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价值创造的环境管理理论研究

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当今重要课题,企业是环境问题的产生与解决方案的重要参与者,环境管理并不意味着企业的经济效益的下降,或者说企业价值的降低。基于价值创造的环境管理理论告诉我们,环境绩效可以增加财务绩效,环境的投入可以创造价值。当企业认识到环境问题的经济价值的时候,有助于企业加强环境管理,实现环境与财务的双赢。     

非对称信息下企业治理环境污染的激励机制研究

基于博弈论构建了隐性声誉激励与显性收益激励相结合的动态激励机制,分析了企业治理环境污染过程中声誉激励因素的激励效应,探讨了非对称信息下隐性声誉激励机制效应发挥的有效均衡条件和相关要求,结果表明,通过引入动态声誉激励机制,不仅能促使企业更加努力进行治污。而且能减少信息不对称或行为不可验证性造成的不利影响。     

基于混沌理论的海南旅游业危机预警机制构建

基于混沌理论构建旅游业危机预警机制是防治旅游业危机的有效手段。阐述了旅游业危机理论、混沌理论和旅游业危机预警机制理论,剖析了海南2007--2010年旅游业危机事件,建立了海南旅游业危机评价指标体系、危机预警机制、危机防治综合管理机制和教育与宣传等系统。研究表明,防治旅游业危机事件,关键是重视旅游行业初期敏感性,对初始值进行有效控制,而建立危机预警机制、危机防治综合管理机制和加强教育与宣传是其核心内容。     

Is There a Metabolism of an Urban Ecosystem? An Ecological Critique

The energy and material flows of a city are often described as urban metabolism (UM), which is put forward as a way to link a city's ecology and economy. UM draws parallels to the biology of individual organisms, yet the analogy is misapplied. In striving to be interdisciplinary, UM makes this organismic comparison rather than identifying the city as an ecosystem, thereby ignoring developments in ecological theory. Using inappropriate rhetoric misdirects researchers, which influences scientific investigation-from problem statements to interpretations. UM is valuable in quantifying the city's use of natural resources but does not achieve a comprehensive, integrated analysis of the urban ecosystem. To realize an interdisciplinary, perhaps transdisciplinary, understanding of urban ecology, researchers need to emphasize the essential tenets of material flows analysis, view the city as an ecosystem, and use language that properly reflects current knowledge, theory, and conceptual frameworks in the foundational disciplines.     

农地整治项目投资分摊博弈机理研究——以政府和企业为例

投资主体、建设主体与受益主体不一致是导致我国农地整治项目效率偏低的根本原因,公私合作(PPP)模式是从制度层面提升我国农地整治项目效率的理想模式。本文首先界定了农地整治项目PPP模式,分析了PPP模式下农地整治项目的运行机制及其博弈关系,建立了农地整治项目投资的成本收益函数;然后以政府与农业产业化企业间的博弈为例,在探讨他们博弈要素的基础上构建了投资博弈模型,提出了二者理想的投资决策边界;最后用一个典型案例论证了本文的分析结果。研究结果表明,新增耕地面积和项目建设成本是影响农地整治项目效益发挥的主要因素。农地整治项目PPP模式顺利实施的条件是:当项目政府补贴较低时,企业投入高建设成本得到的支付不低于其保留支付。项目高效运行的条件是:当项目政府补贴较高时,企业投入低建设成本得到的支付不高于其保留支付;与投入低建设成本相比,企业选择高建设成本得到农地经营收益的增加值不小于其增加的成本值。     

基于演化博弈的流域生态补偿利益冲突分析

资源合理利用与环境保护是维护当今经济平稳、健康、较快发展的重要前提。生态补偿是缓解经济快速发展与环境污染、生态环境破坏之间利益矛盾冲突的重要手段。它是为了制止生态破坏而征收或补偿的费用,所以不同于一般排污费和资源补偿费。本文根据补偿的类型不同,将生态补偿分为资源型生态补偿和环境型生态补偿。本文以流域生态补偿为例,将流域上游政府的策略简化为保护或不保护河流,下游政府针对上游的情况,选择"自主型"或"接受型",运用演化博弈的方法,分析流域生态补偿的特点和结果。结果表明:流域生态补偿需要中央政府的适度干预,而且关键点是保证上游地方政府收益始终最大化;中央政府干预的程度是使上游政府群的收益在保护的情况下比不保护的收益要大,而干预的结果则是使流域上下游的(保护,补偿)策略成为演化博弈的长期稳定均衡。最后本文针对我国现行流域管理体制,为我国流域生态补偿提供了政策建议,以推广我国生态补偿政策。     

