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影响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简称“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影响了我国经济水平较低、环境管控力度较薄弱的农村地区的发展.通过对新冠肺炎防疫过程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间的相互关系进行剖析,探究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主要影响.结果表明,农村垃圾堆积、污水处理不当、厕所粪污无害化处理不达标以及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等农村人居环境薄弱环节,存在形成病毒传播扩散途径的风险.而交通运输限制虽然有效抑制了新冠肺炎疫情扩散,但也致使农村人居整治工作延滞.同时,新冠肺炎疫情的传播扩散在短期内限制了农民行为活动,降低了群众对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的热情.据此,建议应健全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制度,完善整治工程技术,从而在有效管控新冠肺炎疫情传播的同时,更好地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高农民生活质量,为疫情过后恢复农民生活、农业生产以及农村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基于LCOE模型的光伏发电经济效益分析:以宜昌农村地区光伏扶贫电站项目为例

光伏发电是我国重要的清洁能源发展战略,也是资产收益扶贫的重要方式.为了探讨光伏发电项目对政策的依赖性及其在经济上的可持续性,采用平准化度电成本（LCOE）模型开展研究,并开发出平准化度电净现值（LNPVE）模型用于研究光伏发电项目的长期经济效益及其影响因素.将上网电价与补贴作为效益指标引入LCOE模型,即得到LNPVE,LNPVE为折现度电收入和折现度电成本之差.LNPVE模型不仅能将政策因素引入经济效益分析中,同时还能考虑效益变动,从而分析光伏发电项目的经济可持续性.以宜昌市长阳土家族自治县渔峡口镇村级光伏扶贫电站项目为案例的分析表明,从LCOE模型结果来看,案例项目能够实现经济效益;然而从LNPVE模型结果来看,现行补贴上网电价下案例项目的长期经济效益仍存在不确定性,且这种不确定性随着光伏发电上网电价补贴“退坡”政策的出台而有所强化.敏感性分析结果表明,影响案例项目经济效益的首要因素是技术因素,其次是政策因素,再者是经济因素.若案例项目以无补贴标杆电价平价上网,则需将单位造价降低19.3%或者年利用小时数提高14.8%;若要进一步实现以燃煤发电上网电价平价上网,则需将单位造价降低97.0%或者年利用小时数提高182.1%.因此,应当针对光伏发电特别是村级光伏扶贫项目实施必要的电价补贴,将补贴“退坡”与提高光伏发电效率相结合,并将有针对性地提高补贴效率作为光伏电价补贴的重点,同时高度重视技术改进及推广应用和运营维护的成本降低及质量提高,以持续实现光伏发电项目的经济效益.      

我国农村生活污水污染排放及环境治理效率

当前我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形势依然严峻.利用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成果,分析了我国2017年农村生活污水排放情况,并基于熵值法和数据包络分析（DEA）模型从技术效率、经济效率两个角度对治理效率进行评价.结果表明:①我国农村生活污水中COD排放量约占生活源排放总量的50.8%,NH₃-N、TN和TP排放量分别占生活源排放总量的35.0%、30.5%、38.7%,污水及污染物排放去向以直排入水体、直排入农田和其他途径为主,三者占80%以上.②我国沿海用水量较大地区的水冲式厕所比例超过80%,且农村生活污水有效治理比例仅为11.0%,导致我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技术效率仅为8.6%,且区域差异较大,其中有23个省份小于10%,技术效率普遍较低.③相比浙江省、上海市、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青海省、西藏自治区等地（经济效率均为1）,我国其他省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的经济效率有很大改善空间.农村生活污水中人均COD排放强度、人均NH₃-N排放强度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间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均呈一定的倒“U”型关系,人均TN排放强度、人均TP排放强度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之间的EKC则均呈“N”型特征,有波动上升趋势.研究显示,我国农村生活污水治理效率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与城镇相比,农村的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建设还比较落后,应以源头减量、分类处理、循环利用为导向,加强统筹规划,梯次推进,加快提升我国农村污水治理水平.      

黄土高原沟道治理：几百年来与洪水和泥沙的斗争

黄土高原千沟万壑,沟道密集,长度大于500 m的沟道有666700多条。正是这些纵横交错的沟道,把黄土高原切割得支离破碎。在新中国成立前,黄土高原沟道治理的历史实际上是当地老百姓与洪水泥沙作斗争的苦难史。新中国成立后,为保障黄河的安澜,黄土高原水土流失治理纳入到国家议事日程,其中“治沟”一直是重头戏。在黄土高原沟道治理中,淤地坝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经过70年的努力,淤地坝建设不断总结经验,提高工程质量,扩大建设规模,为控制黄河泥沙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近年来,黄土高原沟道治理出现了新的模式——治沟造地工程。实际上,治沟造地是淤地坝建设的继承与发展,包括坝系建设、旧坝修复、盐碱地改造、荒沟闲置土地开发利用、生态建设等多个方面,是一种综合的沟道治理体系。当前,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国家战略的驱动下,黄土高原沟道治理已不仅仅是一个科学技术问题,而是一个需要融合自然科学和经济社会科学的综合性发展问题。因此,未来黄土高原沟道治理,不仅需要与洪水和泥沙的斗争,还需要与贫穷和落后作斗争,将沟道治理与经济社会发展相结合,提高黄土高原农村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我国四十年农业农村环境保护的回顾与思考

