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thics and biodiversity offsetting

Biodiversity offsetting is an increasingly applied tool aiming to compensate for environmental damage caused by exploitation projects. Critics, however, raise concerns over the purported effectiveness of offsetting and question the ethical underpinnings and implications of offsetting. These ethical dimensions have largely been overlooked in research, which may lead to offsetting systems that fail to respect the values intended to be safeguarded. To address these dimensions, 5 ethical objections in the scientific literature were identified: offsetting violates nature's intrinsic value; losses of nature cannot be compensated for by human interventions; too little is known to make adequate trades; offsetting impedes virtuous dispositions toward nature; and offsetting has negative justice implications. We examined these objections and arguments against them based on the ethical concepts of intrinsic and instrumental values, anthropocentrism, nonanthropocentrism, and deontological, consequentialist, and virtue-ethical paradigms. Both nonanthropocentric and anthropocentric concerns were expressed in deontological, consequential, and virtue-ethical framings. Objections mostly had a deontological or virtue-ethical basis, whereas counterarguments were based on consequential reasoning, but common ground in practice is often conceivable. Based on our findings, we formulated 10 recommendations for policy makers and 5 questions for practitioners to consider. We propose, for example, that policy makers clarify aims, legislate on no-go areas, and govern the use of multipliers. We suggest that practitioners consider, for instance, how to improve case-specific knowledge and promote learning and stakeholder engagement. We hope these recommendations and questions will encourage further discussion of the ethics of biodiversity offsets and ultimately strengthen the respect for biodiversity and human-welfare values at stake in offsetting projects.     

三江平原保护区社区居民对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贡献意愿

为了解社区对维持保护区湿地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贡献意愿,研究选取三江平原5个湿地自然保护区及其社区,依据条件价值评估法设计双边界二分式问卷,进行实地走访调查,从居民社会经济背景等方面探讨影响贡献意愿的因素、居民支付意愿（WTP）和劳动意愿（WTW）的差异。结果表明：1）居民对湿地生态系统服务的劳动意愿（73.57%）高于支付意愿（55.65%）,居民的抗议支付率随WTP和WTW投标值增加呈上升趋势,人均WTP为387.25±7.08元/a,WTW为31.40±0.39 h/月;2）月收入水平较高及对支付金钱有较高接受程度的受访居民,其WTP相对较高;加入环保类协会、对付出劳动的接受程度较高、受教育程度较高及男性的受访居民,则有较高的WTW;3）49.46%的居民愿意同时贡献金钱与劳动,远高于其他贡献意愿类型。建议在保护区的资源保护与管理实践中鼓励社区参与,充分发挥社区居民乐于提供志愿服务时间的贡献意愿。     

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与绿色发展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新时期推动高质量发展和美丽中国建设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本文从新质生产力的科学内涵出发,探究了新质生产力与绿色生产力之间的理论逻辑。新质生产力是一种更先进的生产力质态,体现为劳动者素质提高、劳动资料改进、劳动对象拓展、科学技术进步和管理效能提升,即经济学视角中人造资本、人力资本、生态资源等不同生产要素的配置优化,核心内涵在于人力资本累积和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产出的贡献。新质生产力和绿色生产力都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产力观为根基,“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既指明了“绿色”是新质生产力的必要条件,同时又强调了新质生产力应当促进绿色发展。新质生产力有助于促进经济绿色化和绿色经济化的进一步转变,是绿色发展的驱动力。同时,绿色新质生产力驱动绿色产业与生态产品第四产业蓬勃发展,应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论我国自然保护地公众参与制度的困境与出路

2019年6月《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的颁布,指出自然保护地建设应“探索全民共享机制”,突出了公众参与制度的重要意义.在我国自然保护地建设过程中,公众参与制度虽然得到了较为广泛的关注,但仍面临诸多实践困境.通过分析现阶段自然保护地的立法和实践现状,探析公众参与制度在自然保护地建设中的适用路...     

闽江河口湿地自然保护区及其周边景观动态变化及预测研究

在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的支持下,通过解译2003年和2013年两个时期的遥感影像,获取闽江河口湿地自然保护区及周边区域的土地景观类型转化数据,确定相应的转移概率矩阵,应用马尔科夫模型模拟研究区域土地景观演变情况.并选取合适的景观格局指数,对闽江河口湿地自然保护区及周边区域的景观格局变化和驱动力进行研究和分析.结果表明:2003~2023年间,随着人类活动强度的增加,闽江河口湿地自然保护区内自然斑块减少,人工斑块增多,景观趋于破碎化、复杂化.海岸线侵蚀、城市扩张、政策导向等是闽江河口湿地及周边区域景观格局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     

