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专利的区域环境技术创新水平空间分异研究

以环境技术专利表征创新水平,采用绝对指标与相对指标、专利结构布局系数(或特化系数)与技术创新主体结构布局系数,衡量中国各省市环境技术创新水平的空间分异,探讨其不平衡性的原因.研究结果表明,绝对指标评价的环境技术创新水平,呈现"东高西低"的格局;相对指标表征的环境技术创新水平,大部分省市的评价结果基本上在0.1～0.5、0.59～1.04之间,空间分异不明显.东部地区省市发明专利、企业专利特化系数高,如天津、香港、北京、上海的发明专利特化系数均在1.3以上,香港和上海的企业专利特化系数大于2.但是发明专利、公司企业专利--2项最具价值的专利技术创新水平均较高的省市不多,我国环境技术创新水平整体水平不高.     

面向可持续发展的国家投资策略

可持续发展战略逼迫投资创新,呼唤着新的国家投资策略。本文分析了可持续发展与投资创新的关系,系统地研究了可持续发展的投资策略,讨论了可持续发展的投资结构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投资政策建议。     

技术进步路径选择与中国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

本文采用考虑反馈性出口隐含碳的MRIO模型,测算了2000—2011年中国14个制造业行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在此基础上,基于全球价值链(GVC)分工地位的视角,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了不同技术进步路径对中国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发现:中间品进口、自主研发、模仿创新显著降低了中国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而国外技术引进和外商直接投资(FDI)对中国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的影响不显著;提升中国制造业在GVC中的国际分工地位能够显著降低其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进一步研究发现,不同技术进步路径对中国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的作用效果受到制造业在GVC中的国际分工地位的影响,并表现出明显的门槛特征,即只有中国制造业在GVC中的分工地位越过门槛值后,技术进步路径才能显著降低中国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此外,将制造业分为知识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三类,发现不同技术进步路径对中国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还存在着显著的行业差异。因此,中国制造业应充分发挥中间品进口、自主研发、模仿创新在降低中国制造业出口隐含碳排放强度中的作用,在引进FDI和国外技术的过程中,优先考虑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低碳制造技术和清洁生产技术。同时,中国制造业还应积极培育自身竞争优势,构建自我主导的国内价值链和区域价值链体系,主动嵌入全球创新链,提升中国制造业在GVC中的国际分工地位。此外,政府应根据技术创新和引进政策在不同制造业行业中的执行效果,有所侧重地制定和实施相关政策。     

我国水污染防治立法理念、机制和制度的创新

面对日益突出的水污染问题,我国现行《水污染防治法》难以适应水污染防治的要求,《水污染防治法》的修订及相关立法问题在国家立法机构、行政部门和环境法学界因而备受关注。对当前我国环境法理论界和实践部门关于水污染防治立法的观点和主张以及相关研究进展和成果进行了系统分析和整理,从为完善我国《水污染防治法》提供立法参考的目的出发,运用概括、分类和归纳的方法,对我国水污染防治立法理念、机制和制度创新进行了分析和归纳,并提出了具体的立法建议。     

基于创新合作联系的城市网络格局分析——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现有城市地理研究主要基于重力模型、客货流网络和连锁模型等方法刻画城市网络。这些方法或是仅仅基于假设而可能与事实不符,或是数据难以获取,或是过于强调城市间的等级关系。通过引入合作专利数据,探索更加真实、平等的城市网络衡量方法。基于对长江经济带城市间创新联系的实证分析,发现目前城市间的创新联系以公司间(尤其是总部-分支机构间)合作为主;城市间创新联系存在非对称性和空间差异;实际创新联系与重力模型估算的创新联系存在正相关关系,但是相关系数不高;城市间创新联系的规模-位序符合Zipf定律,且存在两个无标度区;城市间创新联系受空间距离、行政级别、产业结构相似程度等影响,反映了距离衰减定律、行政区经济和产业链分工等规律对城市创新联系的解释力。     

