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红色旅游资源与乡村旅游资源共生系统研究

选取贵州省1176个红色旅游点、3380个乡村旅游点作为研究样本,采用协调共生模型、地理加权相关系数、CART决策树模型探究红色旅游资源与乡村旅游资源的共生模式、共生空间格局和共生环境。结果表明：(1)在共生模式上,两大资源的共生协调值较低,共生模式以濒临失调共生及初步失调共生为主,整体呈低水平同步发展特征;(2)在共生空间格局上,两大资源在地理空间上具有圈层分化、集中连片分布特征,呈“一环三区”的共生格局;(3)在共生环境上,两大资源的共生环境受多因素的综合影响,呈多样性和复杂性特征,文旅环境是主要共生环境,经济社会共生环境是次要共生环境,而乡村社会环境对共生关系的影响相对较小。     

中国乡村绿色发展路径的多元外溢效应与补偿机制——基于CGE模型的情景模拟分析

通过构建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本文动态模拟2022—2031年乡村绿色发展路径对总体经济、农业部门与农户的直接影响效应,对工业服务业、城市居民与资源环境（碳排放水平）的多元外溢效应以及补偿机制对各部门、各主体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1)从直接影响来看,乡村绿色发展对总体经济、农业部门的碳排放与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呈正相关关系。(2)从外溢效应来看,乡村绿色发展整体上对工业和服务业的碳排放与对经济增长的外溢效应同样显现为正相关关系,而农业绿色创新对工业部门的碳排放与对经济增长的外溢效应为负相关。(3)从外溢补偿机制的影响效应来看,对农户绿色消费行为实施消费侧外溢补偿机制较为有效,能够全面提升各产业部门的经济增长和减少其碳排放;对农业绿色创新实施外溢补偿机制将引致创新资源的市场扭曲;而绿色能源供给侧引入外溢补偿机制则能进一步提升其结构性减排效应,但不利于总体经济和工业部门的增长。     

旅游城镇化驱动乡村振兴的演进过程及关键路径——以张家界为例

采用综合指标法测度旅游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发展水平,结合时间序列法量化旅游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关系,并运用案例分析法解析旅游城镇化驱动乡村振兴的关键路径。结果表明：(1)旅游城镇化驱动乡村振兴是以旅游业为驱动载体,以“就地就近”城镇化为基础,在“市场链接、产业融合、行政势能、制度嵌入、规划引导、资金支持”等外部因素干预下,乡村基于自身基础条件选择合适发展路径并实现乡村振兴的过程。(2)基于时间序列法,发现张家界旅游城镇化是驱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因素,且随时间推移,旅游城镇化对乡村振兴的驱动作用日渐明显,逐步超过乡村自身发展带来的影响。(3)张家界旅游城镇化驱动乡村振兴的演进过程分为介入阶段（1989—2000年）、分化阶段（2001—2008年）、转型阶段（2009—2014年）和融合阶段（2015年至今）。(4)张家界旅游城镇化驱动乡村振兴的关键路径主要分为景区城镇化和城镇景区化两种。     

共同体视角下旅游型传统村落乡村性重塑探究——以湘西地区为例

乡村振兴背景下受旅游要素驱动,传统村落乡村特性出现主动或被动地解构、重构,乡村性作为表征该类村落存在的核心要义,其强化、弱化会加速村落振兴、衰亡。为此亟需对其展开综合探究,积极引导其良性延续、传承,助力传统村落保护与旅游可持续。本文以湖南省西部地区典型传统村落为例,基于共同体理论,根据乡村振兴总要求从生态、经济、文化和社会4个层面构建具有地域特色的乡村性共同体重塑理论框架,以此推动各乡村性要素系统重塑。结果表明：(1)共同体视角下,旅游型传统村落生态、经济、文化和社会各乡村要素在乡土空间孕育衍生,随着村落发展不断变革衍化又反馈于乡村性建设,其中生态是基础,经济是支撑,文化是核心,社会是基底,共同推动村落开发和乡村性保护传承。(2)因自然资源、人文禀赋及旅游资本介入程度不一,该类地区生态、经济、文化和社会要素对乡村性重塑的作用强度和方向均不同,致使乡村性表征及演化过程差异显著。(3)以乡村振兴战略要求为标杆衡量乡村性发展程度,结合区域特性这一核心竞争力,从现状问题、保护对策和建设目标等方面构建旅游型传统村落乡村性重塑实践过程,形成传统村落乡村性保护传承和旅游可持续的一般规律认识。     