关中地区表层土壤碳储量问题的研究

土壤碳储量问题是碳循环和全球变化研究的基本问题,关系到全球生态环境的发展、平衡与兴衰。论文利用多目标区域地球化学调查取得的大量数据,用实测方法计算出关中地区表层土壤(0～0.2m)全碳(TC)储量为1.50×108 t,平均储量为4994.16t/km2;其中,有机碳(TOC)储量为0.71×108 t,平均储量为2350.14t/km2。通过对研究区内表层单位土壤碳储量分布规律的研究发现,TOC储量在基岩山地和低山丘陵等植被覆盖较高的地区相对较高。对表层土壤的平均碳储量分别按照土壤类型、土地利用、地貌单元和成土母质类型进行分类统计,结果表明研究区内:粗骨土的平均有机碳和全碳储量均最高,风沙土均最低,黑垆土的平均无机碳(TIC)储量最高,棕壤最低;农用地中,林地的平均TOC和TC储量最高,TIC储量最低;各地貌单元平均TOC储量的大小顺序为:基岩山地﹥低山丘陵﹥平原﹥黄土高原﹥黄土塬;成土母质为山前洪冲积的土壤平均TOC储量最高,渭河冲洪积土壤最低。     

中国自然保护区的保护成本及其区域分布

自然保护区的有效管理需要充分的资金保障。为了探究中国自然保护区的资金需求状况,构建自然保护区保护成本体系,系统估算和分析全国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成本和机会成本。结果显示：（1）以2014年数据估算,全国自然保护区的保护成本为5049亿元,占当年全国GDP的0.78%,远低于环境损害成本和自然保护区生态系统的产品和服务所带来的经济价值,自然保护具有经济的合理性;（2）全国自然保护区管理成本约为85.91亿元,意味着为了达到最基本的管理标准,每年所需的管理资金量,但实际的总体投入远低于管理资金需求,保护区的总体资金缺口较大,且资金配置不均衡,地方级保护区需加强经费保障;（3）管理成本呈现明显的地域差异,西部和东北地区的保护区生态价值高、管理资金需求较大,而经济相对落后,地方财政压力较大,中央财政应适当倾斜;（4）全国自然保护区每年的机会成本达到4963亿元,反映出保护区建设带给地方的巨大经济压力,但目前中国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缺口较大,政府亟需完善面向自然保护区的生态补偿机制。     

我国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的构建方法与实施途径研究

基于国家主体功能区划的自然保护区被界定为禁止开发区域,必然要对其进行科学有效地实施生态补偿。本文阐明对我国自然保护区实施生态补偿的必要性,分析生态补偿机制的构建路径,探讨生态补偿标准的确定方法,对生态补偿的方式类型及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的实施途径进行深入研究。生态补偿机制的构建路径涉及补偿主体与对象、补偿标准与尺度、补偿方式与途径以及法律保障等内容。生态补偿标准的确定是生态补偿机制建设中的重点与难点问题,需要依据生态保护者的直接投入与损失以及机会成本、生态破坏的恢复成本、生态受益者的获利、生态系统服务的价值等进行核算。其确定方法包括直接成本法、机会成本法、意愿调查法、市场法、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价值法等。生态补偿的方式和途径是实施生态补偿机制的核心与关键,主要涉及政府与市场两种基本途径。对自然保护区这样的生态保护的重点功能区域,应该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中央与省级财政应加大纵向转移支付力度。同时,应积极引入市场机制,作为生态补偿机制建设的有益补充。     

生态保护地协同管控成效评估

分区分类管理是我国生态保护的重要管控制度,生态保护地是事关国家生态安全的关键区域,开展生态保护地保护成效评估及不同类型生态保护地之间的协同管控成效评估具有重要意义。以吉林省自然保护地和重点生态功能区等生态保护地（即禁止开发区和限制开发区）为研究对象,以重要生态空间、植被生态、水源涵养功能为主要内容,基于“禁止开发区—限制开发区—省域”的管控梯度差异,评估分析了生态保护地的协同管控成效。结果表明：（1）从重要生态空间协同管控成效来看,自然保护地的重要生态空间面积比例最高、人类活动干扰指数最低,这与生态保护管控严格程度呈现很好地正相关。但是1980—2015年间重要生态空间面积比例均有所减少,减少幅度与管控严格程度没有表现出正相关。（2）从植被生态协同管控成效来看,植被覆盖总体呈现出自东向西逐步降低的特点,与东部分布有重点生态功能区和森林类自然保护区、西部分布较多的湿地类自然保护地的空间特征一致。但是,由于湿地及水域类型自然保护地面积占比较高,且分布在吉林西部草原和平原区的面积比例较高,自然保护地的年际变化较大、且植被覆盖稳定度低于重点生态功能区。（3）从水源涵养功能协同管控成效来看,水源涵养能力呈现出东部和西部高、中部低的特点,与这两个区域主要分布有森林、草地和湿地等重要生态空间密切相关,也与分布着大面积的重点生态功能区和各类自然保护地密切相关。自然保护区的水源涵养能力最高,且年际变化最小、稳定性最高。     

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研究与实践进展

建立自然保护区是进行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服务功能恢复的最重要措施之一,而生态补偿机制在自然保护区建设中的作用是目前需要关注的问题.笔者在大量文献调研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生态补偿的概念发展、理论基础和国内外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的研究与实践.结果表明: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是通过政府主导和市场作用共同实现的;不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公共支付手段都是主要的支付手段;通过生态补偿促进社区参与是实施保护区有效管理的重要途径.最后讨论了我国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的原则、方式、标准和措施等问题,为进一步开展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研究和建立补偿机制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