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遇欧盟排放新政中国航空业将何去何从

欧盟已于2008年通过法案,自2012年1月1日起正式将所有欧盟和非欧盟航班纳入欧盟温室气体排放交易系统(EU-ETS)。国际航空业对此的反应不一,欧盟此举也对中国航空业产生了重要影响。根据国际能源机构(IEA)统计,全球航空业2008年二氧化碳排放(包括国际航空和国内航空)占总化石燃料二氧化碳排放的2.6%,虽然其比例不高,但航空业却是全球二氧化     

彝族农户引入生物质炉CDM减排量估算与效益分析

以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高效低排生物质炉推广项目为例,利用联合国清洁发展机制(CDM)项目方法学AMS.II.G估算了该项目的温室气体(GHG)减排量,并对其效益进行分析。凉山州农户安装使用了37 992台高效低排生物质炉。项目基准线调查结果表明,基准线情景下农户薪柴年使用量Bold值为5.6 t,主要用于炊事与取暖;非可再生生物质比例fNRB,y值为86%。37 992台生物质炉的年减排量为165 966 t CO2e,每年的减排收益为952.6万元。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彝族农户生活质量,减少室内空气污染物排放;每年可节约157 494 t薪柴,占凉山州各类林地年薪柴供应量的3.3%,有利于森林资源的保护。     

澳大利亚碳减排政策对我国的启示

澳大利亚碳税法案是澳洲政府应对气候变化全盘战略的基础,本文简述了该法案的核心内容,浅谈其对我国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减缓全球变暖过程中的相关启示。     

双碳目标下高校低碳路径研究——以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为例

3060双碳目标展示了中国积极应对全球气候的责任担当,提升了我国气候治理的话语权和影响力,树立了发展中国家低碳减排的样板。双碳目标的设定对高校的碳减排提出了更高要求。高校作为密集型用能单位,有责任在校园建设中,靠前发力、深入思考,努力探索高校绿色校园创建的新范式、新路径。文章采用生态因子法、校园碳足迹和问卷调查分析,从切入点、基础点、架构点、创新点等方面进行具体研究、系统谋划,力求创建与时代发展、民族振兴同频共振的高等院校“绿色样板”。这既是对国家战略和教育部行动计划的积极响应,又可以引领、示范和指导社会经济系统转型,为社会发展赋能、为人类文明赋智。     

基于碳减排目标的省域碳生态补偿研究

基于低碳社会背景和碳减排目标,通过构建生态补偿理论框架,设定补偿模式、衡量准则、标准和补偿系数,建立了省域横向碳生态补偿模型,并对各省份进行了量化实证。结果表明:(1) 2015年,各省(除云南外)碳排放均大于碳吸收量,净碳排放总量达274. 60×103万t;(2)碳排放水平在空间分布上呈从东至西递减的态势,而各省碳汇是造成地均碳排放和建设用地地均碳排放空间分布差异的主要原因;(3)区内14省超出生态补偿阈值2 635. 30万t,以最适补偿水平需支付163. 00亿元,16省未达到生态补偿阈值,可获补偿91. 11亿元;(4)受经济发展水平、生态资源本底、碳排放目标强度等因素影响,生态补偿结果与经济发展水平呈空间同质,整体呈"东付西补"的分布状态。最后从构建以中央为主导的生态补偿模式、建立碳收支账户和完善多样化补偿方式等角度对省域横向碳生态补偿制度的建设提出了建议,以求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参考。     

美国征收碳关税对中国碳减排和经济的影响

本文基于全球贸易分析-能源模型(GTAP-E),采用递归动态方法,全面分析美国在2020年针对中国和印度等未实施减排限额的发展中国家实施碳关税对中国碳减排与经济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美国征收碳关税对我国宏观经济将造成较显著冲击,将导致中国产品贸易流向、贸易结构和生产结构出现显著调整。其中,化学橡胶及塑料制品、机器设备制造、金属冶炼加工产品等隐含碳含量高且对美国市场依赖程度高的部门出口将较大幅度下降,生产遭受较严重的负面影响;此外,与这些产业部门紧密相关的上游资源产品等部门因需求降低也将受到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其他产业部门则由于生产要素价格下降,生产成本降低,出口和产出将有所增长。虽然美国实施碳关税能降低中国及全球碳排放,但是作用非常有限。基于研究结果,我们提出国家需要防范美国碳关税所导致的贸易和经济风险,并特别注意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同时采用碳关税的综合影响。另一方面,中国可以考虑基于"避免双重征税"的原则在国内主动实施碳税,以应对碳关税的实施;同时,需要加强在不同情景下中国主动征收碳税以应对碳关税的相关研究。     

