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色多金属矿山砷污染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及其治理分析

砷是一种易使人致癌和对动、植物生长有较大危害的有毒微量元素。我国的砷矿资源主要以伴生砷矿赋存于有色多金属矿床中,含砷有色多金属矿床的采、选、冶加工等,是砷污染的最主要来源,含砷废石尾矿的大量堆积被氧化和淋滤溶解,砷对矿区下游水体、农田和生态环境都造成不同程度的污染危害。针对砷的污染危害,从废水治理、土壤生态治理、生物修复及综合利用等方面提出了治理砷污染的对策。     

香溪河流域人类活动净磷输入量及其影响因素

为了阐明三峡库区第一大支流香溪河流域人类活动对磷输入的影响程度,收集流域所涉及的2001~2019年的乡镇统计数据,运用改进的人类活动净磷输入（NAPI）模型,分析了该流域NAPI的发展趋势.结果表明：在时间尺度上,香溪河流域2001~2019年的NAPI整体呈下降趋势;在空间尺度上,NAPI呈现东北部高于西南部的趋势,影响香溪河流域NAPI的主要乡镇为黄粮镇、峡口镇和昭君镇,占香溪河流域NAPI的63.8%;河流磷输出占NAPI的百分比为10.7%~79.5%;从NAPI结构上看,影响香溪河流域NAPI主要的影响因素为磷肥施入量,占香溪河流域NAPI的46%~68%,次要影响因素为食物磷和磷化工及磷矿开采导致磷素释放量,分别占香溪河流域NAPI的14%~32%和16%~24%;从NAPI影响因素上看,NAPI与人口密度和耕地面积占比均呈极显著正相关（P<0.001）,而在小流域研究尺度上,NAPI与河流磷输出的相关性不显著（P>0.05）,不具有直接的响应关系.因此,香溪河流域磷素管理应优先考虑重点区域（黄粮镇、峡口镇和昭君镇）,控制化肥施用量,并提高工厂污染物排放标准.     

基于水土保持下的纸坊沟流域农业产业-资源系统耦合效应评价

农业产业-资源系统耦合不仅表现为两子系统之间耦合协调作用的程度,而且表现为这种协调作用下系统的耦合效率。以黄土丘陵区典型流域纸坊沟流域为例,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与DEA方法,揭示农业产业-资源系统耦合效应:一系列水土保持政策和措施显著改善了区域农业资源环境条件、促进了农业产业的发展,并提高了二者的耦合协调度,然而在此协调趋势下,资源环境条件向产业效益转化的效率却只在很小幅度的波动中变化,水土保持在提高系统的耦合效率方面作用甚微。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在林草地资源大量闲置和利用不充分的状况下,农业产业结构与资源结构尚存在较大偏差,系统的这种结构性矛盾影响了其耦合效率,系统演变过程中潜伏了较大危机。为此,需要保证现有林草资源得以充分利用、林果业和畜牧业得以有序发展的经济、政策环境,并在此基础上优化系统的资源与产业结构,转变资源利用和产业发展方式。     

太湖流域水生态功能区土地利用变化的景观生态风险效应

以太湖流域及其一级水生态功能区为研究对象,以Landsat遥感影像解译获得的2005年和2008年土地利用分类图等为基础数据,基于土地利用类型比例变化、转移矩阵、GIS叠加分析、土地利用综合转换速率、景观生态风险指数和土地利用变化的景观生态风险效应系数等分析方法,综合分析了太湖流域及其不同一级水生态功能区的土地利用与景观格局及其变化特征,在计算相关中间参数的基础上,从景观尺度计算得到了太湖流域及其不同一级水生态功能区景观生态风险值,并在此基础上对太湖流域及其不同一级水生态功能区景观生态风险差异特征进行了比较分析,进而分析了各区景观生态风险与土地利用变化之间的效应关系,从而为流域不同水生态功能区差异化水生态保护决策提供依据。     

基于碳汇的县南沟流域退耕林地补偿标准研究

补偿标准是退耕还林生态补偿的核心与难点,为探讨黄土高原退耕林地合适的补偿标准,论文基于清洁发展机制的国际背景,通过理论分析、实地测量与室内实验,把碳汇价值与退耕农户的机会成本相结合,构建了禁伐政策下退耕林地补偿标准的动态模型;并选取黄土高原退耕的代表流域——县南沟进行实证分析,依据退耕刺槐（Robinia pseudoacacia）林特性确定退耕的一个补偿周期为37 a,退耕地补偿过程与补偿标准分为两个阶段：退耕1~17 a,通过机会成本的计算,补偿的可执行标准为1 997.26元/(hm²·a);退耕18~37 a,通过碳汇模型进行测算,补偿的可执行标准为3 692.35元/(hm²·a)。人工刺槐纯林在补偿周期之后会逐渐出现灌木层和衰败现象,因此,这一补偿期结束后,应根据林地生态群落的变化再行核算并完善其补偿标准。将碳汇价值纳入补偿体系,能促使农民为提高碳汇产量自觉增强林地管护,巩固退耕成果。     

Environmental Co-governance,Legitimacy, and the Quest for Compliance: When and Why Is Stakeholder Participation Desirable?