公民环境信访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基于规范激活理论

环境信访是中国公民环境利益表达的重要途径,也是其参与环境治理的重要通道,引导公民有序进行环境信访对于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深化环境治理、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从环境信访的参与主体——公民入手,基于社会心理学中规范激活理论的连续模型,构建了公民环境信访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并运用AMOS 20.0对S市9个行政区500位市民的问卷调研结果进行实证分析,探究公民环境信访行为的社会心理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规范激活理论的连续模型能够较好地解释中国公民的环境信访行为,其中环境信访结果认知正向影响环境信访责任归属,公民的个体规范需要通过责任归属得以激活,从而影响公民环境信访行为意向。因此,政府可以通过环保知识的宣传教育和完善环境信访相关法律法规来提升公民环保意识和环境信访责任归属感,同时可以通过环保政策法规的宣传、畅通环境信访渠道以及对公民环境信访行为的有效处理来促进公民对环境信访行为积极意义的认知,从而推动公民有序进行环境信访。     

海洋环境风险的特性及形成机理:基于扎根理论分析

随着人口向沿海区域聚集,以及海洋开发的深入,海洋环境风险徒增。要实现海洋环境风险的有效防治,需要洞悉海洋环境风险不同于一般环境风险的特性,了解其独特的形成机理。目前,海洋环境风险的概念使用更多地是基于经验而非学理。鉴于海洋环境风险概念的认知匮乏,文章采用扎根理论对其进行分析,从而挖掘了海洋环境风险的一些特有属性。研究发现,在海洋环境风险的形成机理中,自然因素、心理因素和社会因素共同作用,并呈现依次递进、不断放大的关系;人们对海洋环境风险内涵及特性的认知,是两个方面的综合:"有关海洋环境的风险",以及"因由海洋环境引发的社会风险";对于防治者而言,要有效区分民众对沿海自然项目的风险感知与民众对沿海自然项目管理状况的风险感知;要有特别注意海洋环境风险的"镜像"效应。     

基于二元水循环理论的水资源资产化管理框架构建

我国实行的是国家所有的水资源产权制度,在水资源的实际管理中存在多级代理和管理者短视行为等问题。水资源资产化管理作为解决管理者短视行为的重要措施引入到水资源管理中,然而由于相关理论的不足,相应措施沦为缺乏监督的政府间行为,并限制水资源资产市场机制的形成。本文考虑到水资源的多重功能,以及水资源资产与承担支撑社会经济功能的社会水循环通量的内涵一致性,将二元水循环理论引入水资源资产化管理的框架构建中去。本文根据资产的定义和水资源的功能界定了水资源资产的内涵,并发现其与社会水循环通量的重合,提出这部分水资源可以作为水资源资产进行管理,并总结了二元水循环耦合水资源资产化管理中的水资源资产界定、监管体系、用途管制以及产权界定方面的路径。在此基础上,本文辨析了水资源资产管理与水资源管理的关系,认为水资源资产管理与传统的水资源管理组成水资源管理,水资源资产管理弥补了传统水资源管理上的不足。在分层管理上,提出传统水资源管理作用于宏观、中观管理,水资源资产管理作用于微观管理的机制。此外,根据二元水循环理论中的社会水循环过程,将其权属进行分解,并结合各部门的社会水循环机制对水资源资产化管理进行了设计。     

环境影响的IPAT模型再认识

伴随工业文明的发展,探究日益恶化环境问题的社会根源成为学术界激烈争论的议题,从人口规模与技术水平的单因素争论拓展到文化背景、政府类型和消费观念等多因素论的讨论,在横向上从宏观社会到微观个体层次的解释,最终形成经典的环境影响的IPAT模型,试图解释环境问题产生的复杂社会动力机制。本文通过国内外学者对IPAT模型的实证研究以及理论探讨梳理发现:模型中的因变量环境影响I以及自变量人口数量P、富裕程度A和技术水平T的内涵、完备性以及分析单位的适用性等方面备受争议。为了克服变量的局限,首先通过分解IPAT模型中T变量,进一步拓展模型中可能被忽略的对环境影响的多重因素;同时为了避免模型中不同因素对环境影响的同比例线性变化的局限性,将IPAT模型转化为非线性的STIRPAT随机模型,使各变量值随观察值的变化而变化;其次为了克服研究中忽视个体对环境影响差异性的不足,以"双重转换"理论为基础分析少数特权群体对环境造成不成比例的影响;最后面对分析单位以及分析情景的差异性与复杂性,基于"世界体系论"视角突破特定区域时空以国家间互动关系为分析单位对全球环境退化展开讨论。研究表明,IPAT模型的发展演变表明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关系逐渐从悲观的"零和"冲突走向协调发展的路径,有利于探索更加有效的举措应对全球复杂而严峻的环境问题,同时对新常态下中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