滨海新区新农村示范镇建设中的生态影响及保护——以葛沽示范镇为例

论述了滨海新区葛沽新农村示范镇建设的重点,预测、分析其在建设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对农业生产、生态损益、水土流失等生态环境影响问题,并提出预防、减缓、补偿等控制对策。     

影响富营养化水体沉水植物修复的生态因子探讨

日益严重的水体富营养化现象,不仅降低了它的使用功能,也使水生态系统日趋退化,从而制约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利用组建或重建沉水植物技术净化水质或进行水体生态修复是一种有效的生态工程措施。本文综述了光照、pH、营养盐、重金属、悬浮颗粒物及着生藻类等生态因子对沉水植物修复的影响和修复时应注意的问题。     

环境规制视域下的产业结构优化及其生态效应述评

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和受关注度日益凸显。在经济新常态下,环境规制作为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重要手段,逐步成为相关领域的研究热点。从环境规制的概念、类型和度量,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调整优化的交互关系、传导路径和生态效应等角度对相关文献进行总结分析。针对现有研究需进一步优化之处,提出立足地方经济发展阶段和行业污染特征制定针对性环境规制政策,建立科学、客观、统一、可操作的产业结构优化测算方法,开展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优化动态协调研究等相关建议。     

非点源污染模型中土壤侵蚀因子研究进展

非点源污染模型是进行非点源污染模拟研究的重要手段,而土壤侵蚀模型是非点源污染模型的基础,土壤侵蚀因子的研究是土壤侵蚀模型的重要基础。本文对国内外主要土壤侵蚀因子研究的成果进行了概述,并指出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土壤侵蚀因子的研究仍是土壤侵蚀模型研究的重要工作。     

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与环境风险评价的关系探讨

本文从报告内容、编制依据、评价对象、开展时序、工作流程、关注重点等方面梳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与环境风险评价之间的关系,得出两者之间存在高度相似又明显不同的特性,以此借鉴环境影响评价制度实施的经验,针对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程序和内容的完善提出建议。     

甘肃省生态脆弱性与经济综合水平耦合协调度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

为探究我国西北地区生态脆弱程度与经济综合水平之间的关系,以甘肃省为例,通过驱动力—压力—状态—影响—响应（DPSIR）模型构建生态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从社会、经济2个方面构建经济综合水平评价指标体系,探讨甘肃省生态脆弱性与经济综合水平的耦合协调度差异类型空间分布,并探究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甘肃省生态脆弱性中度脆弱及以上的县区面积占比为78.8%,生态系统整体较为脆弱;甘肃省经济综合水平处于中等及以下的县区面积占比为41.1%,整体经济综合水平较低。2）甘肃省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程度较差,仅有9.2%的县区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面积占比为4.4%,而经济与生态环境失调发展的县区比例为48.3%,面积占比高达73.9%。甘肃省生态脆弱性与经济综合水平耦合协调度差异类型具有显著的空间分布特征,其中,失调环境滞后型集聚性最强,集中于气候干燥、水土流失严重的甘肃省北部。3）人口增长压力、自然环境限制以及居民生活水平落后是甘肃省生态环境与经济协调发展的重大阻碍。基于此,甘肃省未来应坚持可持续协调发展理念,加大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力度,因地制宜发展绿色经济。

     

京津冀地区综合减灾示范社区的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为厘清京津冀地区综合减灾示范社区空间格局,优化地区防灾和减灾资源基础设施建设,以京津冀地区1 275个综合减灾示范社区为研究对象,运用空间分析和计量方法,对京津冀地区综合减灾示范社区的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京津冀地区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呈集聚型分布,空间分布极不均衡,差异较大,从市域尺度看,主要集中在北京市、天津市和石家庄市;从地理区域来看,主要分布在京津地区、冀中地区等区域;核密度分析显示京津冀地区综合减灾示范社区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在空间分布上有3个高密度地区,其中以北京市中心城区一带最为明显;综合减灾示范社区空间分布的全局莫兰指数表明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地理探测器分析表明,京津冀地区综合减灾示范社区空间格局主要受到经济因素和人口因素影响,受政策因素和灾害风险因素影响较小。     

湖南全要素能源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在湖南2005-2012年地市级面板数据的基础上,使用基于DEA的全要素能源效率测度模型,测算各地市(州)的全要素能源效率水平,并分析了影响湖南全要素能源效率的主要因素。测算结果表明:2005-2012年间,湖南全要素能源效率呈上升趋势,但各地市(州)之间存在较大差异。能源效率影响因素分析结果显示:产业结构、对外开放和技术进步等变量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信息化程度和城镇化水平具有正向影响。因此,湖南应通过优化产业结构、提升招商引资质量、强化高新技术产业内涵,及不断推进信息化和城镇化建设等措施来提高全要素能源效率。     

耕地集约利用影响因素的协整分析

耕地利用的集约度实质上是农户在其所面临的各种经济和制度环境约束条件下,所采取的不同耕种行为的直接结果和体现.本文试借助分析影响农户耕种行为的相关因素来探讨其对耕地集约利用的影响.利用Eviews 6.0统计软件,综合应用协整理论和误差修正模型,以湖北省为例,剖析耕地集约利用与其影响因素的长期均衡关系和短期波动效应.研究表明:在长期,户均农业劳动力人数、农业比较收入和耕地的产权保障对耕地利用的集约度存在正向影响,其增加1个百分点,将导致耕地利用的集约度分别提高0.166、0.430和0.035个百分点;农民家庭人均农业生产支出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对耕地利用的集约度存在负向影响,其增加1个百分点,将导致耕地利用的集约度分别下降0.004和0.008个百分点.而在短期,各影响因素对耕地利用集约度的作用方向相同而作用力大小不同.户均农业劳动力人数和农业比较收入对耕地集约利用的作用程度在短期与在长期是相似的;但耕地的产权保障和农业生产成本的变化对耕地集约利用的影响却更多体现在长期.因此,立足于稳定产权和降低农业生产成本的农业政策导向更有利于在长期保护耕地,提高耕地资源的配置和利用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