Deliberative forms of stakeholder participation have been widely embraced as a key measure for addressing legitimacy deficits and non-compliance i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However, the great significance of such collaborative structures for state-stakeholder interaction is much too often accepted uncritically as an established truth in the environmental policy discourse. Building on examples from the literature on fisheries co-governance, this article constructs a conceptual and normative framework for interpreting and assessing such views about co-governance, legitimacy and compliance. Analysing central claims in this discourse in relation to different concepts and standards of legitimacy helps us identify and distinguish many powerful reasons to welcome co-governance. However, the article defends the need to do so cautiously and reflectively. It is conceptually misleading to suggest that more intense forms of co-governance will generally improve the overall level of social legitimacy and, thereby, compliance rates among stakeholders. Furthermore, it is argued that the democratic value of co-governance is not fundamental. The democratic desirability of such arrangements should be primarily assessed on instrumental-pragmatic grounds, focusing on their capacity to serve the wider ideals of equal citizenship and public reason.     

新型城镇化发展下的生态环境管治策略探析

与传统城镇化相比,新型城镇化具有"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文化传承"的特点。在生态文明、新型城镇化建设全面推进的背景下,如何解决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的城市生态环境问题,优化空间布局,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成为亟需解决的重大问题。本文基于城乡耦合系统理论,提出通过城镇规模和空间优化、功能完善提升生态环境管治。针对我国城镇化发展现状,本文认为新型城镇体系下的生态环境管治应基于城镇的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努力夯实生态环境的基础性地位,充分发挥生态环境约束的先导作用,并通过实施有效的城镇生态环境功能分区管治策略、提升生态环境空间管治效率、构建政企民共同参与的新型城镇生态环境治理体系等措施来提升生态环境管治能力。     

全球环境治理的制度困境与行动转向

在环境治理的问题上,20世纪人类社会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对契约、技术与制度的崇尚,反映了近代以来社会治理中的价值中立与道德祛魅精神。然而,随着环境危机事件的频发,特别是在环境以及生态问题构成了风险社会的一个重要维度的情况下,依靠契约、制度、技术的环境治理方案陷入低效甚至失灵的境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开拓了环境治理的新思路,让我们看到构建人与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环境合作治理模式建立的希望。环境合作治理是一种可以将所有力量整合到合作行动体系中的治理模式,能够有效应对日趋恶化的环境问题,并将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建立在环境友好的基础上。只有当环境治理采用了合作模式,才能在环境的维度上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性。     

问策老庄——生态治理的道家智慧

老庄道家思想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智慧,前人的研究为其在生态治理中"致大用"提供了现实举证与理论观点。老庄思想中辩证的"反向性"有助于生态危机面前人类的自我反省,其"道"的"本根性"有助于引领生态治理走向最佳路径。当前生态治理存在主体松散化、客体碎片化、政府治理单边化、生态公正边缘化、生态修复人工化的困局。老庄道家思想为我们提供了具有针对性的行为准则。生态治理主体应具有"以天下观天下"的大智慧、大胸襟,生态问题防御要以"正反相随、祸福相依"的观念总揽根源,政府要善用"无为"来调动生态环境的社会共治,生态公正需要树立"以小为大"的价值观,生态修复需要树立"辅万物之自然"的生存理念。     

典型发达国家适应气候变化资金机制及对中国的启示

气候变化是全人类面临的严峻挑战,我国受到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更为显著,加快采取雄心勃勃的适应气候变化行动显得尤为重要,但资金机制一直是我国适应进程中的主要障碍,亟须借鉴国际经验构建完善适应气候变化的资金机制。基于此,本文首先简要分析国际适应气候变化资金机制的基本情况,然后选取适应进程较为完善的美、英、德、日等典型发达国家,分别从适应政策体系、国内适应资金和国际援助资金等三个方面梳理总结各国适应气候变化资金机制,最后分析我国适应气候变化资金机制及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对我国适应气候变化资金机制的启示。研究发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气候变化国际谈判进程是各国推进适应气候变化资金机制的主要动因,发达国家重视适应政策的法制化,但政策力度和运行模式有所不同,公共部门是各国适应资金的主要来源,私人资金潜力尚待挖掘,国际气候援助注重减缓与适应并重,但援助力度有待加强。未来我国应从完善适应气候变化顶层设计、建立适应气候变化资金保障机制、提高适应气候援助力度、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等方面完善我国适应气候变化资金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