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经济带区域经济差异分析

长江经济带是与沿海经济带并列的国家一级发展轴线,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其内部区域经济差距日趋扩大,如何缩小差距以促进长江经济带整体和谐发展是摆在当前的重要任务。基于SPSS12.0统计分析软件和历年统计数据,分析长江经济带内部三大地区及41个地市之间的区域经济差异,找出产生区域差异的主要因素,然后对这些因素进行分析,以期在此基础上找到缩小区域差异、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建议。最后对长江经济带内部各省市经济发展进行预测,分析长江经济带各省市发展的趋势。长江经济带内部差异显著,且有拉大趋势;发展前景良好,是国家重要的经济增长轴。     

中部地区区域经济发展的极化分析

以经济增长极理论为基础,建立相应指标评价体系,采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方法,对中部地区区域经济发展的极化机制和空间极化差异进行分析。研究显示：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极化机制在于经济发展成果、经济投入和城市化发展,它们对区域经济极化贡献程度依次降低,进一步的评价指标变化度揭示,不同指标对关键因子变动的贡献也不一样,由此得出10项重点控制指标;通过对前两个全局主成分投影的组合分析,发现中部省份的经济投入与经济产出效果差,着力提高投入产出效率是该地区极化系统得以完善的根本。进一步的综合变动轨迹分析显示,中部地区经济极化程度不强,但经济极化强度随时间正逐步加强,因此,加大对极化程度较强的湖北、湖南和江西的扶持有助于该区极化系统的完善。     

环保科技投入与环保产业发展的区域差异研究

采用多维区域差异指数衡量了 1994— 2 0 0 0年间环保科技投入的地区差异和 1996— 2 0 0 0年间环保产业年产值的地区间差异 ,得到了两者的年度变化趋势 ,并分析了近年来环保科技投入地区差异扩大的原因。     

土壤中锰赋存形态的地域性差异研究

用连续分级浸提法研究了我国南北方土壤中锰赋存形态的各自特点和两者的差异，并探讨了造成锰有效性差别的直接原因。     

贵州省水资源承载力的空间地域差异

水资源承载力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可持续发展过程中各种自然资源承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综合的发展和发展规模有至关重要的影响。由于水资源承载力是涉及到人口、社会经济发展以及资源环境在内的复杂巨系统,通过利用综合多种因素的状态空间法,从综合、宏观的角度来描述研究区域现实的承载状况,并对其进行定量化表示和分析。以贵州省为例,根据其具体情况,选取了9个指标构成评价指标体系,并对各指标运用反映客观赋权的熵值法进行权重的确定,然后通过状态空间法求算出贵州省现实的水资源承载状态值及其理想状态值。计算结果表明,贵州省目前的水资源承载状况总体上处于超载状态,但不同的地区又有所差异,表现出一定的空间地域性。根据贵州省水资源承载的现状值与理想值的比较,把整个贵州省水资源承载力划分为3种类型区：严重超载区、满载区及可载区。计算结果符合贵州省水资源实际情况,对贵州省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湖南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与区域协调

湖南省是一个人口众多,经济尚不发达的内陆省份,选择１４项指标,使用因分子分析法对湖南各县（市）的经济发展水平进行了综合评介。评价结果表明：湖南各县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明显差异,１０５个评价单元（县,市）可划分为五个层次：发达地区,中等发达地区,初等发达地区,较落后地区和落后地区。为实现湖南经济的快速增长与区域协调发展,应采取以下对策;（１）实行“适度非均衡－均衡”发展战略;（２）以“点－轴系统”开     

基于泰尔熵指数的中国区域能源效率的差异性分析

本文以能源强度作为能源效率指标,对1995-2010年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进行了能源效率分析,并运用泰尔熵指数对三区域能源效率的差异性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总体、区域内、区域间能源效率差异均呈现不断减小的趋势,总体能源效率差异和区域内能源效率差异减小的速度较快,且总体能源效率差异的主要构成部分是区域内能源效率差异。三区域内部能源效率的差异性表现各异,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内部能源效率差异逐渐减小,而西部地区内部能源效率差异则呈现出波动变化特征。     

黄土高原气候变化特征及原因分析

基于黄土高原111个气象站点1961—2018年逐日气温(最低气温、最高气温、平均气温)和降水数据,采用Mann-Kendall趋势分析、Sen's斜率估计和小波周期等方法分析了气温和降水的时空变化特征,并采用小波交叉功率谱分析方法对影响区域气候的环流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显示:(1)黄土高原1961—2018年平均...     

六溴环十二烷对映体对玉米的生理和基因损伤研究

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对α-六溴环十二烷(α-HBCD)对映体进行手性拆分,制备获得(+)-和(-)-对映体.以玉米为受试植物,利用水培实验方法,采用不同浓度梯度的(+)α-HBCD、(-)α-HBCD及(rac)α-HBCD溶液对发芽后的玉米幼苗进行暴露,开展α-HBCD对映体对植物生理和基因损伤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不同α-HBCD对映体暴露后玉米根部形态发育异常,(+)α-HBCD处理的玉米根须明显稀疏;植物根部组织、地上部的生物量和长度的相对抑制率与暴露浓度线性相关,其中,(+)α-HBCD对玉米生长的抑制最强;玉米地上部叶绿素含量随α-HBCD暴露浓度的增加而显著降低,且降低量顺序为(+)α-HBCD(rac)α-HBCD(-)α-HBCD;低浓度的(+)α-HBCD显著诱导了玉米根部组织和地上部超氧化物歧化酶(SOD)和过氧化氢酶(CAT)的活性,高浓度时则表现为显著的抑制作用,其中,SOD对α-HBCD胁迫反应更为敏感;组蛋白H2AX的磷酸化(γ-H2AX)水平呈现出不同的变化趋势,其中,(+)α-HBCD诱导γ-H2AX焦点数量增加最为显著.综上,α-HBCD对映体对玉米生理和基因水平均产生了选择性损伤作用,(+)α-HBCD的损伤作用强于(-)和(rac)α-HBCD.本研究可为综合评价手性HBCD的环境行为和生态风险提供重要信息.     

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门槛效应及其区域差异

为了深入探究我国环境规制的政策效应及其区域差异,采用我国30个省区2004—2014年的面板数据（不含港澳台及西藏自治区数据,下同）,分别以能源强度、产业结构和FDI（外商直接投资）作为门槛变量,以环境规制为核心解释变量,利用面板门槛模型分析我国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门槛效应及其在东部、中部和西部存在的区域差异.结果表明:由于能源强度、产业结构、FDI这3个门槛变量的作用,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影响体现出非线性特征,且环境规制的政策效应在东部、中部和西部3个区域内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东部地区的环境规制在3个门槛变量的中低门槛区间均不能促进碳减排,处于高门槛区间时,能源强度会促进碳排放,而产业结构和FDI这两个门槛变量则对碳排放有抑制作用,其中能源强度跨过第2个门槛值（1.111 8）后仍表现出对碳排放的促进作用,产业结构（0.566 1）和FDI（1 159.40×108元）分别跨过第2个门槛值后,对碳排放表现出抑制作用;中部地区在能源强度的影响下,环境规制对碳排放一直为抑制作用,在产业结构和FDI的影响下则一直是促进作用;西部地区的能源强度与碳排放呈倒“U”型关系,两个门槛值分别为1.200 8与2.153 3,以产业结构和FDI为门槛变量时,环境规制均未能发挥碳减排作用,一直体现为促进作用.因此,政府在实施环境规制政策时不能采取一刀切的措施,要根据东部、中部和西部的不同情况针对性地实施相应的环境规制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