基于工业生态化建设的工业园区环境管理研究

工业园区是产业集聚的载体,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引擎。工业园区同时又是污染产生排放集中地,我国工业园区在发展过程中随着经济总量扩大、资源和能源消耗的增加,出现了大量的环境问题,阻碍了园区的可持续发展。工业园区的环境管理可以从园区层面出发解决污染问题,这是个既复杂又重要的工作。本文在分析工业园区发展历程的基础上揭示了目前工业园区存在的环境问题,以及管理方面存在的缺陷和不足,发现总体上园区环境管理水平较差。工业生态化建设为进行合理的园区环境管理提供了一个契机,本文针对我国工业园区的发展现状及发展趋势,提出基于工业生态化建设的工业园区环境管理的对策:1提升生态工业的意识,鼓励公众参与;2确立生态化建设思想,以生态化建设促进环境管理效率的提升;3加强工业生态化建设相关政策法规、规划的完善和实施;4构建工业生态化建设信息服务平台,以生态化建设来实现工业园区科学的环境管理。     

中国区域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及因素分解

本文基于两阶段创新价值链下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过程,构建了中国区域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评价体系,同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这些指标数据进行降维处理,分别计算出两个阶段的技术创新效率,再通过DEA法测算各区域工业企业整体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并进行因素分解。研究发现:1在绿色技术开发阶段,考虑环境因素比不考虑环境因素的效率要低,中、西部地区面临的环境问题更加严峻,三大区域绿色技术开发效率差距悬殊。2在绿色技术成果转化阶段,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仍存在较大提升空间,东、中和西部地区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从高到低依次排列。3中国工业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整体效率偏低,而纯技术效率是导致整体效率低的主要原因。区域差距悬殊且存在继续扩大的风险,中、西部地区在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两个方面均有很大提升空间。4辽宁、河北、黑龙江、新疆、山西、内蒙古、云南、青海等区域要注重提高区域技术,安徽、吉林、江西、广西等区域则要注重减少资源冗余,宁夏、甘肃则既要注重提高区域技术还要注意较少资源冗余。未来,中国应该建立低碳经济发展模式,将环境污染指标工业企业技术创新效率评价体系,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以供给侧改革为突破口,加快区域协同发展,发挥东部地区引领作用,缩小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差异。因地制宜,根据各省份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不高的根源,采取有针对性的政策。加大绿色技术开发、清洁生产设备等方面的投入,控制污染物排放,推动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全面创新。     

体验经济时代下诸葛八卦村古村落旅游产品的创新设计

在体验经济时代,旅游及其产品被赋予了更深的内涵和更高的期待,而在现实旅游开发中却存在很大的不足.在旅游与体验的内在关系分析基础上,根据发生学的序曲、发展、高潮和结尾四部曲方法,结合诸葛八卦村的旅游资源特色,创新设计了诸葛八卦村古村落旅游的行程和活动安排,进行了深度体验型的古村落旅游产品的开发.     

新建本科院校安全工程专业数学课程教学改革探讨

以提高安全工程专业人才的综合素质为目标,充分体现学院"突出安全特色"的办学思想,提出对重要公共基础课之一的数学课程进行教学改革的模式。在课程设置上,不断探索安全工程专业数学课程的恰当设置,体现专业性,其内容突出一个"用"字;在教学方法上,充分考虑安全工程专业学生的特点,采用现代化的教学手段和先进的教学方法,从而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发挥其教学主体作用。在考试内容和考核方式方面,需不断创新,考查方式灵活多样,注重对学生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考核;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为教学改革提供必要保证。笔者提出的学院安全工程专业数学课程教学改革的新思路和具体做法,可为其他高校尤其是新建本科院校提供有益的参考。     

Trust,political orientation,and environmental behavior

A growing body of large-N cross-national studies has identified key predictors of environmental behavior. Adopting a social dilemma perspective, where individuals must choose collective over self-interest to act pro-environmentally, integrated national datasets for 30 countries are used to examine the effects of generalized trust, trust in government, leftism, and post-materialism on three types of environmental behavior (intended action, informal action, and formal action). At the individual level, all predictors but institutional trust have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s on each type of behavior. Institutional trust is associated with greater willingness to make economic sacrifice for the environment and with less frequent informal environmental behavior, but it is unrelated to formal behavior. However, at the country level, the effect of trust is limited to intended behavior and depends on the type of trust. Individuals in countries with higher generalized trust averages are less willing to sacrifice for the environment, and those in countries with higher averages of institutional trust are more willing to do s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