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部地区资源型城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动态耦合关系

通过构建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模型,利用中部地区37个资源型城市2005—2014年城市化系统和生态环境系统的30个指标数据,对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关系动态变化进行测度,并比较分析不同类型资源型城市城市化水平、生态环境水平及其二者耦合协调度的变化。结果表明:(1)2005以来人口城市化对资源型地区城市化综合水平的影响力减弱,社会城市化的影响力逐渐加大并趋于比较重要的地位。尽管资源条件对资源型城市的生态环境综合水平影响最大,但生态环境治理水平对资源型地区生态环境综合水平的影响力正变得日益重要。(2)各城市间城市化综合水平差异较大,而生态环境综合水平差异较小。自2005年以来城市化发展综合水平的城际差异无较大改变,但生态环境发展水平的城际差异正变得日趋缩小。位于山西省的资源型城市城市化综合水平和生态环境综合水平的变动较之其他省份更为显著。(3)中部地区资源型城市的协调类型处于勉强协调、初级协调和中级协调,并以初级协调型为主。2005以来中部地区多数资源型城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关系保持不变,关系恶化的资源型城市主要分布在安徽、江西和湖南,关系更为协调的资源型城市主要位于山西。(4)不同类型资源型城市的城市化综合水平差异显著,而生态环境综合水平差异并不明显。再生型和衰退型城市的耦合协调度水平较高,成熟型城市的耦合协调度较低。(5)城市化滞后仍是资源型城市城市化与生态环境关系不协调发展的主要原因。     

Constructing the sustainable city: examining the role of sustainability in the ‘smart city’ discourse

The idea of the ‘smart city’ is increasingly central to debates on urban development and sustainability, and a host of cities are now pursuing ‘smartness’ as a way to improve energy efficiency, transport, and public services. However, existing research does not provide a clear picture of how this smart city agenda actually contributes to sustainability. The social science literature has been critical toward urban smartness, with most of the empirical research focusing on the politics of data-driven and entrepreneurial urbanism. This article seeks to contribute to this debate by empirically examining the role that sustainability plays in the smart city discourse. Its distinctive approach is to investigate how urban smartness and sustainability are framed by an authoritative institution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n to trace these framings down to a particular city (Stavanger, Norway). The data show that the smartness approach is strongly tied to innovation, technology, and economic entrepreneurialism, and sustainability does not appear to be a very important motivating driver. Nevertheless, the ‘sustainability component’ of the smart city agenda becomes clearer the closer we come to the city level.     

城市大气环境治理成本核算及其总量、结构分析——以西安市为例

基于单位成本分析模型对2000—2009年西安市大气环境治理的价值量进行了系统核算,并从总量与结构两方面对核算结果进行了深入和全面的分析。结果表明,从西安市历年大气环境的实际治理成本(除2002、2006、2009年)来看,该市在大气环境治理方面的投资基本上逐年增加,但是增加幅度较小,而大气环境虚拟治理成本在一般年份(除2002、2006、2009年)总体上呈现先增加后减小的变化趋势。可见,西安市为改变环境污染状况,不断增加大气环境治理方面的投资,但在初期治理资金缺口仍在增加,而随着投资的持续增加,许多大气环境治理设施的建立与作用的发挥,大气环境污染状况逐渐减轻,治理资金缺口开始变小;在核算年份中,西安市工业大气环境污染治理的重点主要放在了烟尘方面,城镇生活SO2虚拟治理成本在生活废气总虚拟治理成本中所占比例最高。最后,针对发现问题,对该市今后大气环境治理工作的方向和措施给出了建议。     

广州市建筑垃圾资源化的必要性分析

摘要：随着广州市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城市建筑垃圾的排出量也在快速增长,如何应对和处理建筑垃圾所带来的“垃圾围城”困境,已经成为人们不得不面对的重要问题,推进建筑垃圾资源化是开展建筑垃圾综合治理的有效途径。论述了建筑垃圾资源化再生利用的必要性、紧迫性,指出了广州市建筑垃圾资源化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为推进广州市建筑垃圾综合处理实践提供了参考。     

