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发展中的代际关系研究

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世代发展的过程。因此．代际公平是可持续发展的根本所在。根据“代际”一词有不同的理解。“公平”在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含义,尤其是对代际公平的含义、原则进行了探讨。代际公平实现的策略是：基于压力-状态-反应的人力资源可持续开发;基于艾奇沃斯方框图分析的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鉴于客观上当代具有优先权,代际之间在环境污染上则采用非合作博弈。     

春季太湖光量子产额空间分布的特征分析

基于2009年4月28日、5月4日、5月5日及5月6日在太湖梅梁湾的栈桥头、直湖港的河口区、太湖中心及胥口湾中心测定的初级生产力及水下光场数据,计算了各测点的藻类光量子产额和P-I曲线,并分析了其空间差异的特征.太湖栈桥头的P-I曲线呈现出明显的光抑制现象;在胥口湾中心和直湖港河口,P-I曲线呈现出弱的光抑制现象;而在太湖中心区域,P-I曲线只达到了光饱和状态,并未出现光抑制现象.单位叶绿素a的最大光量子产额的大小顺序为太湖中心区域、梅梁湾的栈桥头、直湖港的河口区及胥口湾的湖心区.     

FRP加固震损RC柱建模方法及骨架模型研究

为研究震损RC柱采用FRP(Fiber Reinforced Polymer,FRP)加固修复后的抗震性能,本文基于OpenSees仿真平台,根据震后RC柱的表观损伤状态提出FRP加固震损RC柱的有限元模型建立方法。对FRP加固震损RC柱进行5120种工况的Pushover分析,采用三折线荷载-位移骨架曲线,研究损伤状态对骨架曲线特征点参数的影响规律,并通过数据回归分析提出FRP加固震损RC柱的骨架曲线计算模型。分析结果表明:损伤会降低FRP加固RC柱的承载力及刚度,且降低程度随损伤指数的增大而增加,两者近似成抛物线关系;在DS-5损伤状态下,相比于FRP加固完好RC柱,FRP加固震损RC柱的屈服承载力P y、峰值承载力P c、弹性刚度K 1、弹塑性刚度K 2及下降段刚度K 3的均值下降17.9%、14.5%、41.8%、43.1%和19.9%;损伤对FRP加固RC柱弹性刚度和弹塑性刚度的降低程度明显高于屈服承载力和峰值承载力;文中提出的FRP加固震损RC柱骨架曲线计算模型具有较高精度。     

21世纪初华中地区发展的资源环境基础

作为中国21世纪资源开发的重要场所,华中地区资源环境开发利用将对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对华中地区资源本底特征、人地关系演进状态及发展趋势进行了分析,认 为华中地区拥有较好的资源基础,特别是在水土两大资源的结合方面。但是从现状和未来国家高速工业发展看,未来华中地区自然资源承载负荷将面临较以往更为巨大和更为艰难的挑战。一方面,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华中地区在国家未来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协调过程中的重要地位更为突出,另一方面,当地的人口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样会对有限的资源基础造成越来越大的压力。因此,区域发展政策应当做出相应调整。     

苏州城市化进程对降雨特征影响分析

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中,城市下垫面的改变以及人类的生产生活共同作用使大气边界层的特性发生变化,从而影响了城市地区的降雨。位于太湖流域平原水网地区的苏州城市化发展迅速。在分析了苏州城市化发展进程的特点及1953~2000年降雨时间序列特征基础上,采用同时期城区（苏州站）与郊区（望亭站）雨量横向对比、城市化发展不同时期同一站雨量纵向对比的方法,研究了城市化对该地区降雨量、降雨年内分配、降雨发生次数等的影响。通过研究发现：城市化对年雨量、汛期雨量和最大日雨量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作用,其中对最大日雨量的影响最显著;受城市化影响,降雨年内分配有集中的趋势;城市化使不同类型降雨发生次数均增加,其中对暴雨发生次数的影响最大。     

含磷酸盐对聚乙烯粉尘爆燃的抑制影响实验研究

为了揭示含磷酸盐(KH₂PO₄,NH₄H₂PO₄,Ca(H₂PO₄)₂)对聚乙烯粉尘爆炸的抑制作用,通过哈特曼管实验装置和20 L球形爆炸罐,研究含磷酸盐对聚乙烯粉尘爆炸火焰和压力传播特性的抑制效果。采用高速摄影方法记录含磷酸盐对聚乙烯粉尘爆炸火焰传播的影响;采用20 L球形爆炸罐,收集压力传感器数据,分析含磷酸盐对聚乙烯粉尘爆炸压力的影响;采用同步热分析仪研究聚乙烯粉尘和含磷酸盐的热解行为。研究结果表明：含磷酸盐对聚乙烯粉尘爆炸火焰传播特性参数和爆炸压力特性参数均有显著的影响,通过对比得到NH₄H₂PO₄抑制效果相对最好。研究结果可为含磷酸盐在抑爆剂工程应用提供理论基础。     

