尿液水解率对镁空气燃料电池体系营养物质回收性能的影响

从尿液中回收农业所需的磷（P）、氮（N）等资源,有利于缓解当今我国面临的肥料生产量与矿产储量不平衡的问题。基于镁空气燃料电池（MAFC）原理的技术已经实现了从完全水解尿液中高效去除并回收P资源,但存在尿素资源浪费问题。尿液水解释放出的NH₄⁺和OH^-会引发水质改变,可能会对MAFC中P回收产生影响,且过度水解也不利于尿素资源化。考察了尿液水解率对MAFC体系中P回收性能的影响,揭示了尿液水解率对MAFC中含P沉淀物生成的影响机制,以期在尽可能保留尿素的同时,实现P的高效去除与回收。结果表明：水解率为10%的尿液可满足鸟粪石沉淀所需的NH₄⁺与适宜的pH环境。对不同水解率尿液反应60 min后收集的沉淀的表征结果表明：不同水解率尿液的沉淀组成具有显著差异。通过对10%水解尿液体系中所回收沉淀物进行分析,发现其反应40 min后收集的沉淀物中鸟粪石质量分数可达96%。研究结果可为通过控制尿液水解率回收高品质含磷缓释肥提供参考。     

水资源“费改税”如何影响高耗水企业过度投资？

中国经济当前正处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关键时期,如何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遏制高耗水企业无序扩张,对于缓解结构性产能过剩,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由资源要素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至关重要。该研究基于2010—2021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从自由现金流与技术创新双重视角探究水资源“费改税”对高耗水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研究表明：征收水资源税能够显著抑制高耗水企业过度投资,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平行趋势检验、安慰剂检验、倾向得分匹配法、更换被解释变量衡量方法、排除其他政策影响与工具变量检验）后结论依然稳健。机制分析表明：征收水资源税能够通过减少高耗水企业自由现金流与刺激技术创新抑制过度投资。同时,征收水资源税对高耗水企业过度投资的抑制作用在国有企业、融资约束程度更高的企业与用水强度更高的企业中更为显著。基于上述结论,该研究认为,应持续完善水资源“费改税”政策,在加大用水量监控设备推广力度的同时,也要完善水资源税的激励机制;增强政策实施的灵活性,对不同经营现状与投资周期的高耗水企业,采取不同的策略引导其转变生产方式与投资行为;系统落实“节水优先”方针,既要加强节水监督力度,也要强化用水主体的节水意识,实现用水主体的观念从“要我节水”向“我要节水”转变。该研究通过探究征收水资源税对高耗水企业过度投资的影响,深化对水资源“费改税”政策的认识,丰富资源规制领域的研究,为实现经济社会与资源承载力协调发展提供政策参考。     

黄河流域资源型城市工业绿色转型绩效评价及时空异质性特征

黄河流域资源型城市占流域城市总量半数以上,是流域可持续健康发展的重点地区。随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科学评估流域内部资源型城市工业绿色转型绩效,识别发展短板和重点难点,对于提升流域发展活力、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具有重要意义。该研究以黄河流域41座资源型城市为研究对象,通过构建工业绿色转型绩效指数,利用SBM‑Undesir‑ able和Malmquist‑Luenberger模型从发展态势和转型幅度两方面对2013—2019年工业绿色转型情况进行定量测度,分析不同类型资源型城市的工业绿色转型差异,并进一步对资源型城市工业转型绩效类型划分。研究发现：①当前黄河流域资源型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态势远未达到有效水平,规模化集聚发展是工业绿色转型的重要保障,从城市类型看成熟型和油气型城市发展态势较好,Moran指数结果显示研究区内工业绿色发展态势存在较为明显的空间依存关系,局部空间集聚的特征较为明显。②2013年以来黄河流域资源型城市工业绿色转型幅度较大,技术进步是推动资源型城市工业绿色转型幅度提升的主要原因,从城市类型看衰退型和油气类城市转型幅度明显高于其他类型城市,Moran指数结果显示工业转型幅度在空间上呈随机分布状态。③黄河流域资源型城市工业绿色转型绩效分化趋势较为明显,资源型城市发展态势间差异是造成绩效差异的主要原因,并可进一步划分为工业绿色转型区、发展态势滞后区、转型幅度滞后区以及工业绿色转型滞后区四种类型区。最后,针对不同类型区工业绿色转型特点提出了针对性的对策建议。     

