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监测统计的垃圾收运车恶臭污染释放特征

为了明确生活垃圾初期收运过程中恶臭物质的释放特征,对典型垃圾收运压缩车和非压缩车展开了为期一年的监测.共检出了6大类别75种恶臭物质,其中以乙醇为主的含氧化合物浓度最高,平均检出浓度超过360μg/m³.垃圾初期收运车辆释放的恶臭物质在秋季污染水平最高,而冬季污染水平较低.通过对全部样品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压缩车与非压缩车释放恶臭物质的种类与浓度之间并无明显差异.根据阈稀释倍数法,乙醇、萘、二氯甲烷、二甲二硫醚和丙烯醛被筛选为典型恶臭物质.其中含硫化合物嗅阈值低,即使浓度很低也容易被感受到,在检测过程需要格外关注.本研究可为固体废物收运与管理过程的二次污染控制提供科学依据.     

1961—2017年青藏高原极端降水特征分析

基于青藏高原78个气象站点的逐日降水数据,采用百分位阈值法确定极端降水阈值,计算极端降水指数并分析其时空分布特征,以期为区域气候变化预测及防灾减灾对策的制定提供参考。结果表明：（1）1961—2017年青藏高原年降水量表现出上升趋势,上升速率为8.06 mm/10 a,多年平均降水量达472.36 mm。78个站点的年降水量倾向率最小值为-25.46 mm/10 a,最大值为43.02 mm/10 a,有15.38%的站点降水在下降,较为集中地分布在高原的东部和南部,其余84.62%的站点降水量在上升。（2）青藏高原各站点极端降水阈值的平均值为23.11 mm,取值范围为7.84~51.90 mm。高值中心出现在横断山区的贡山和木里,低值中心出现在柴达木盆地及昆仑山北翼区。（3）青藏高原各站点的极端降水量、极端降水日数和极端降水贡献率均表现出了明显的上升趋势,极端降水强度虽然也在上升但趋势并不明显,表明青藏高原极端降水量的上升并非是极端降水的强度引起的,而是由极端降水频次的上升引起的。柴达木盆地的极端降水量和极端降水日数虽然并没有表现出高值水平,但该地区的极端降水贡献率却表现出较高水平,表明该区域虽然降水量较少,但是降水往往以极端降水的形式产生。     

草型清水态维持与长效运行的营养盐响应机制——以滇池大型围隔试验为例

为探究湖泊水体生态修复工程中草型清水态维持与长效运行的营养盐响应机制,利用滇池草海建立的大型原位试验围隔,采用非参数突变点分析法（nCPA）及临界指示物种分析法（TITAN）,探究了叶绿素a、浊度、透明度和浮游植物的营养盐阈值.结果表明,草型清水态维持与长效运行较为成功的围隔,其藻类的叶绿素a含量虽然明显较低,但在夏季时蓝藻门仍占绝对优势.原位生态围隔叶绿素a响应TN的阈值为1.423mg/L,响应TP的阈值为0.103mg/L.水体透明度响应TN的阈值为1.684mg/L,响应TP的阈值为0.103mg/L.各围隔总磷含量的平均值均大于或等于0.226mg/L,B1、B3、B8围隔后期处于清水态,其TN平均值都低于或等于1.42mg/L,B5、A1、A2、A3、A4围隔后期处于浊水态,其TN平均值都高于或等于1.78mg/L.这表明在滇池水华重灾区实施水体生态修复工程时,应首要考虑TN的影响,在TP含量严重超出阈值的情况下,如果TN处于一个较低水平,也能维持湖泊水体草型清水态的长效运行,并实现湖泊水体由藻型浊水态向草型清水态的转换.     

中国环境税费政策的双重红利效应——基于系统GMM与面板门槛模型的估计

基于庇古理论征收环境税是解决环境污染外部性的规制手段,构建环境税费的动态面板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检验环境税费政策是否能产生降低污染又能激励绿色技术创新的双重红利.研究发现：我国环境税费政策的实施存在双重红利,地区高人口密度并未成为环境红利的制约因素,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需进一步优化调整才能促进双重红利效应.环境税费政策对环境污染、绿色技术创新存在非线性时变特征,只有在适宜的环境税费区间才能更好地实现双重红利效应;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环境税费的双重红利作用越明显.因此,以2018年开始征收环境税为契机,基于地区经济发展异质特征制定全方位的环境税体系是打赢环保攻坚战的重点.     

