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污水处理厂恶臭污染源调查与研究

以H2S和NH3为主要监测指标,对广州一大型生活污水处理厂主要恶臭源H2S、NH3的排放浓度进行了8个月的连续监测.结果表明,该污水厂恶臭成分H:S的排放浓度为0.01-22 mg/m',NH,排放浓度为0～0.67 mg/m3.同时,污水厂各处理单元由于其功能和运行条件不同,所产生的恶臭气体成分也不完全一样,在污水进水区段恶臭污染物以H2S为主,其中格栅井H2S浓度最高.其中沉砂池、格栅和污泥浓缩池的H2S、NH3排放浓度呈夏秋季节高、冬春季节低的特征,与季节变化的气温有明显的相关性.对恶臭排放影响因素的研究表明,污水水温越低则H2S和NH3的排放浓度越低,此外,降雨可以显著降低污水处理厂恶臭污染物的排放浓度.     

上海市区生活垃圾中转站臭气污染状况

对上海市区3个不同位置的垃圾中转站运行过程中的臭气产生状况进行了为期一年的监测和分析,研究了其浓度和变化规律。结果表明,3个中转站内气体污染物中H2S、NH3以及臭气浓度范围分别为0.005～0.20mg/m3,0.44～4.67 mg/m3以及16～40,大多在春季达到最高,且与温度和垃圾量没有明显相关性。而挥发性有机物VOCs中主要有1,2-二氯乙烷、苯、甲苯、乙酸乙酯、间二甲苯等污染物,浓度在10-1～103μg/m3之间变化。分析结果表明,臭气浓度和VOCs的产生量与日垃圾处理量呈正比。     

海-陆大气交汇作用下青岛冬季大气PM2.5污染特征与来源解析

为了研究海-陆大气交汇作用对沿海城市大气污染物的传输与扩散的影响,于2019年11月18日至12月23日在青岛观测站采集大气PM_2.5样品,对PM_2.5中的水溶性离子、无机元素和碳质组分特征进行了分析,并结合后向轨迹聚类分析模型和PMF模型等方法对青岛市冬季大气污染来源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青岛冬季ρ(PM_2.5)平均值为61.0μg·m^-3,其中,ρ（水溶性离子）、ρ（无机元素）、ρ（OC）和ρ（EC）平均值分别为29.9、 5.46、 10.2和3.82μg·m^-3;二次离子(SO₄^2-、 NO^-₃、 NH⁺₄)和地壳元素（Si、 K、 Ca、 Fe、 Ti）是主要的离子和元素成分,分别占水溶性离子和无机元素的89.3%和61.1%.青岛市大气主要受局部海陆风气流影响（43.4%）,其次是季风气流（36.2%）,冷空气气流对青岛影响较低（20.4...     

汽车制造企业恶臭来源及影响分析

挥发性有机物(VOCs)是工业恶臭的重要来源之一.本文以某汽车制造企业为研究对象,对其产生的恶臭来源及对敏感点居民区的影响进行采样和分析.2016年11月15~17日,分别采用三点比较式臭袋法和大气预浓缩仪-气相色谱(GC)-质谱(MS)联用法对该企业厂区内各个车间的排气筒、厂界和敏感点的臭气浓度和VOCs组分进行定性、定量分析.结果表明,该企业整车厂和发动机厂各个车间排气筒的臭气浓度均未超标,发动机厂厂界的臭气浓度未超标,但整车厂的厂界和敏感点的臭气浓度均超过标准限值.监测共确认54种VOCs物种,包括芳香烃、卤代烃、烷烃、烯烃、环烷烃、酮类、酯类、醚类、醇类、含硫化合物和含氧环化合物.其中,卤代烃种类最多,其次是芳香烃.由此可知,汽车制造恶臭类代表物质主要是卤代烃和芳香烃.根据敏感点居民区特征VOCs物种的质量浓度、检知嗅阈和阈稀释倍数筛选出敏感点居民区的典型恶臭物质为1,3-丁二烯.针对涂装车间所用涂料进行定性分析,结果表明,绝大部分特征VOCs物种均来自涂料成分.恶臭贡献最大的1,3-丁二烯,在排除敏感点居民区周边其他污染源影响的情况下,推断其来源是整车厂涂装车间的喷涂和烘干工艺所产生的.建议企业采用含VOCs组分较低的环保涂料或更高处理效率的RTO净化装置,以减少汽车制造过程对居民区敏感点的恶臭影响.     

PCR-DGGE技术用于处理苯乙烯废气的生物滴滤塔中微生物优势菌种解析

采用生物滴滤塔能够有效去除含苯乙烯恶臭气体,塔内微生物中含有大量的球菌和杆状菌。采用聚合酶链式反应-变性梯度凝胶电泳(PCR-DGGE)技术研究处理苯乙烯恶臭气体的生物滴滤塔填料表面的微生物,结果表明,去除苯乙烯生物滴滤塔中有5种菌为降解苯乙烯的优势菌种;通过16S rDNA基因扩增测序同源性比对,结果显示嗜甲基杆菌属(methylophilus)丰度为50.5%,2种变形菌属(alpha proteobacterium、delta proteobacterium)相对丰度分别为16.9%和11.6%。     

