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以来中国环境与发展关系的演变

从IPAT方程出发,发现了环境影响随着经济发展或时间的演变依次遵循三个"倒U型"曲线规律,即环境影响强度的倒U型曲线、人均环境影响的倒U型曲线和环境影响总量的倒U型曲线。根据此规律,可以将该演化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即:环境影响强度高峰前阶段、环境影响强度高峰到人均环境影响量高峰阶段、人均环境影响量高峰到环境影响总量高峰阶段以及环境影响总量稳定下降阶段。在环境演变的不同阶段,主要驱动力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在环境影响强度高峰前阶段,资源消耗或污染物排放增长更多地由资源或污染密集型技术进步驱动;在资源消耗或污染物强度高峰到人均资源消耗或污染物排放高峰阶段,主要由经济增长驱动;而在人均资源消耗或污染物排放高峰到资源消耗或污染物排放总量高峰阶段以及总量高峰以后的发展阶段,则主要由节约高效技术或污染减排技术进步来驱动。实证分析表明,中国目前环境与发展关系基本上处于经济增长主要驱动的环境影响强度高峰向人均环境影响高峰过渡阶段,这同时意味着中国要在短期内实现人均环境影响和环境影响总量高峰的跨越是异常困难的。     

京津地区区域一体化程度分析

20世纪50年代以来,全球化背景下世界各国间经济依存度加强,与之相伴生的区域集团化趋势日益显著。北京和天津作为京津冀地区经济实力最强的两个城市,两市的一体化程度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反映京津冀一体化的程度,也能对规划京津冀发展提供依据。本文从对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概念和发展过程的讨论出发,并以京津地区为研究对象,从市场一体化、产业一体化和空间一体化三个方面探讨其一体化整合程度。采用"价格法",利用两市的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对相对平均价格方差进行分析,得出市场较早具备了一体化的优势条件,近年来发展却不大;分析工业和第三产业各行业的区位商,了解到产业互补潜力尚未充分发挥;同时以京津冀地区的城市分布情况为研究对象,根据费里德曼空间结构的演变阶段理论将其空间一体化程度划分为初级阶段。未来通过政策引导、合理布局和整体规划,京津一体化的发展将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之一。     

鲁南经济带"城市走廊"战略研究

城市走廊是区域发展的一种重要空间布局方式和发展策略.鲁南经济带规划的科学、高效实施对于鲁南地区加快发展,摆脱落后局面具有重大意义.规划建设鲁南"城市走廊"无疑是实施鲁南经济带规划的必然选择,更是关键措施.鲁南经济带"城市走廊"的空间结构基本呈"之"字形态,组团式发展,可以形成区域1个核心增长极、5个圈层型中小城市群、6个三角形特色小城市经济增长带;城市走廊的轴线发展趋势为"三纵两横".建设鲁南"城市走廊",需要优化产业分工,提升区域工业化水平;优化区域空闻结构,培育核心增长极,打造小城市群,尤其需要精心打造兖州-曲阜-邹城-滕州-微山-薛城-枣庄市中区-峄城区-台儿庄核心经济走廊,形成大中小城市合理布局发展的良好体系;尽快建设南部东西方向快速交通干线,建立区域共建互动机制,使鲁南"城市走廊"成为区域发展、产业振兴的动力和源泉.     

中国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我国1981-2007年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数据,利用时间序列研究方法对我国EKC进行实证研究,说明建立EKC模型可能存在的问题。为弥补EKC模型中环境不影响经济的假设与变量难以量化的不足,运用VAR模型研究二者的动态关系。EKC研究结果表明:EKC是一种客观现象,而不是一般规律;与人们生产生活关系密切的污染物更有可能出现EKC特征。VAR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的动态分析结果与二者相互作用机理相符:一方面我国经济增长通过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等因素影响环境;一方面随着人们环境质量需求弹性的增加,政府对环境质量的重视,环境对企业生产行为的约束机制正逐步形成,但可能由于人们通过自身消费影响产出的作用有限和环境政策实施存在滞后性等原因,这种机制的形成存在一定滞后。     

北京入境旅游流西向扩散与省域经济联系研究——以西部三大典型区为例

北京是我国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也是我国最重要的入境口岸之一。入京旅游流西向的扩散转移对省域之间旅游经济联系强度具有极大的直接促进作用,转移态是反映旅游流流向和流量的重要指标。在对我国西部三大典型旅游区界定的基础上,利用转移态指数模型和旅游经济联系强度模型对入京旅游流向西转移态及其与西部三大典型旅游区的经济联系强度进行了相关性分析,得出入京旅游流西向转移态对西部典型区经济的影响程度为:成渝泛西安云贵,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原因,并对西部三大典型旅游区如何更好地吸引北京入境旅游"二手客源",以促进旅游业更快发展提出了相应对策与建议。     

广元实现科学重建的必由之路:发展低碳经济

低碳经济是指在可持续发展理念指导下,通过技术创新、制度创新、产业转型、新能源开发等多种手段,尽可能地减少煤炭、石油等高碳能源消耗,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达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一种经济发展形态。坚持以能源结构低碳化、产业发展低碳化和生态建设为主线,大力推进经济社会低碳恢复、低碳重建、低碳发展,全力打造低碳项目投资"洼地",努力把广元市建设成国家森林城市、国家生态宜居城市和全国低碳发展示范城市。     

