demonstrates that adolescents’ social exposure and media exposure are associated with biospheric value orientation. The biosperhic value orientation is found to mediate between the contextual variables (media exposure and social exposure) and environmental attitude. This environmental attitude, in turn, medi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is value orientation and behavioral intention to act environmentally. Results show that both adolescents’ behavioral intention and degree of social exposure are associated with their environmental behavior. Overall, this article provides empirical support for the proposed path model. The article concludes by presenting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in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粮食巨灾保险的定价研究——以我国稻谷巨灾保险为例

准确厘定了粮食巨灾保险的费率,系为政府保险支农政策的制订提供技术支持。巨灾事件属于极值事件,故巨灾保险的费率可基于极值理论进行厘定。按照费率厘定的参数法思路,以广义帕累托分布(GPD)作为粮食灾损数据的尾部分布,采用极大似然法估计其参数,进而厘定粮食巨灾保险的纯费率。以稻谷为例,厘定了我国各省(市、区)稻谷巨灾保险的纯费率。应完善法律法规就粮食巨灾保险加以明确,同时加大政府的政策扶持力度,对不同省(市、区)的稻谷巨灾保险参照其纯费率给予有区别的保费补贴,并给予粮食主产区的稻谷巨灾保险更充分的优惠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