含硫气田恶臭气体阈限值与恶臭强度的关系

介绍了恶臭强度的6级分类法,针对含硫气田典型的5种含硫恶臭化合物,利用韦伯-费希纳公式研究了气体浓度和恶臭强度的关系,计算并分析了我国环境标准和职业卫生标准规定的阈限值对应的恶臭强度。GB/T14554—1993《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规定一级厂界浓度标准限值对应的恶臭强度为2.5左右,二级新改扩建厂界标准限值对应恶臭强度为2.8左右。我国国家职业卫生标准GBZ 2.1—2007中规定的含硫恶臭气体职业接触限值对应的恶臭强度均在4以上。     

原水嗅味与处理措施

针对日益普遍的以地表水为原水的饮用自来水中的嗅味问题,结合秦皇岛市水源地富营养化和水厂运行的实际情况,分析了嗅味产生的原因,给出了水源地和水厂需要采取的措施,特别是在当前水环境条件下,水厂需因地制宜地采取气浮及臭氧、活性碳等深度处理工艺.     

京津冀典型城市一次重污染过程特征及边界层结构变化对其影响

为探究典型重污染过程的污染特征与大气边界层结构演变规律,基于PM_2.5采样数据、气象观测数据及WRF-Chem模式,以北京市和石家庄市2016年12月27日—2017年1月10日一次重污染过程为研究对象,对气象要素、PM_2.5化学组分、天气背景场、边界层结构演变特征,以及大气边界层结构变化对ρ(PM_2.5)及其主要化学组分的影响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研究期间,北京市和石家庄市ρ(PM_2.5)分别为(165.63±110.89)(247.67±95.22)μg/m3,石家庄市污染程度高于北京市;高空纬向环流和地面弱高压控制的天气背景场,低于1.75 m/s的风速以及超过75%的相对湿度是造成北京市与石家庄市重污染的不利气象条件.②重污染时段北京市与石家庄市SNA(SO₄2-、NO₃-、NH₄+三者的统称)与碳质组分(OC、EC)占比之和超过76%,是PM_2.5中的两大主要组分;重污染时段ρ(SNA)占比明显上升,北京市与石家庄市ρ(SNA)占比由非重污染时段的42.23%、45.93%分别升至重污染时段的58.87%、59.62%;北京市与石家庄市ρ(OC)/ρ(EC)分别为5.13、3.51,表明在重污染时段两城市存在明显的二次有机气溶胶污染.③WRF-Chem模式模拟结果表明,PM_2.5污染严重时北京市与石家庄市在300~500 m处均出现明显的逆温,垂直风场主要表现为低层偏南风顺时针向上切变为偏西风,切变高度在400~1 000 m,逆温层结与明显垂直风切变的边界层特征共同抑制了污染物的湍流与扩散.④北京市与石家庄市重污染时段的PBLH(Planetary Boundary Layer Height,大气边界层高度)日均值与非重污染时段相比分别下降了202、128 m,PBLH每下降100 m,北京市与石家庄市ρ(PM_2.5)分别上升18.81、29.85 μg/m3,PBLH下降是导致两城市ρ(PM_2.5)快速上升的重要因素.北京市与石家庄市的PBLH与PM_2.5组分质量浓度之间的相关性不同,北京市PBLH与ρ(SNA)的相关性高于与碳质组分质量浓度的相关性,石家庄市PBLH与ρ(EC)相关性最高,表明此次重污染过程中北京市PM_2.5污染特征以二次形成为主,而石家庄市以一次排放为主.研究显示,北京市与石家庄市此次重污染过程与大气边界层结构变化密切相关.      

硝酸浸提拆解废印制电路板元器件技术

研究了废印制电路板在不同浓度硝酸溶液中焊锡完全溶解的时间,以及Sn,Pb,Zn,Fe和Cu的溶解规律及循环利用浸提液的可行性. 结果表明:废印制电路板最佳剥离硝酸浓度为2 mol/L左右,该条件下210 min内废印制电路板上的焊锡完全溶解,元器件能够全部拆除;稀硝酸作为浸提液,可重复利用4次以上,各次循环对焊锡均具有较好的溶解效果;循环利用过程中,Cu反应速率逐次增加,易造成Cu的流失.      

Occurrence of odor problems in drinking water of major cities across China

A comprehensive investigation into the occur-rence of odor problem at 111 drinking water treatment plants （DWTPs） in major cities across China was undertaken using both flavor profile analysis （FPA） and gas chromatography-mass spectrometry （GC-MS）. Eighty percent of source water samples exhibited odor problems, characterized by earthy/musty （41%） and swampy/septic （36%） odors, while the occurrence rate was lower （45%） in the finished water. Source water from rivers exhibited more pollution-origin odors, such as the swampy/septic odor, while that from lakes and reservoirs exhibited more algae- origin odors, such as earthy/musty odors. The occurrence rate of 2-methylisoborneol （2-MIB） in the surface source water samples was 75%, with 7% of samples containing 2- MIB concentrations of over 10 ng.L-1. The earthy/musty odor in the lake/reservoir water samples was mainly caused by 2-MIB （linear regression coefficient, R2= 0.69）, whil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2-MIB concentration and the earthy/musty odor intensity samples was weak （R2= 0.35） in the river-source water These results will be useful for the management of odor-quality problems in drinking water of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