基于价格协商型动态博弈的水资源生态补偿模型

为提高生态补偿标准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该研究构建了基于价格协商型动态博弈的水资源生态补偿模型。将水质和水量均相同的水资源在水源区和受水区产生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依次代入非完全信息下有限期和完全信息下无限期2个协商博弈阶段核算出生态补偿资金, 并根据各水源区提供的水量、水质、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及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运用 DEA 方法,基于效率原则和公平原则将补偿资金在水源区内进行合理分配。将模型应用在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核算其生态补偿标准。结果表明：①2014—2019年,受水区的实际总收益为1 144.22 亿元,相应水源区的实际总成本为1 009.45 亿元,而受水区实际支付285.98 亿元,即现行水价制度不能有效体现水资源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补偿资金缺口大。②“同质同量”的水资源在水源区城市和北京市、天津市、石家庄市、郑州市等大中型或南阳市等大型农业区的受水区城市中所产生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差异较大,因此,不能从水源区或受水区单一视角进行生态补偿标准计算。③经模型计算,2014—2019年各受水区需支付的生态补偿总额为775.22亿元,即通过2个动态协商博弈阶段可以有效地解决以生态系统服务价值为依据导致补偿标准过大的问题,避免过度补偿。同时也弥补了现行水价制度导致补偿不足的缺点。基于价格协商型动态博弈的水资源生态补偿模型,同时考虑了水源区要价概率和受水区出价概率,具有良好的演化博弈性能,为跨流域水资源生态补偿标准的核算提供了科学依据。     

pH对BF-MBR工艺处理高强度生活废水的影响

受控生态生保系统中生活废水污染强度大,生物转化后回用于植物培养是废水资源化的有效途径,但面临氮素稳定转化难、碱度消耗较大的问题。以BF-MBR工艺(生物膜耦合膜生物工艺,biofilm-membrane bioreactor)为研究对象,研究了不同pH条件下的好氧硝化性能及硝化动力学,并考察了硝化过程的碱度消耗情况。结果表明,在pH=6.0~7.2内,好氧生物反应器均能获得良好的氨氧化效果,而在pH=6.0~6.5的条件下更有利于全程硝化的维持;氨氧化速率随pH的增加而增大,而亚硝氧化速率在pH 6.6时达到最高;酸性条件下的碱度消耗量远低于碱性条件,而氢氧化钾作为碱液时的消耗量比碳酸氢钾低3.28 g·g^-1。从物料损耗和工艺处理效果综合考虑,硝化系统中最佳的pH可调控在6.4~6.5,此时全程硝化率可达97.8%。以上研究结果可为受控生态生保系统中生活废水处理系统的设计和运行提供参考。     

煤炭资源耗减价值及其“利益共享、风险共担”补偿机制研究

煤炭行业清费建税,资源税从价计征引起了社会各界对资源税费制度改革的热议,而资源耗减价值是资源税费制度改革的重要依据之一。将资源回采率纳入使用者成本模型,科学计量了我国2000-2011年间煤炭资源的耗减价值。分析表明:2000-2011年间,4%折现率下煤炭资源耗减价值增加了22倍之多,而资源税费却仅仅增长了7倍,煤炭资源耗减价值与资源税费实际征收额之间存在有巨大缺口得不到补偿;国家资源所有者权益的实现度与煤炭经济形势呈逆向分布,煤炭工业利润率的上升并没有带来国家资源所有者权益的增加,导致这种错位的原因与我国不合理的资源税收机制有很大关系;资源税税率的理论区间为1.11%-8.85%,与国家规定的2%-10%高度重合,从而说明国家决策的合理性。为使资源所有者权益的实现度与煤炭工业经济形势相"挂钩",以资源税收入等于资源耗减价值为切入点,对资源所有者权益的实现度进行数理分析,求得了资源税税率与当期资源价格的关系,发现固定税率的资源税难以适应市场波动,于是提出"资源税+利润税"的组合税收工具,确定了利润税的起征点,计算得出了资源税和利润税的税率组合。该组合税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平抑经济周期对煤炭工业造成的影响,同时又维护国家资源所有者权益,从而实现国家与煤炭工业"利益共享、风险共担"。     

北京与津冀之间隐性土地资源流动研究

京津冀区域面临着严重的资源紧缺、生态环境恶化和发展失衡的问题,亟需制定科学合理的区域合作新机制。京津冀之间紧密的产品贸易背后隐藏的土地资源流动情况可以为新机制的建立提供科学支撑。这种隐性土地资源的流通情况可以用生态足迹来表征。因此,本研究主要运用京津冀三省市之间的投入产出矩阵来计算北京与津冀之间的生态足迹转入和转出量,并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北京的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周边津冀生态生产性土地资源的支撑,尤其是河北的农用地资源,包括耕地、林地和水产养殖用地。从生态贸易类型来看,2002年和2007年,就北京和河北之间生态足迹流通情况而言,北京是净生态输入型,属于"贸易逆差";河北是净生态输出型,属于"贸易顺差"。2007年北京对津冀生态资源的使用量比2002年有所下降。总体而言,北京对河北生态生产性土地资源的消耗对河北的生态压力不大,其中,水产养殖用地的生态压力最大,2007年水产养殖净流量占河北水产养殖土地的54.27%。2002年北京对天津生态生产性土地资源的依赖加大了天津的生态压力,林业用地和水产养殖用地的净流出量分别是天津相应承载土地面积的4.96倍和3.57倍;2007年,北京对天津生态土地资源利用程度降低,随之,北京对天津生态生产性土地资源的压力变小。尽管2007年与2002年相比,北京对河北生态生产性土地的消耗量降低了,但是,由于河北土地利用结构的变化影响着北京和区域的可利用的土地资源质量和生态环境质量,国家和北京应该帮助河北保护其土地资源,尤其是河北东南部的农田资源在区域中承担着重要的绿色隔离作用,应该受到严格的保护。此外,京津冀区域应该制定整体空间开发战略,加强土地资源保护力度,合理布局产业结构,构建生态安全格局。     