本文对我国四十年农业农村环境保护的问题、政策与机构的变化脉络进行了系统梳理,从社会经济发展的高度,从机构职能与政策的角度进行深层次思考,认为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从本质上理顺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2018年国家机构改革为解决农业农村环境问题确立了组织保证,我国搞好农业农村环境保护有了根本好转的基础和条件。     

非规模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政策建议

我国非规模畜禽养殖量大、面广,存在污染治理设施配套不足、环境监管难度大等问题,使得非规模畜禽养殖对环境造成的污染日趋突出。本文通过资料查阅和现场调研,在对我国非规模畜禽养殖量及污染防治现状全面分析的基础上,总结出我国非规模畜禽养殖污染防治中存在的突出问题,针对性地提出防治非规模畜禽养殖污染的政策与建议,以期为非规模畜禽养殖环境管理提供参考。     

农村环境绩效评估指标体系研究

环境绩效评估是目前国内外应用广泛的一项环境管理工具。国家高度重视农村环境治理与改善,却尚未建立起统一的农村环境绩效评估机制。本文针对我国农村环境现状和特点,初步建立了农村环境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和评估方法,并以N县S镇为例进行了农村环境绩效评估案例研究,以期为我国农村环境绩效评估提供思路。     

农村环境污染来源分析及监测研究——以杨庄村为例

农村环境污染源主体分散、隐蔽、排放随即、不确定,产生的污染物面广、量大、分散、成分杂、治理难度大。为科学合理地监测农村环境,首先对农村环境中如固体废物、环境空气、土壤、地表水、地下水及声环境污染的来源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根据污染源的类型、属性,针对性地提出了各种不同环境要素监测点位布设时需要考虑的问题;以西安市杨庄村为例开展土壤、环境空气、地下水饮用水监测,并对监测结果等进行分析评价。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技术专利研究进展

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是农村综合环境整治中的重中之重。通过查阅我国近年共计143项涉及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的申请技术专利,统计分析了我国农村生活污水处理专利技术中所采用的工艺类型、出水执行标准、4项主要污染物指标处理率(化学需氧量、总氮、总磷、氨氮)、申请单位分布情况,对我国农村污水处理技术专利的研发现状进行总体评价。研究发现,当前我国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技术专利的主要研发力量为环保企业,占比53.9%;绝大部分技术专利中缺乏具体的出水执行标准,在22.4%的注明出水执行标准的技术专利中,以GB 18918—2002《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为最主要的水质参考标准,占比65.6%;农村生活污水处理的主要工艺类型为生物法、湿地处理法和过滤法3种,其中含有生物法的技术专利占比高达78.3%;一体化污水处理设备作为具有应用前景的分散型污水解决方案,在农村污水处理专利技术中初具份额,占比35%;技术专利中对于水质指标的考察重视程度由大到小分别为COD、氨氮、总磷和总氮,污染物去除的难易程度由易到难分别为COD、总磷、氨氮和总氮。     

不同基质配比对农村生活垃圾厌氧发酵效率及稳定性的影响

以典型农村生活垃圾餐厨垃圾(Food Waste,FW)与纸类垃圾(Paper Waste,PW)为基质,通过中温(35℃)批次厌氧共发酵试验,探明不同配比的基质在厌氧共发酵4阶段(水解阶段、酸化阶段、乙酸化阶段、产甲烷阶段)的动力学特性,再结合挥发性脂肪酸(Volatile fatty acids,VFAs)在系统运行过程中的变化,确定FW与PW的最佳配比。结果表明,水解阶段是纸类垃圾的主要限速步骤,而VFAs积累限制了餐厨垃圾甲烷化进程的提高,且VFAs积累主要以丙酸与丁酸为主。当w(FW)≥35%时,产甲烷速率随VFAs质量浓度增大而线性减小,过高的VFAs质量浓度抑制了产甲烷菌的活性。FW与PW最佳基质配比为35∶65(质量比),在此条件下反应速率最为突出,系统运行高效,VFAs能及时被产甲烷菌利用,无有机酸积累,系统运行平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