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观规制视角下的节能减排长效机制

节能减排,指的是节约能源资源、减少污染物排放、保护环境的观念和行动。鉴于能源的公共性和环境问题的负外部性,高能耗、高污染依靠市场机制难以自行解决,因此节能减排便成为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     

风景区中影视拍摄的环境规制研究

影视剧组在风景区的拍摄活动,往往造成风景区的环境破坏。文章首先对风景区中影视拍摄所造成的破坏类型进行分析,然后从相关责任主体方面探讨造成该问题的原因,最后根据环境规制发展的趋势,提出风景区中影视拍摄的规制对策：政府部门的强制性规制和影视剧组的自愿性规制两者相结合。     

环保区域限批政策的有效利用和规制

自2007年1月环保区域限批政策正式启动至今,环保区域限批政策对推进地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调统一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区域限批政策在实践中存在一些缺陷,有待完善和改进。     

新《环境保护法》执法制度的理论检视

我国环境执法监督体制的弱化,从理论根源上讲,源于公共利益规制理论的人性预设理论基础。而以委托-代理关系重构社会公众与各级环境执法部门之间的关系,则可以突破这一主体预设的局限,最大限度地避免这一局限所带来的激励不足和监督乏力等问题,是我国今后建构环保执法制度的应然趋势。     

安全生产规制总体效果模糊评估模型的构建

为了解当前安全生产规制政策的总体效果与强度,弄清安全生产规制政策的改进方向,完善安全生产监管体制,提高监管的有效性,有必要对安全生产规制效果进行分析和评价。在总结分析安全生产规制效果影响因素的基础上,建立多因素、多层次的安全生产规制总体效果评估指标体系,主要由安全生产规制体制、安全生产规制的内容及方式、规制政策的可靠实施、被规制者特征等4个一级指标及所属14个二级指标构成。借助层次分析法(AHP)和模糊数学方法,构建安全生产规制总体效果模糊定量评估模型。利用该模型试算中国1991—2001年间安全生产规制总体效果,计算结果与实际情况基本相符。但该模型是不完美的,其不能搞清楚各因素变量与规制效果之间存在的具体相关关系。     

双重环境规制、创新开放度与制造企业创新投入

如何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实现有效的环境保护成为企业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以2011—2017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双重环境规制、开放广度、开放深度与企业创新投入之间的作用关系。研究发现:政府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投入具有显著正向作用,有利于企业响应政府规制加大创新投入力度;公众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不显著,企业倾向采用公关方式应对公众规制需求;开放广度越大,政府与公众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投入的正向影响越强;开放深度不会改变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本研究为企业有效整合内外部资源开发节能减排技术,响应对政府和公众双重环境规制的要求提供了一定理论支持和决策参考。     

我国环境规制强度测度及其对就业规模的影响——基于省际动态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建立模型具体测算了我国30个省(区、市)自2003年至2016年的环境规制强度指标,发现全国环境规制强度整体呈上升趋势,其中东部省份强度最大,中部地区的环境规制强度低于东部而略高于西部地区。进一步构建动态面板计量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环境规制对就业的影响具有明显的U形特征,即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其对就业起着先抑制后促进的作用。而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以及平均工资水平的提高均能显著促进全样本的就业增长,但对外依存度对各样本而言都明显不利于就业规模的扩张。     

环境规制对区域碳排放时空差异的影响——基于东北三省32个地级市的实证分析

基于2007—2016年东北三省地级市面板数据,结合夜间灯光指数核算地级市碳排放,运用基尼系数、莫兰指数、热点分析等方法,实证分析了不同环境规制对东北三省地级市碳排放的空间效应.结果发现：①区域碳排放总量、人均碳排放量、碳排放强度和单位面积碳排放量呈现正向空间自相关,碳排放的热点区域在相邻地区发生转移,且都有排放中心区域,研究时段内,碳排放在空间上出现不同程度的增长,负增长区域较少.②命令型、经济型和自愿型3种环境规制强度在空间上趋向于更加平衡化的方向发展,存在空间分异性.③自愿型环境规制主要通过直接效应降低碳排放,命令型环境规制主要通过溢出效应降低碳排放,而经济型环境规制则通过总效应对碳排放产生显著正向影响.政府环保部门应促进命令型环境规制的空间溢出效应,通过提高经济型环境规制的有效性刺激技术更新,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实行绿色发展模式,以实现"波特假说"的目标.     

碳排放权交易的激励性法律规制研究

碳排放权交易制度作为我国应对气候变暖的市场化工具,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有效手段。然而,当前我国碳排放权交易法律规制中存在立法效力等级低、监管制度体系不健全、法律规范激励性不强等问题。以国内碳排放权交易立法现状和需求为视角,运用实证研究方法,指出激励性法律规制是解决上述问题,激发碳市场活力,实现碳中和目标的有效路径。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激励性法律规制的完善建议,通过构建碳排放权交易的协同监管模式、完善碳信息披露制度、健全激励性配套措施、实行差异化风险补偿机制等,激发市场主体和监管主体参与碳市场的积极性,实现企业减排行为与政府低碳目标的激励相容。     

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协同规制的立法诠释与意涵表达——以《长江保护法》为述评视角

为解决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治理模式中“权力—权利”主体间存在的结构性冲突,《长江保护法》以专门立法的形式对流域生态环境法律体系进行了统合性建构,创设出“环境公权机关统筹主导+环境私权主体竞相参与”的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协同规制的新模式。该模式的塑造既有对构建我国现代环境治理体系这一顶层设计的积极遵循,也适配于社会性规制力量蓬勃发展的客观趋向,符合“成本—效益分析”视野下流域生态环境治理成本最小化的价值追求。以对长江流域生态环境治理法律秩序的高度统摄为依归,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协同规制模式一方面沿循从“宏观宣示”到“微观赋权”的渐进性立法表达路径,对国家权力统筹主导流域治理的地位进行了立法诠释;另一方面也对社会力量多元参与流域治理的功能配置与职责序构作了妥善且周延的法律安排。在学理上,可从形式、理念与要素三重维度内容出发,对长江流域生态环境协同规制模式的法律意涵予以明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