资源产业空间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资源诅咒”效应实证

针对"资源诅咒"研究中自然资源度量指标选取存在的科学性问题,利用资源产业空间集聚代替自然资源丰裕度和资源产业依赖度作为自然资源丰裕程度的解释变量。首先,在Krugman空间基尼系数的基础上,构建适用于测度资源产业空间集聚的计算公式,基于我国30个省(区、市)层面的数据,量化1999—2013年间资源产业的空间集聚程度,分析其排名情况和分布格局。研究显示:我国有15个省(区、市)存在资源产业空间集聚现象,这些地区大多位于长江以北,且均为自然资源富集地区。其次,构建经济增长计量模型,选取存在资源产业空间集聚现象的省(区、市)作为样本空间,并采用多种计量分析和检验方法考察资源产业空间集聚度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的直接和间接关系,分析"资源诅咒"的传导机制。研究显示:1在模型整体估计中,资源产业空间集聚的系数符号均为负,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说明资源产业空间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间的关系呈现负相关,符合"资源诅咒"的基本假设。2在模型分步估计中,人力资本投资、技术创新投入和制造业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正相关,符合经典经济增长理论的逻辑关系;物质资本投资与区域经济增长负相关,可能是由于当地经济主体的消费跨期替代弹性较小,导致物质资本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增益效应小于其对社会人力资本积累的负向效应,进而阻碍区域经济增长;政府干涉程度越高越不利于经济增长。根据研究结果,建议应明确市场调节为主、政府调控为辅的导向机制,进一步提升资源产业空间集聚程度,强化行业人员素质与技术水平匹配,逐步提高自然资源生产和利用效率,从而实现加快地区经济转型,有效促进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全面提升。     

矿业权集聚、经济增长与区域贫困减缓

本文基于泰尔指数法,计算并测度了中国资源富集区的城乡收入差距与行业(矿业)收入差距,然后结合矿业权集聚度的测度结果和中国资源税改革的变动特征,建立面板数据回归模型,考察了2004—2014年中国资源富集区矿业权集聚与经济增长、贫困减缓的长期关系。本文的主要结论是:资源税对矿业权集聚水平和矿业经济增长具有正向刺激作用,但矿业经济增长并不利于地区经济的整体改进,也不利于区域贫困减缓。资源税低水平征收对"资源诅咒"和"区域贫困"具有传导效应,进而对资源富集区的贫困减缓形成阻滞作用。另外,矿业权集聚对地区贫困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异质性揭示了区域资源性收益分配存在的差异。短期来看,矿业权集聚使中央企业惠及更多,是引致"富饶中的贫困"怪圈的重要原因;但长期来看,随着矿业权集聚度的提升,地方政府获得的累积性资源性收益不断上升,渐次增强了地方政府通过社会保障支出实施收入调节的能力,总体上有利于区域贫困的减缓。因此,为实现资源富集区的精准扶贫,资源主管部门在制定减贫措施前,应根据不同区域特点区别对待,短期内应着力于调整资源性收益分配机制,赋予地方更多资源性收益,并加大对社会的保障性支出;长期来看,应探索建立合理有效的资源税体制,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多样化,并鼓励科技创新,进一步提高社会群体的受教育程度,从根本上改变区域贫困产生的内生性环境和外生性环境。     

中国县域资源组合结构的分类研究

按区域经济的发展,遵循资源分布的地域分异规律,论述了中国县域资源的地域组合结构的分类问题。首先对采用多因素综合作用、自然资源与经济资源兼容组合、资源优势、资源系统良性循环等原则进行了必要性的论证;在此基础上重点对其分类方法进行了具体说明,其主要步骤是在确定10种主要的县域资源,建立相关在指标体系的前提下,鉴于威弗组合指数对于划分县域资源组合结构类型的可行性,运用改造过的,角立县域资源地域组合结构类型的划分程序与计算方法。最后,按此分类法,把我国县域资源地域组合结构类型划分为自然资源型、自然资源主导型、自然资源与经济资源混合型、经济资源主导型、经济资源密集类等5个一级类型及其下属的8个二级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