区域经济重心及 COD、SO_2、TSP排放重心演变路径分析——以江苏省为例

运用重心模型,采用1996~2006年江苏省经济和环境数据,计算出各年份GDP、工业产值、COD、SO ₂和TSP排放重心坐标,揭示江苏省经济重心和环境污染排放重心变化轨迹及演变规律,以期为江苏省环境宏观战略决策及生态省建设提供理论参考。研究表明,经济重心总体上向东南方向偏移,GDP重心偏移距离为14.81 km,工业产值重心偏移距离为12.84 km;经济重心在南北方向上的偏移程度大于东西方向的偏移程度。环境污染排放重心也向东南方向偏移,COD和TSP排放重心轨迹呈现较大变化,SO2排放重心轨迹变动较小;COD排放重心偏移距离为79.26 km,SO₂排放重心偏移距离为15.73 km,TSP排放重心偏移距离为42.24 km;各污染排放重心轨迹在不同时段表现出不同特点。COD、SO₂和TSP排放重心相对于经济重心偏向于西北方向,且COD排放重心近年来明显趋向于工业产值重心;COD排放重心和TSP排放重心与经济重心存在着强正相关.     

Transboundary governance of the Curonian Spit World Heritage Site

This study describes the governance and management structures of the Curonian Spit World Heritage Site, a transboundary protected area shared by Lithuania and the Russian Federation. Focusing on the national park authorities it presents the site from a local administrative perspective. The paper shows that due to strong state level influence and a lack of full stakeholder inclusion, different philosophies and priorities on both sides of the border challenge common management efforts and co-operation. Presenting the existing problems the paper points out the need for increased efforts at the state level as well as for the full inclusion of local communities to remove obstacles and foster co-operation. Hence, by adapting to certain environmental and transboundary governance principles, conflicts can be avoided and better results achieved.     

基于GIS的县域经济差异与协调发展研究——以陕北地区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陕北地区经济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尤其是矿产资源的开发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但近几年来,县域经济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逐渐扩大,已成为制约该区域经济发展的一大障碍。选取了人均GDP、地均GDP、人均地方财政收入、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城镇化水平、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和农民人均纯收入7项指标,采用ArcGIS的IDW法模拟和分析了陕北地区经济空间格局,再采用量图分析法将陕北地区25个县级行政区分为先进、中等和落后3种类型,从县域的角度进一步分析经济水平的空间差异,最后对缩小县域经济空间差异和实现县域经济协调发展提出几点建议。     

“地球工程”作为减缓气候变化手段的几个关键问题

减缓气候变化可以在大的地理尺度上以工程技术手段来实施。地球工程包括所有能源生产和消费以外的、不涉及工业生产过程管理的,在较大的地球尺度或规模上,去除大气中的CO2或直接控制太阳辐射而降温的各种人为的工程技术手段,主要包括三大类:绿色生物技术手段、碳捕获与埋存技术和太阳光辐射额度控制管理技术。这一类地球工程手段有着一系列经济、技术、环境、伦理、安全和不确定性含义。本文就近年来国际上关于地球工程作为减缓气候变化可能技术选择的几个关键问题开展了分析和讨论,涉及概念界定、技术特点、可能影响、治理构架等。作者认为,对于直接作用于碳的地球工程手段,如绿色生物技术手段和碳捕获与埋存技术,风险小、可操控;太阳光辐管理技术,通过人为排放到大气的SO2和气溶胶等的降温效应,来控制地球气温的上升,尽管使用的经济成本可能不高,具有实际操作可能,但其巨大的不确定性和可能的安全含义,需要引起足够的重视。从伦理上看,当代人是否有权来开展太阳光辐管理技术这类具有巨大科学不确定性的地球工程存在争议,在科学不确定的情况下采取任何行动,就失去了伦理学基础。从法律上看,人工干预太阳辐射,即使是科学实验或研究,由于其影响超出了国界,超出了当代人,也超出了人类社会,如果有人采取行动,也存在法律依据上的质疑。人工干预太阳辐射的研究和实施,需要一个国际治理构架。为了防止其他国家单独行动,需要"相互约束"的治理构架——"自我约束"以换取他国同意"自我约束"。鉴于气候变化和光辐管理在科学上的不确定性,目前不宜实施,短期内也不会提上议事日程。太阳光辐管理技术影响的复杂性和气候变化风险的迫切性,需要我们加大科学研究力度,为科学决策提供依据。中国作为一个新兴经济体,世界第一大CO2排放国,地域空间气候条件存在巨大差异性。从减排成本的角度,从气候影响的空间差异性,开展地球工程的科学研究,有着科学、政策和国际气候外交的积极意义。但是,相关的科学研究需要国际制度构架。由于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谈判尚未涉及,需要开展系统科学、技术、经济、法律和国家安全等方面的相关研究,提高科学认知度,为国际谈判和政策选择提供决策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