Environmental pollution,hydropower and nuclear energy generation before and after catastrophe: Bathtub-Weibull curve and MS-VECM methods

In this paper, the life span of hydro and nuclear energy generations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ydro and nuclear energy generation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were investigated for Japan covering the period of 1960–2018 by employing the Bathtub-Weibull curve and Markov switching-vector error correcting (MSVEC) method, respectively. According to the Bathtub-Weibull curve analysis, a rising failure rate for nuclear energy was found, indicating that the life of nuclear energy has expired, but a decreasing failure rate for hydroelectric energy has been detected. Then two different MSVEC models were used. The MSVEC method, unlike traditional approaches, deter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ariables under different regimes. The results of MSVEC methods indicate three important points. First, regime-dependent asymmetry and regime changes are crucial for policy recommendations. Second, the shocks to hydropower and nuclear energy generations cause temporary deviations from the long-run growth path in both regimes. Lastly, the increase in hydropower generation leads to a decrease in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an increase in GDP, and an increase in nuclear power generation increases pollution and growth in both regimes.     

中国低碳城市试点的政策设计逻辑

政策试点是中国国家治理策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政府遵循“由点到面”逻辑以试验手段制定政策的一种常规性工作方法。低碳城市试点是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选择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不同资源禀赋的地区开展试点,探索经济增长与碳排放脱钩的模式。现有文献侧重低碳城市建设的内涵、建设模式与路径、温室气体的核算方法、政策手段、峰值研究与达峰路径、效果评估等,有力地支持了低碳城市建设决策,但对于低碳城市试点的政策设计鲜有涉及。本文从政策过程理论、央地关系两个视角,结合府际学习与竞争关系,建构了中国低碳城市政策“试点–扩散”机制与政府行为的分析框架。中国的低碳城市试点具有探索型开拓性、综合型专业性、授权型自主性的特点,结合三批低碳城市试点的文件要求和实践进展,从政策试点的选点、设计、执行、监督和评估五个方面对于中国低碳城市试点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分析。相较于经济领域的其他政策试点,低碳城市政策试点具有弱激励弱约束的政策环境。地方政府基于自身的学习能力和领导力,在政策创新方面表现出争先、自主、效仿和守成四种行为特征,并以杭州、深圳、镇江、成都四个表率城市做了实证。政策“试点-扩散”的过程从本质上讲是中国政策创新与扩散的过程,可能在现实中需要往复多次进行,中国已陆续开展的三批低碳城市试点工作就遵循这样的政策逻辑。试点的意义是试出问题、解决问题、积累经验。从前三批试点城市评估结果来看,试点城市在低碳发展目标设定、转型路径探索和低碳发展动力转换等方面与社会的预期仍有差距,为此本文提出了推进低碳城市建设的四点建议:一是激发城市低碳发展的内生动力;二是完善低碳城市试点的科学论证机制;三是建立激励与约束并举的长效机制;四是强化市场公平竞争的政策导向。     

“竞争申请制”:可持续发展政策试点与央地关系重构

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提出,开启了人类可持续发展领域最宏大的政策实验,也为开展国际视野的比较公共政策研究提供了难得机遇。执行SDGs及国家可持续发展政策需要处理好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关系,而政策试点是协调这一关系的重要政策工具。已有文献对经济政策试点做了较充分的研究,然而对旨在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政策试点,现有研究尚缺乏成型理论。在复杂央地关系格局下,对于需持续投入成本且成果难以界定的可持续发展政策试点,其具有怎样的不同于经济政策试点的机制?此外,众多西方学者将美国作为政策试点研究的制度基础并视其为“民主实验室”。然而,政策试点在以中国为代表的不同体制国家中同样存在,并以多样的机制发挥作用。那么,不同国家体制内的可持续发展政策试点又有哪些异同?政策试点影响下中国既有的央地关系发生了怎样的重构?对此,本文基于最典型案例原则,选取中国与美国响应SDGs分别开展的政策试点进行比较研究。笔者识别了不同体制下试点机制的异同,指出中国基于“竞争申请制”开展的可持续发展政策试点强化了中央部委与地方政府间关系,形成了地方官员的可持续发展激励,保障了政策试点的实施。     

高职院校试行"综合导师制"的教育教学实践研究

结合学院迎接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和学院“迎评促建”工作的要求,凸现高职教育“以就业为导向”的办学要求,在环境工程系推行了“综合导师制”。意在充分发挥专业老师在教书育人、专业辅导、大学生人生规划和就业素质提高上的优势,积极构建环境工程系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工作格局,建立一种师生互动的新型教育教学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