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个体防护装备的绿色设计

按照《劳动防护用品管理规定》的定义，个体防护装备是指劳动者在劳动过程中为免遭或减轻事故伤害或职业危害所配备的防护装备，具体来说，可分为一般个体防护装备和特种个体防护装备。防护的范畴非常广泛。它包括工业生产安全、劳动者的职业健康以及广大民众的个体防护，自然灾害的预防，环境和自然的安全等很多内容。在国外，只要是和人有关的产品，都涵盖在个体防护这个概念里。     

浅谈抗生素的合理使用

近年来，抗生素在临床的应用极为广泛，据有关资料表明，占门诊处方30%以上，住院患者用药40％以上，所以说，临床上接触最多的问题是有关抗生素的合理使用，现从抗生素的品种选择、联合用药和不良反应提出如下探讨。     

中国居民潜在国内出游力的区域差异

运用因子分析法对中国居民潜在国内出游力的区域差异作了分析,得出影响国内居民出游力的因子包括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增长能力、区域居民收入和经济发展的外向性、行业从业结构、区域经济发展活力4个主要因子,并利用聚类分析法将中国居民潜在的国内出游力划分为5个层次.     

畜禽粪污集中处理模式中的三方演化博弈研究——基于规模差异与政府干预视角

作为环境污染治理的新举措,畜禽粪污集中处理中心虽然在高效处理粪污、提高资源利用质量、改善农村环境等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但是,其在运营中依然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如设备利用率低下、粪污未能得到有效收集、骗取补贴等。为了探讨上述运营困境的形成机理,本文从养殖规模差异化与政府干预视角出发,构建政府、养殖户与处理中心三方共同参与的演化博弈模型,并在不同情境下探讨三方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与演化路径。研究表明,当小规模养殖户占比较高时,处理中心会选择“投机”策略加以获利,反之,在粪污处理需求大的规模养殖地区,处理中心则倾向于“不投机”的稳定经营策略;虽然政府补贴对于养殖户选择“参与”策略具有促进作用,但是,对于小规模养殖户而言,仍有一定的概率选择“不参与”策略;政府需要综合考虑处理中心的预期收益、受奖惩力度等因素制定合理补贴范畴,若补贴过高且缺乏相应的监管机制,处理中心会为了谋求更多利益而采取“投机”策略;当处理中心投机行为较频繁时,政府需加大监管并提高惩罚力度,以维护畜禽粪污集中处理模式正常运作。     

耕地细碎化和劳动力老龄化对水稻化肥施用强度的影响

化肥过量施用已成为中国农业生产中较普遍现象,且小农家庭经营仍是中国当前乃至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农业经营的主要形式,因此,探究小农户化肥过量施用行为内在机理,是中国农业实现化肥减量增效政策调控的焦点。基于湖北东南地区775份水稻种植户调查数据,采用有序Logit模型分析耕地细碎化和劳动力老龄化对水稻化肥施用强度的影响。结果表明：(1)耕地细碎化和劳动力老龄化对化肥施用强度呈显著正向影响,且耕地细碎化对化肥施用强度的正向影响远大于劳动力老龄化;(2)耕地细碎化和劳动力老龄化对化肥施用强度的影响受地貌类型制约,其中,耕地细碎化对低山丘陵区化肥施用强度的正向影响远大于岗地平原区,而劳动力老龄化对低山丘陵区化肥施用强度的正向影响略大于岗地平原区;(3)耕地质量等级和水稻种植规模对化肥施用强度呈显著负向影响,而稻谷商品化率对化肥施用强度呈显著正向影响。     

盐都区PM2.5污染特征的城郊差异及成因初探

为探究城郊细颗粒物（PM_2.5）污染特征的差异及其成因,利用2022年盐都区城区和郊区ρ（PM_2.5）数据,分析了城郊站点ρ（PM_2.5）水平和日变化特征的差异,并从污染来源和传输影响两方面进行了成因初探。结果显示：2022年盐都郊区ρ（PM_2.5）年均值较城区高23.1%;郊区站点ρ（PM_2.5）日变化峰值更突出,春、夏、秋三季早晨峰值出现在06：00左右,明显早于城区站点。PM_2.5特征组分质量浓度比值和化学质量平衡（CMB）模型模拟结果表明,城郊站点PM_2.5的主要贡献源为移动源、燃煤源等,城区的餐饮源和郊区的生物质燃烧源也有贡献;此外,郊区站点受二次生成的影响要远大于城区站点。ρ（PM_2.5）与城市热岛效应强度（UHII）间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郊区受热岛效应影响的程度相对城区更强;各季节郊区ρ（PM_2.5）与UHII均呈负响应,UHII越强,郊区PM_2.5的水平扩散能力越强,城郊PM_2.5的垂直扩散能力差别越明显。后向气流轨迹分析结果表明：郊区受到来自西南（安徽中部、江苏中部）方向、东部（黄海、东海）方向以及高空下沉污染气团的影响明显强于城区,外来污染气团的输送也是郊区ρ（PM_2.5）高于城区的重要原因。     

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能力提升的驱动因素研究——基于2004—2020年30个省份的实证分析

提升末端生活垃圾处理能力,走出城市“垃圾围城”之困,一直是地方政府关切的核心议题。为探究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能力的影响因素及其时空差异,从“政府能力系统”视角出发,围绕需求驱动、经济驱动、政策驱动、技术驱动四个维度,提出相关研究假设,并运用2004—2020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生活垃圾清运量、人均GDP、地方环保支出、政策文本出台数量、无害化处理厂数量以及市容环卫专用车辆数均对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能力的提升具有促进作用。在时间变化上,2004—2007年为生活垃圾处理能力初创阶段,受到经济、政策与技术驱动因素的显著影响; 2008—2016年为生活处理能力缓慢提升和局部发展阶段,持续受到技术驱动因素的显著作用;2017—2020年为处理能力全面提升阶段,需求、经济与技术因素均呈现出显著促进作用。在区域变化上,经济驱动的影响效应由东部向西部逐渐减弱,需求驱动、政策驱动因素只在东部地区影响显著,技术驱动因素对不同区域的生活垃圾处理能力均具有显著促进作用。最后,研究从源头减量、资金投入、政策倾斜与技术创新等方面,对促进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能力的发展提供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重心转移视角下新型城镇化与生态足迹时空差异及其耦合关系研究——以四川省为例

在生态文明建设理念下,如何实现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已成为我国亟待破解的重大难题。以快速城镇化的四川省为研究对象,运用重心耦合模型,对2005～2015年新型城镇化与生态足迹的时空演变、转移路径及空间耦合特征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四川省城镇化与生态足迹水平均呈现持续增长态势,时空差异明显,新型城镇化水平呈现出盆地中部高,由内至外逐层降低的圈层式分布格局,生态足迹水平呈现出以攀（枝花）成（都）绵（阳）为轴线,西北低、东南高的对称式分布格局;(2)新型城镇化重心持续北移、移动幅度较小、规律性明显,生态足迹重心先南移后向北回撤、移动幅度较大、规律性较差;(3)新型城镇化与生态足迹的空间重叠性呈现先靠近后分离再靠近的波动态势,变动一致性由相反到趋同,空间耦合趋势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