2009年与2014年太子河流域附石藻群落结构变化及其与水环境的关系

为了解近年来太子河流域附石藻群落结构和水环境状况的变化趋势及二者的响应关系,于2009年和2014年对太子河全流域的附石藻群落和水环境因子进行调查分析,并探究了基于附石藻群落保护的主要水环境因子浓度限值.结果表明:①与2009年相比,2014年太子河流域的附石藻密度、物种丰富度、群落多样性均显著升高（P < 0.05）;群落组成中对不良环境干扰呈负响应的藻属相对多度普遍升高,对不良环境干扰呈正响应的藻属相对多度普遍降低.②与2009年相比,2014年水环境因子中ρ（TDS）（TDS为总溶解性固体）、ρ（SS）、ρ（TN）、和ρ（NO₃--N）显著降低（P < 0.05）,ρ（DO）显著升高（P < 0.05）.典范对应分析（canonical correspondence analysis,CCA）显示,2009年ρ（TN）和ρ（NH₄+-N）是影响太子河流域附石藻群落的重要水环境因子;2014年ρ（TN）、ρ（NH₄+-N）和ρ（TDS）对附石藻群落结构有重要影响.③经局部加权回归散点修匀法（locally weighted scatterplot smoothing,LOWESS）和独立样本t检验得出,当ρ（TDS）、ρ（TN）和ρ（NH₄+-N）分别为185.00、1.00和0.22 mg/L时,其与P-IBI构成的拟合曲线存在拐点,且拐点两侧的P-IBI差异性显著（P < 0.05）.研究显示,2009—2014年太子河流域的附石藻群落和水环境状况整体有所改善,合理控制ρ（TN）、ρ（NH₄+-N）和ρ（TDS）对该流域的附石藻群落保护有重要意义.      

垃圾热干化效率及臭气排放特性研究

研究讨论了垃圾的热干化效率和不同烘干温度下的臭气排放特征。在相同温度下,采用烘干时翻动的工艺,垃圾含水率降低最多。垃圾在600℃时排放的恶臭气体总量最多,在500℃以下烘干时,排放的恶臭气体总量较少。垃圾热干化的臭气浓度以700℃最高,其次分别是200,600,800℃。从工程应用来说,综合考虑臭气总量与臭气浓度,垃圾热干化的温度应以100,300,400,500℃为宜。     

含硫气田恶臭气体阈限值与恶臭强度的关系

介绍了恶臭强度的6级分类法,针对含硫气田典型的5种含硫恶臭化合物,利用韦伯-费希纳公式研究了气体浓度和恶臭强度的关系,计算并分析了我国环境标准和职业卫生标准规定的阈限值对应的恶臭强度。GB/T14554—1993《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规定一级厂界浓度标准限值对应的恶臭强度为2.5左右,二级新改扩建厂界标准限值对应恶臭强度为2.8左右。我国国家职业卫生标准GBZ 2.1—2007中规定的含硫恶臭气体职业接触限值对应的恶臭强度均在4以上。     

生物-光催化联用工艺在污泥臭气处理中的工程应用

应用生物-光催化联用工艺对广州市猎德污泥中转站的4 000 m~3/h臭气进行了处理。检测结果表明:组合工艺对氨气去除率达98.7%,对挥发性有机废气(VOCs)去除率为87.3%,主要的致臭污染物氨气、二甲基硫醚及二甲基二硫醚都能达标排放,臭气浓度降低97.2%,显著改善了周边空气质量。     

除臭剂对填埋场作业面臭气去除效果的试验研究

在等体积的试验桶中放置相同量的生活垃圾,通过喷洒等量的、不同类型的植物型和生物型除臭剂来进行除臭,采用化验分析及人的嗅觉形式来确定试验效果。试验结果显示,微生物型除臭剂对臭气去除的效果优于植物型除臭剂。在喷洒量为100 m L、质量分数为1.0%的情况下,S-1对H_2S、NH_3、臭气的去除率分别为87.4%,41.4%,99.5%;恶臭强度可维持在2~4 h。在3 000 m~2的填埋场作业面喷洒S-1,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两种垃圾处理设施挥发性恶臭气体的指纹谱

为研究垃圾转运、焚烧处理设施挥发性有机污染物排放现状,采用GC-MS(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方法分析了垃圾处理设施不同采样点臭气中物质组成及主要组分含量。在所采集的样品中定量分析了111种物质,从中筛选21种物质并根据其归一化浓度建立了各采样点的指纹谱图。结合物质嗅阈值和指纹谱分析,初步识别了不同处理设施采样点的典型恶臭污染物,其中垃圾转运站站内包括对二甲苯、间二甲苯、邻二甲苯、二甲基二硫醚,站外包括甲苯、乙苯、二硫化碳、甲硫醇;垃圾焚烧厂渣坑为甲硫醚,渗滤液为硫化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