城镇化率、要素禀赋对全要素碳减排效率的影响

基于超越对数生产函数,并运用产出距离函数建立以资本、劳动力和能源为投入要素,以GDP和CO2排放为产出要素的随机前沿模型,分别测度全国30个省区1995-2010年期间全要素CO2的排放效率。在此基础上,从城镇化水平、要素禀赋、人口规模、产业结构、技术因素等五个维度出发,运用Tobit面板模型对影响全要素碳减排效率的因素及其显著程度进行了实证分析。主要结论表明,从全国层面看,城镇化率、资本深化程度与全要素碳减排效率均呈非线性影响关系,随着城镇化率的提高、资本的逐步深化,碳减排效率经历了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能源密集度本身对碳减排效率无显著作用,但对城镇化水平促进碳减排效率提高有放大效应;人口规模的减小、二产占比的下降与能源强度的降低均会促使碳减排更有效率,人口规模因素对碳减排效率的影响系数为0.049,略高于产业结构因素和技术因素,相关系数分别是0.030 6和0.014 2。进一步将全国样本按照要素禀赋异质性分为资本密集型省区、能源密集型省区、劳动密集型省区,对三个子样本的回归结果显示只有能源密集型省区的城镇化率与全要素碳减排效率之间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存在相关关系。由以上结论得到的启示是,政府面对国际碳减排和全面推进城镇化建设双重压力下,要注意从不同省份要素禀赋的异质性出发,通过建立碳市场等措施倒逼能源型省份控制城镇化进程;疏通资本密集型省区资源向节能资源研发部门流动的通道;充分发挥劳动密集型省区的人口红利作用和第三产业对第二产业的挤出效应。     

深圳市纯电动泥头车减污降碳协同效益评价研究

新能源汽车替代传统燃油车是减缓能源与环境压力并如期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途径,但在重型车辆、工程车等领域推广较为缓慢.深圳市自2019年开始推广使用纯电动泥头车,并计划到2025年新能源环卫、泥头车数量达到8000辆.为深入探究纯电动泥头车替代柴油泥头车所产生的减污降碳协同效益,本研究基于一手调研数据,采用生命周期评价方法并结合GREET模型,对比分析了两类泥头车在燃料周期、车辆周期和配套设施周期3个周期内的能耗、主要空气污染物及碳排放情况.结果表明,纯电动泥头车全生命周期内能耗较柴油泥头车可减少36.2%,主要污染物如NO_x、SO₂、VOC和PM_2.5降幅分别达81.3%、37.8%、29.0%和25.9%;温室气体(GHGs)排放强度减少14.4%,基准情境下2030年和2050年推广纯电动泥头车GHGs累计减排量分别为71.4万t和258.5万t.尽管节能减排效果显著,但其初始购置和售后维保成本过高是制约其推广的最主要因素,通过降低车辆及电池生产制造成本、提高充换电设施数量及售后维保能力等有望加快泥头车纯电动化.     

增长、就业及减排目标约束下的产业结构优化研究

该研究建立了投入产出框架下的产业结构优化模型,在减排目标、GDP增长率、就业率的多重约束条件下,测算了中国实现国民经济最小波动的最优产业调整路径,揭示了低碳经济与可持续发展下应当鼓励和控制发展的重点行业:产值提升最大的应包括批发零售贸易、公共与居民服务业、机械电气设备制造维修业、住宿餐饮业等排放系数较低且最终需求水平较高的行业,产值下降最大的则是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以及石油加工及炼焦燃气等,这些行业无疑是实现国家在稳定增长前提下减排目标的关键。通过调整约束条件的强度,研究发现,随着碳减排约束的收紧、以及经济增长目标的提高,所需的产业结构调整幅度会逐渐增大,并且减排力度加强所要求的结构变动比经济增长率提高所要求的变动更大,因此对于中国经济未来发展,实现减排任务比片面追求GDP增长率难度更大、成本更高。由于模型解得的理论最优变动率普遍小于过去10-20年中国各行业的实际增长率,因此本研究提出的"降排放、保增长"的产业结构调整方案具有一定的现实可行性。尤其是第一产业和矿产开采业近10年的实际变动率已经接近模型求解的最优调整方案,但是大多数行业的实际增长值要远超过理论最优值,所以适当放缓增长步伐,能够在保持适当的经济增长率与就业率的前提下,有效降低能耗及排放强度。     

天津市滨海新区家庭直接能源消费碳减排分析

以天津市滨海新区家庭直接能源消费碳排放量为基础数据,运用统计类比分析的方法分析了居民家庭通过有意识改变直接能源消费方式所能带来的碳减排空间及碳减排结构。分析表明,5、6月平均户均碳减排量为27.75kg(以CO2减排当量计,下同),平均人均碳减排量为9.20kg,平均减排比为8.92%。家庭用电的碳排放量具有最大的减排空间;燃气的碳排放量相对于用电和交通较小,但燃气节约比相对最高,因此居民燃气的碳减排空间也相当可观;私家车是影响家庭交通出行碳排放量的最重要因素。家庭人口与住宅面积不是影响家庭碳减排量的主导因素,居民的环保意识及行为在家庭碳减排中起重要作用。因此,提高居民的低碳环保意识,改善居民的生活方式,对于国家碳减排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