乡村振兴背景下社区居民旅游创业意愿研究——基于分布式认识理论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选择兰州市榆中县浪街村社区为研究对象,依托分布式认知理论,构建了居民旅游创业意愿和影响因素模型。结果发现:(1)个人力因素不是形成创业意愿的决定性因素。(2)在地域力方面,大部分居民参与旅游创业的资源条件有限。(3)在文化力方面,领导和以领导为核心的社会关系网是旅游创业意愿形成和转变的决定性因素,并且能够将这种创业意愿转化为创业行为。在研究基础上,提出对策建议:注意培育旅游创业主体,增强现存社区创业能力,争取外部专家与辅助者的支持,以增强乡村旅游发展的可持续性。     

发达地区乡村聚落空间重构的特征与机理研究——以苏南为例

乡村重构是乡村地理学研究的新内容,乡村聚落空间重构是在城镇化背景下,乡村受到各种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引起乡村聚落空间格局出现阶段性的转变,是乡村转型发展的过程.论文通过建构乡村聚落空间重构的测度指数和理论框架体系并以苏南地区为案例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乡村聚落空间重构受乡村系统内外综合因素共同作用,城镇化、工业化、政府调控、乡村自身的更新改造和空间生产等因素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乡村聚落空间重构,且不同的重构阶段,乡村聚落空间形态和作用机制存在差异,未来乡村聚落空间重构的路径应是基于多重作用力和不同作用模式基础上的、以城乡资源空间重构为导向的综合创新路径,研究有助于丰富乡村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     

滇西贫困山区农村水环境保护和治理对策思考与建议

滇西贫困山区是国家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主战场,这些区域大多又是生活饮用水水源地以及大江大河源头,区域生态环境敏感度高,面临着消除贫困与保护环境的双重挑战.结合扶贫驻村经历,分析了滇西山区农村在脱贫攻坚、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水环境保护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关治理建议.     

乡村路网对三峡库区社区水平森林结构的影响

道路作为人为扰动介质被认为是短时空尺度森林景观演化或用途转换的主要驱动力之一,体现为明显的“通道-阻隔”效应。论文以重庆市石柱县西沱镇为例,以3期遥感影像和调研数据为基础,利用ArcGIS的缓冲叠加功能,基于路网动态变化角度,从类型、林龄、起源等主要森林结构方面分析路网变化对森林结构变化的影响。结果表明：1）研究区道路数量先增加后减少,道路质量以等外公路和村级公路的改善为主。2）道路对森林景观干扰性明显。森林从类型、起源、林龄三方面在道路缓冲区内的破碎度均高于非缓冲区内的破碎度。1992—2002年及2002—2014年两个时期相比,前一时期其他灌木林、幼龄林以及萌生林大幅减少,基本表现为道路缓冲区内减少量大于非缓冲区内减少量。后一时期乔木林、中龄林以及萌生林有所增加,其他灌木林和成熟林轻微减少,其中,乔木林在道路缓冲区内增加量大于非缓冲区内增加量,中龄林及萌生林则表现为道路缓冲区内增加量弱于非缓冲区内增加量。3）道路影响域范围内,在无政策性干预条件下,道路的增加和质量的提高很大程度上导致森林景观的退化,低级路段的消失则有助于森林景观的恢复。     

云南昭通市坡地聚落空间特征及其成因机制研究

坡地聚落是我国山区聚落的重要类型,多处于生态条件差、经济落后的山区。随着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进入实施阶段,充分认知坡地聚落面临的生态、贫困、聚落重组、人口迁居等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论文以云南省昭通市为研究地区,运用GIS方法详尽探讨其坡地聚落的空间特征,并从区域发展视角分析坡地聚落空间特征的成因机制。研究表明:昭通市具有坡地聚落比例高、聚落密度突出、聚落分散布局、人类活动强度高、民族聚落垂直分异等显著特点。特殊的区位、人口基数和高人口增长率导致了高密度的聚落分布;生态脆弱、贫困和单一的农业生产方式加剧了人类活动强度;低城镇化工业化水平、有限的城市集聚力与欠发达的商品经济是聚落分散态势的重要成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