低碳城市理念下的郑州市绿地系统优化研究

低碳城市是一种实现低碳经济、进行低碳生产与消费、形成低碳生活、建设良性与可持续发展的能源生态体系的城市模式。通过调控城市绿地系统、优化城市开放空间,有利于低碳城市理念下的生态城市建设,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首先对低碳城市建设与城市绿地系统优化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其次对郑州城市绿地系统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探讨,借助AreGIS9．3软件分析了郑州市绿地服务区的影响范围;最后基于城市绿地系统优化原则提出四方面的优化建议——注重城市的生态设计;优化绿地系统的空间布局;实现“点”、“线”、“面”的有机结合;实施适度的绿地容量限制;发展立体绿化与推广绿色建筑材料的使用。     

知识管理导向的煤炭城市技术创新路径创造

技术创新是煤炭城市协调发展的重要支撑和根本保证,现有的煤炭城市技术创新存在着历史遗留及因其特性产生的固有障碍因素。知识管理是通过对知识资源的有效管理和利用,创造新价值和增强竞争优势的持续管理创新活动,它是破解煤炭城市技术创新路径闭锁的有力工具。     

我国副省级城市第三产业发展研究——以哈尔滨为例

第三产业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重要标准,综合评价第三产业,有助于正确认识我国各地区第三产业的发展水平。以我国15个副省级城市为研究对象,构建第三产业综合发展水平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通过比较分析得出哈尔滨市第三产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城市社会体育志愿者组织建设的实践性研究——以秦皇岛市社会体育志愿者组织为例

应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实证研究法,探讨了城市社会体育志愿者组织建设的方法策略,即以高校社会体育专业成立志愿者分队为基点,依托当地已有的志愿者组织平台,融合吸纳更多的社会体育志愿者加入社会体育志愿者大队。通过社会体育志愿者分队的组建及服务项目的实施,为政府落实《建立全民健身志愿服务长效化机制工作方案》提供参考意见,同时也为提高社会体育专业学生的专业能力和人文素养搭建平台。     

山地城市暴雨径流污染特性及控制对策

为了解山城重庆的暴雨径流污染特性,充实国内仍然薄弱的基础资料,对4种用地类型的4场暴雨进行了监测,测试指标包括TSS、COD、TP、TN和NH3-N。结果表明,对于坡度2.5%的交通干道和坡度30%的校园人行道,从污染物浓度降幅的角度考虑初期径流的控制量应分别为2～3 mm和1.8 mm。随降雨时间的延长,路面污染物浓度迅速降低,坡度越大,降低速率越快。对于平均浓度,校园屋顶和草坪的各污染物浓度均达到地表水环境质量Ⅴ类标准(总氮和氨氮除外)。交通干道和校园人行道的总磷平均浓度也满足地表水环境质量Ⅴ类标准,但2种下垫面的COD、TN和氨氮平均浓度分别超出地表水环境质量Ⅴ类标准的2～8倍、1.9～3.1倍和1.9～4.3倍。对于交通干道,场次降雨径流的总氮、总磷和氨氮平均浓度与初期浓度的比值和污染物浓度20 min降幅接近(分别为0.5～0.53和50%～55%)接近,而COD和TSS平均浓度与初期浓度的比值和污染物浓度20 min降幅相近(分别为0.35～0.37和78%～84%)。对于校园人行道,污染物浓度20 min降幅均达到90%以上(90%～96%),场次降雨径流的总氮、总磷、氨氮、COD和TSS的平均浓度与初期浓度的比值接近(0.3～0.4)。研究结果为山地城市暴雨径流的污染控制提供了参考。     

中国城市温室气体清单研究

介绍城市温室气体排放特征和国际城市温室气体清单研究进展,研究了全球城市化和城市CO2排放的强正相关性,以及中国城市清单方法研究起步较早但发展缓慢的特点。分析了城市温室气体清单相对国家清单的特征,即城市清单编制往往采用消费模式,区别于国家清单的生产模式;国际城市清单中往往包括了由于外调电和供暖产生的CO2排放,同时城市温室气体清单编制灵活性和针对性更强。针对我国城市温室气体清单研究的不足,提出了我国城市温室气体清单方法,强调中国城市采用尺度1+尺度2的范围,暂不考虑尺度3的范围,即生产+消费的混合模式,并且在城市市域温室气体排放研究的基础上,加强狭义城市温室气体排放水平的研究。选择北京市和纽约市,对比分析了两个城市CO2排放特征,结果显示,在确定的清单体系下,北京市和纽约市具有较好的可比性。纽约市的总排放量(尺度1+尺度2)略低于北京市排放量,人均排放量略高于北京市。