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金融危机时代的环保应对

正2008年,金融海啸席卷全球,在对各国经济造成严重影响的同时,也为环保这一课题提出了新的要求。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五年来我国积极探索环保新道路,出台了一系列相关措施并强化落实,从量和质两方面提升环境质量,推动我国的环境保护工作取得新成效。     

新《环境保护法》:史上最严但实施最难

1989年的《环境保护法》已被修订并即将付诸实施。此次修订,因其创新范围广、变革力度大、措施严厉而被称为"史上最严环保法"。其严厉性主要体现在监管措施系统、监管手段强硬、行政处罚严厉、监督全面有力等方面。按照逻辑,越严格的法律实施起来难度越大,阻力也越大。环境法之所以实施难,既有其自身之不足,亦有诸多外部阻力。自身不足主要包括效力等级仍然不够、管理体制依旧不畅、生态管理依然弱化、环境权认可尚存障碍、处罚权未能完全下放等。外部阻力则主要表现在机构设置不科学、环保执法易干预、引咎辞职难实现、强制措施有难度、公众参与难保障等方面。因此,唯有加强立法创新,规范党委职权,强化公民参与,理顺监管职权,才能促进新《环境保护法》的有效实施。     

新型城镇化质量与协调性研究——以“新丝绸之路”经济带为例

在充分理解新型城镇化内涵的基础上,从人口、土地、经济、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生态环境城镇化6个方面建立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对"新丝绸之路"经济带铁路沿线城市的新型城镇化质量进行测算。结果显示:1"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城市新型城镇化质量普遍较低,且空间差异较明显;2有1/3的城市处于中等城镇化水平;3通过计算得到的系统内部协调性也同样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因此,在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应注重统筹协调,全面发展,努力提高各城市新型城镇化的质量和协调性。     

新公共管理对中国自然保护区管理的借鉴:以加拿大国家公园改革为例

1994年,加拿大政府开始减少对国家公园的拨款,加拿大公园局相应进行一系列改革适应这一变化。表面看来,改革后的加拿大国家公园与中国自然保护区类似,其开支都由政府拨款和自身盈利共同承担。论文运用新公共管理理论和极域管理工具分析加拿大公园局改革背景、过程和效果后指出:两国保护区管理存在本质上的差异,加拿大是在行政管理成熟发展后引入市场机制以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并通过一系列措施加强原有行政管理优势;而中国目前还没有在保护区管理中形成有效的行政管理体制,并缺少有效的法制体系和统一的行政机构规范保护区自我盈利行为,因此,必须十分谨慎地运用市场机制,以避免行政管理和市场管理两方面缺点结合,最终导致自然资源的破坏。     

新常态背景下关于耕地后备资源开发利用思考

开发利用耕地后备资源可补充耕地资源,保证耕地总量保持动态平衡。在耕地后备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需坚持生态安全这一原则,如此可有效增加耕地面积、提升耕地质量。本文分析了我国耕地后备资源调查数据,研究了我国耕地后备资源特点,探究了我国耕地后备资源开发利用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新常态下耕地后备资源开发利用建议。     

加拿大新物质管理法规政策研究

本文从加拿大新物质管理的法规框架与管理机构、物质名录、申报要求、物质评审和风险管控五个方面入手,系统介绍了加拿大新物质管理的制度设计与评估流程等主要内容。加拿大环境与气候变化部(Environment and Climate Change Canada)负责新物质法规合规情况的监管,拥有实质的监管手段和能力,得以完善新物质管理体系和法规的实施效果,形成有效的化学品闭环管理模式。我国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工作起步较晚,同发达国家管理水平差距较大,通过研究加拿大新物质的制度体系和法规,对于完善我国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有积极意义。     

新苏南模式中应对环境问题的路径选择

苏南模式固有的弊端所导致的＂村村点火、乡乡冒烟＂的经济格局导致了严重的环境问题。随着新苏南模式的诞生,环境问题有所改善,但仍然存在着固有的路径依赖。通过对原因的分析,可以发现,政府、企业与公众的共同参与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具体而言：一是转换政府角色,引入市场机制;二是公众主动参与,发展第三组织;三是企业积极参与,发展生态产业。     

PM2.5指标列入国家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月29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同意发布新修订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部署加强大气污染综合防治重点工作。     

试论环境保护新道路的基本属性-从环境哲学角度看环境保护的新道路

一部环境保护发展史就是一部经济发展史。中国环境保护的主要矛盾是环境与经济的矛盾,经济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事物的性质。作者探索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环境保护的新道路,决不主张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以末端治理为主的治污模式,是先污染后治理的铺路石,违背市场经济规律。新道路必然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必然反映国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时代要求,必然同时遵循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发挥主观能动作用,注重从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入手,即从经济发展入手,激发决策层和市场主体保护环境的内生动因,在科学发展中解决国家的环境问题,推动环境保护的历史性转变,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环境保护道路。探索的主要方法是：预防为主,统筹兼顾,合作共赢。     

基于WRF-Chem和EMI指数的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沈阳市大气污染物浓度变化原因分析

利用2015—2020年沈阳市空气质量监测数据、地面气象观测资料、环境气象评估指数（EMI）产品、NCEP再分析资料及WRF-Chem数值模式,分析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沈阳市主要大气污染物和气象要素的变化情况,研究空气质量对污染物减排和气象要素变化的响应.结果表明：疫情防控导致沈阳市PM_2.5、PM₁₀和NO₂质量浓度下降,但O₃质量浓度小幅增加;PM_2.5和NO₂对人为减排的响应更敏感;防控期内沈阳市气象条件有利于污染物的清除,气象条件使PM_2.5质量浓度下降16.37%,防控减排措施导致PM_2.5质量浓度下降22.96%;在疫情防控的背景下,不利的气象条件和污染物排放的突然增加共同造成重污染天气发生,其中不利气象条件的贡献大于排放增加的贡献;减排措施对防控期间重污染天气过程污染物峰值浓度有明显的削弱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